企业社会责任的软法治理路径探析

软法治理是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手段。软法不具备强制性的约束力,参与制定与实施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因此软法在推动企业的自律、增加管理的执行力,最终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方面,较之硬法更具优势。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软法治理虽然不断改善,但仍在规范体系、惩罚力度和监督机制方面存在问题。本文从建构软法规范体系、软法治理与硬法规制的相互结合以及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等方面,提出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软法治理路径。     

行刑衔接视角中的合规互认：正当性风险与应对

合规互认对于扩大合规整改实效、增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协同性、实现对涉案企业充分的法律激励具有显著的实践意义,但在当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并存的二元体制下,强制性的合规互认具有显著的正当性风险。此种风险主要表现为：法律依据不充分、程序功能混同、不当限制行政裁量权和弱化法律监督职责。在二元体制下,需要反思“刑事先行”的衔接方式,以侵害法益类型作为区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基准,在遵守刑法谦抑性和从属性原则的立场下,强化行政执法对于秩序性法益维护的主体责任。在坚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程序独立价值的立场下,明确行政机关对于秩序类违法行为的先行处理职责,将合规互认限定于不法行为构成要件相同的有限情形并尊重行政机关的裁量自主权,从而推动合规改革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全面协同。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法律化路径探析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高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质量与效果是值得重视的问题。由于立法的缺失和规范的空白,目前我国企业自愿性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存在诸多弊端,亟需通过立法确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规范披露的内容、形式、程序等。建立强制性与任意性相结合的法律体系,引入“不披露就解释”原则,以满足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情况和信息披露的现实要求;确立企业内部负责和第三方机构审验制度,确保信息披露的可比性、完整性、平衡性、实质性和可靠性,由此建立起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反身法规制路径,通过信息披露机制促进企业提高社会责任的承担水平。     

行政执法检察监督问题探讨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有效监督和规范行政行为,防止权力的滥用。从行政失范表现和行政执法监督现状切入论述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必要性,从实践基础、理论基础、立法基础对行政执法检察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从完善行政执法检察的立法建设、明确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界限、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程序三方面构建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体系。     

宣言、原则抑或规范——《公司法》第5条解读

《公司法》第5条规定了公司的社会责任,但由于措辞简洁、内容概括而导致其法律性质不清晰,存在宣言、原则与规范的不同解说和争论.该条文所确定的公司社会责任在文义上应解释为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是民法“诚实信用”原则在公司法中表现形式,应当将其确定为公司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并且通过指引法律条文的解释、重构董事义务以及引入社会监督的方式实施.     

论可再生能源法的强制性规则

可再生能源是人类在面临资源、环境、生态可持续发展困境时,利用技术创新改进动力供应与消费模式的探索.在法治社会中,这种探索必须依托彰显社会责任与公众义务的立法,并且需要与之匹配的社会心理与运行机制.这些条件都需要通过具体化的强制性规则清晰、准确、完整地表现出来,成为指导政府与社会具体行动的标准.许多国家为此将强制性规则作为立法的主体内容,而我国尚缺乏充分、系统的规定,直接影响立法目标的落实.强制性规则具有必要性、确定性、约束性、不利性和强制性等特点,构建强制性规则应当遵循利益均衡、定量控制、系统管理等原则.我国应通过出台高层政策、编制产业发展路线图、推崇地方制度创新等方式逐步完善强制性规则.     

强制性法律规范约束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路解析——以治理现代化为背景

企业社会责任立法是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水平的重要规制途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亦提出"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的政策目标。强制性法律规范是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的基本内容,有利于企业社会责任从形式性、可能性向实质性、必然性转变。强制性法律规范约束企业社会责任是对企业私益的再平衡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修正,需严格论证其正当性并将其类型化,在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实现企业间的平等对待与差异性规范,对企业实行以纠正为主的责任形式以保障经营自主权,同时避免强制性法律规范规制企业社会责任的泛化。     

社会救助的程序法治——价值、原则与制度构建

程序在社会救助法中具有重要价值,社会救助法的程序制度应该遵循正当程序原则、与实体法相配合以及第三方参与原则。我国社会救助法(草案)关于社会救助程序的规定比较粗疏,而且多为一些办事流程性规定。为保障社会救助对象的合法权利,提高社会救助法的实施效果,社会救助法应该规定启动程序、审查程序、说明理由程序、听证程序与监督程序制度。     

刑事初查电子数据取证措施适性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规定了初查中可以采用电子数据取证措施,但该规定未区分电子数据取证措施的强制性与非强制性。基于我国刑事初查程序禁止采取强制性取证措施的基本法律原则的要求,需要明确各种电子数据取证措施是否可以在初查中使用,即需要讨论电子数据取证措施的适性问题。讨论了网络在线提取、网络远程勘验、调取电子数据和电子数据冻结等电子数据取证措施的刑事初查适性问题,认为网络在线提取、网络远程勘验、调取电子数据的部分行为具有强制性,因此其在初查中应当有限制地使用;冻结电子数据属于强制性取证措施,不应在初查中适用。     

企业的食品安全社会责任及其法律化路径研究

食品的安全性关系着人类的健康水平,食品安全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必然期待。作为直接影响食品安全的生产经营主体,食品生产及相关的企业被赋予了保障食品安全的行为要求,即食品安全责任。食品安全责任应当属于企业社会责任：从经济学角度看,其作用的产品属于公共产品;从现实层面看,食品安全问题是具有重大性和普遍性的社会问题。而现阶段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必须加强企业责任,只有将其定性为企业社会责任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责任的履行,以改善食品安全状况。为此,应厘清食品安全领域社会责任的各个层次和具体内容,并分别从强制性立法路径、软法立法路径、反身法路径和可持续公司法路径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制度设计。     

软法视野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研究

与硬法相比,软法的调整方式主要是在传统的行政执法与管理中尽可能地采用协商民主的方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过程中的软法缺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果引入软法治理模式,效果可能会完全不同。事实上,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很多强制性规范与授权性规范都是采用软法治理模式,但没有引起法律实施部门的重视。软法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可能会起到多方面的作用,主要包括：软法对硬法进行补充;软法与硬法相互转化;软法与硬法协同治理等。     

谈市县两级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机制的构建

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机制的建构是实现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的一条重要途径,是我国推进依法治国纵深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机制的构建必须遵循程序公开、问责平等、依法问责等原则,在制度层面强调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制度化建设,在操作层面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工作机制.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行刑衔接的困境与出路

《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刑法》之间存在对违法处理个人信息行为的入罪边界划定不清、行政处罚与刑事措施混用等行刑衔接问题。原因在于：一是行政法与刑法在保护法益、个人信息范围以及行为方式等实体内容上存在立法脱节;二是案件监管移送、证据转化及法律监督的程序规则缺乏协同。为保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良好行刑衔接和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有效实施,需要基于实体与程序的双重维度,建立刑事法与前置行政法规范的协调衔接体系。在实体衔接层面,要坚持法秩序统一原则,实现两法在保护法益、个人信息范围、分级标准以及不法行为要素的联系协调,合理界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边界。在程序衔接层面,要强化行政监管主体的协同配合,细化案件的双向衔接程序,规范证据转化制度,发挥社会监督与检察监督的协同功能。     

教育刑理念下我国少年司法体系的完善

从根本上讲,完善少年司法体系就是采取科学的理念,对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设置并适用合理、正当的司法处遇措施。我国现有少年司法体系没有真正确立与少年司法相契合的教育刑理念,虽然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规定了教育、感化、挽救的办案方针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办案原则,却没有规定可替代刑罚的以教育为目的的司法处遇措施,以至于实践中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只能一放了之。破解这种困境,就要根据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特点,确立教育刑司法理念,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设置强制性教育措施以及如何在落实强制性教育措施的同时保障未成年人权益免受侵害。遵循这一思路,我国少年司法体系中要设置具体规则,并设立专门机构、配备专业人员和物质保障,确保强制性教育处分措施得到规范适用、收到矫治效果。     

公司社会责任的制度悖论及其克服

公司社会责任起源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对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关注。这种具有公平价值取向的理论有其道德合理性,但将公司社会责任规定在《公司法》中并作为强制性制度推行,则会导致公司运营效率低下、公司发展受阻的问题,最终造成为追求社会利益却反而损害社会利益的制度悖论。为克服这种制度悖论,《公司法》的"公司社会责任条款"应从强制性规定转化为倡导性规定;在公司实践中,公司章程应当细化,明确规定公司捐赠等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与形式,尽量划清公司社会责任的边界。     

试论公安机关执法告知程序的运用

告知程序是公安机关执法活动的必经程序 ,是公安机关执法活动的重要内容 ,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公安机关在刑事执法过程中履行告知程序主要是权利告知、责任告知和知情告知 ;公安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履行告知程序主要是执法身份告知、权利告知、内容告知、处理理由和法律依据告知、救济告知等。公安机关在执法活动中 ,要充分认识到告知程序的重要性 ,增强履行告知程序的自觉性 ;要完善和规范告知程序 ,使告知程序进一步统一化、规范化 ;应当严格履行告知程序 ,加大对履行告知程序监督检查的力度。     

论行政执法中的行政协助

行政执法中的行政协助是一重要的行政法治实践问题,对于扼制行政执法中的推诿以及其他不配合情形,促成行政主体完成行政执法任务和履行职责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一些地方立法和其他规范行政执法的行政法典则尽管确立了该项制度,但仍显粗疏。关于行政协助的具体形式、协助过程中的程序保障等问题在我国学界和实务界还是一个空白。基于此,我们认为,应当将它作为我国行政程序制度的构成部分,在进行行政程序立法时,将行政协助的程序考虑进来。同时,应当对行政协助进行具体的程序构建,保障其予以实施。     

企业合规不起诉：政策、教义与边界

新企业合规不起诉作为一项政策产物,能够将实质理性灌输到法教义体系,但同时应当受到法律规范基本原则的约束。从政策视角来看,我国企业犯罪的严峻形势、重打击轻预防的企业犯罪治理方式等现实因素,赋予了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改革的正当性。但该制度欲获取合法性,必须遵循包括刑法适用平等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起诉法定原则等法治国原则。在此前提下,遵循刑事一体化的立法思路推动刑事法律规范的教义发展：一方面,将企业合规作为一项刑事责任减免事由在刑法中作出原则性规定,企业有效的事前合规体系能够阻却犯罪成立,而事后合规体系能够影响量刑;另一方面,在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篇中增设“企业合规案件诉讼程序”,规定合规考察包括附条件不起诉等若干程序机制,并审慎限定其适用对象与适用范围,不能突破法律规范的原则底线。     

多维视角下的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制度

根据我国宪法关于检察机关定位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成为行政法制监督的重要主体,行政执法监督权是人民检察院应当享有的一项重要监督职能.囿于缺乏法律层面的明确规定,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只能在探索中进行.但历史渊源的延续,现实制度的需求,理论基础的支撑,实定法的规定,实践经验的积累都将有力推动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立法进程,从而监督和制约行政权的行使,科学构建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检察制度.     

企业社会责任层次观及其法律制度的构建

企业的社会责任可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三个层次 .当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在担责和立法现状方面都存在着比较突出的问题.考察国外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立法情况及实践,我国应尽快从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三个层次上构建和完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制度.在构建过程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制定必须完整、严谨并强制执行,三个层面应分别侧重于企业自身的履行;政府的强制性规范;社会的宣传、引导和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