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革命失败后我党放弃国民党旗帜问题

<正> 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宣布退出国民党政府与放弃国民党旗帜,并不是同时决定的。因此,对二者不能相提并论、混为一谈。(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一九二七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汪精卫反动集团又于同年七月十五日举行“分共”会议,通过了一个所谓《统一本党政策案》,提出“凡名列本党之共产党员,在本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中有职务者,应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并不得以本党名义,作共产党之工作”,正式和共产党决裂而背叛革命。随后,武汉反动派便公开驱逐、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演变

1937年7月，日本法西斯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国民党终于放弃了“剿共”政策，实现了与中共的抗日合作，但抗战时期国民党的联共抗日政策却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演变。1936年12月，西安发生了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对蒋介石的兵谏─—“西安事变。”该事变在共产党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是中共的‘通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策略方针的转折点，而且也是中国国民党由‘剿共’内战到国共合作抗日政策重大转折的开端。”①还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过程中，…     

1946年政协会议与中国宪政设计

1946年政协会议是中国宪政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幕。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促成下,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在内的国内各派政治力量达成了宪政共识,即: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在中国通过一部民主的宪法,建立一个两院国会制、责任内阁制和省自治制度的宪政国家。但是,由于东北战争的爆发,该方案最终未能实现。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共产党和地方实力派

“九·一八”事变后(1931——1934),随着国内局势的急剧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动,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政治态度也开始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许多爱国的国民党将领在奋起抗日的同时,为了抵制蒋介石的消灭异己的政策,开始主动寻求与共产党的合作。考察和研究“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共对地方实力派认识及其策略的演变过程,不仅有助于深入探讨抗日民     

逆转，1939——抗战相持阶段初期国民党对共摩擦问题再探讨

1939年,在战时国共关系上,准确地说在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上,发生了明显的逆转。从这一年起,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防范和打压意识大大增强,一下子把防共提到了抗战以来空前的高度,蒋介石督率国民党高层、中层,甚至低层,想了很多办法,提了种种方案来应对此事;原西北系政客张允荣密报所谓“共党中央政治局训令”,加重了国民党对中共的怀疑,牵动了国共高层;国民党以“特种会报”等手段专门对付中共,使国共关系实质上呈现出一种暗潮汹涌、剑拔弩张的态势。     

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第一次执教于武汉大学

建立一个统一、稳定的亲美政府,不得不对国民党大力予以援助,加上日本投降军队半明半暗的配合,因此,到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向中共发起全面进攻时,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国民党有军队430万人,海陆空三军品种齐全,拥有十分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共产党总兵力约127万人,武器装备很差,基本上仍处于“小米加步枪”阶段。“在战争资源方面,国民政府统治着全国730余万平方公里地区,约占全国面积的3／4,统治人口3．39亿,超过了全国2／3的人口。同时还控制着全国的主要大城市和重要的交通线,全国重要的现代化工业大都分布在国民党政府统治区”[1]。在这种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蒋介石政府认为完全可以速战速决,三个月可以击溃华北中共军事主力,六个月便可以出兵东北,解决东北问题。     

美国为何未以武力挽救国民党政权

早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政府就将蒋介石的中国视为其远东地区的主要基地之一,因此,除了政治上设法将中国拉入大国阵营,军事上更是卖力地扶持蒋介石政权,甚至亲自出兵中国沿海一些要地,帮助国民党军队抢先接收日军投降、占领战略地区。赫尔利大使更是在１９４５年４月２日公开声明,美国只与蒋介石合作,并在经济、军事、政治上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中国国内战争爆发后,美国从各方面援助国民党,企图支持国民党从军事上“彻底解决共产党问题”。然而,当蒋介石面临军事上彻底失败、行将被逐出大陆的绝境时,美国并未将“大规模地…     

困境中的选择--对国民党乡村合作运动政策确立过程的论析

20世纪初 ,因乡村危机而起的合作主义思潮 ,为国人改造社会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 ;孙中山为实现民生主义认同了合作制度 ,并形成以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以民生为本位的合作理念 ,成为国民党乡村合作运动的意识形态依据 ;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 ,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和对抗中共土地革命又不得不使之法令化 ,且将之提升到国策层面来推行 ,产生了推行合作运动的强制性约束力。然而 ,国民党人认同并以行政力量将其付诸实施的过程 ,实际上又是一个不断改变、扩大甚至是扭曲其功能的过程。国民党人最终尝到的是“淮橘为枳”的滋味。     

《向导》周报与中共早期国民党左派、右派概念的建构

国民党左派、右派是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形成的重要理论概念,并以此来指导革命实践。《向导》周报在此概念形成与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共合作伊始,中共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国共合作的实际,形成了国民党内有左派与右派的基本判断,并逐渐形成完整概念。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分化日趋严重,中共适时提出“新右派”概念,完善理论,并根据形势变化,制定对国民党内“扶持左派”与“斗争右派”的策略方针。中共的国民党左派与右派概念,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对蒋介石的派别划分,是典型的例子。     

从军队政治工作看北伐时期国共关系的决裂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关于政治工作的指示,成为中共党人加强在军队活动的依据。在托洛茨基等极左派的抨击下,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策略也日益左倾。在国民党牢固控制军事指挥权的背景下,政治工作与民众运动不仅未给中共带来福音,反而遭致官兵的怨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向共产党举起屠刀。鲜血反而洗清了共产党人的眼睛。痛定思痛,毛泽东得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结论。与国民党不同的是,中共的建军,突出政治工作,突出党的领导、军队的阶级性质和与底层民众的血肉联系。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怎样高扬了爱国主义

从民族大义出发，积极倡导并促成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扬爱国主义的表现之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基础，包括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施之以屠杀政策。共产党揭起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旗帜，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国共严重对峙。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就提出要加紧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1932年“—·二八”事变后，又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红军长征

一、长征是党的左倾负责人处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失误的结果“九·一八”日本侵略者的枪声唤醒了中国各阶层人民,全民族各种形式的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要求。然而掌握国家军政大权的蒋介石政府却推行一条“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于是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中国北部半壁江山,日寇气势汹汹,如入无人之境;而整个南中国却激烈进行着上百万军队的大规模内战。国民党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是一条置中华民族于水火的政策,这一政策不改变,中华民族就没有出路。蒋介石是内战的罪魁祸首,动用大量军队围剿红军,而我党只是被动地进行反“围剿”。在这种形势下,我党只有转变政策,团结一切力量,实行逼蒋抗日方针,才能变被动为主动,适应全民族一致抗日的潮流。     

国共党内合作形式的确立及其评析

党内合作,对于国共两党都不是无条件的。孙中山之所以坚持党内合作是惟一的合作形式,前提就是共产党必须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最终接受这一形式,其原因不仅在于共产国际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更重要的是在三大前后从理论上也认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在此前提下,中共提出国民党必须是各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中共在国民党中必须具有独立性作为党内合作的两个条件。然而,这两个条件并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认可。在苏俄、共产国际的作用下,两党的党内合作是在分歧并不明显的情况下确立的,从一开始便呈现出不稳定性、暂时性的特点。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党内合作形式不能简单否定。同时,考虑到中共实现其独立性的困难程度,对这一合作形式的肯定不应该绝对化。随着上述合作条件的相继变化,对这一合作形式的肯定评价也不能贯通整个国民革命时期,而只能限于两党合作伊始。     

美帝国主义利用上海港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罪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结束了。这时,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依靠保存起来的力量,一举消灭共产党,消灭人民解放军,夺取人民抗战胜利果实,在全国建立黑暗统治。国民党反动派要打反人民内战的方针是早就定了的。但是,当时蒋介石要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还存在着很多困难。其中困难之一就是运输问题。由于蒋介石在抗战时期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他的军队绝大部分驻扎在西南的贵州、云南、四川和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等地。这些地区交通很不方便,要把这批庞大军队运到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内战前线,如果单靠蒋介石的力量,需要很长时间。显然,这对蒋介石是非常不利的。在国民党军队还没有运到内战     

大革命时期中共对汪蒋关系的对策

大革命时期中共对汪蒋关系的对策□邵政１９２４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国共两党开始了以“党内合作”为形式的合作。但是，在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中，占主要地位的始终是资产队阶级各派的代表人物，汪精卫、蒋介石是两个主要的代表。孙中山逝世后，汪蒋围绕着争夺国民党...     

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及特点

<正>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共产党的领导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的政治前提,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具有共同的斗争目标和合作奋斗的历史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的政治基础和必要条件。我国现在的八个民主党派先后形成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原来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以及他们的知识分子。在旧中国,他们都受“三大敌人”的压迫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的要求,这同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在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争取下,各民主党派都与共产党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共事关系。在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以后,他们与共产党一起为推翻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国民党独裁政府而共同奋斗。1949年1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郑重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性选择。随后,又积极参加了共产党发起召集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及其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并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军事法制概述

一、军事立法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就标榜其法制的渊源及指导思想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而实质上，则通过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蒋介石个人独裁才是国民政府立法的指导思想。军事立法亦不例外，随处体现着国民党“以党治军”，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指导思想。20余年中，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数量众多的军事法律、法规，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其中，各级军事机关组织和职权方面的法规主要有《国民革命最高会议组织大纲》、《军事委员会组织法》、《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等，军队管理方面的法规主要有《陆军军队内务规则》、《海军舰艇警…     

中国只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一 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和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问题,以及共产党同革命的民主政党及党外民主人士合作共事的思想。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党的“三大”的中心议题就是解决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合作问题,到了1924年中共     

陈立夫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国共两党曾进行多次的秘密接触,商谈合作事宜。其中蒋介石将与中共接触的任务交给了陈立夫,陈立夫积极主张联苏抗日,通过联合苏联以达到联共压共的目的。同时他还积极地从国内、国外两条途径寻求与中共的联系。当与中共的联系打通后,陈立夫作为国民党的代表与中共代表潘汉年直接会谈,虽因双方的分歧较大,谈判最后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但却使双方增进了了解,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关于李大钊同志被杀害问题

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李大钊同志英勇就义前后》一文(载《中央党校校刊》第一期),比较详尽地收集了李大钊同志就义前后的有关报刊资料。这对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和李大钊同志生平及思想的研究,无疑是很有意义的。该文指出,李大钊同志是被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合谋杀害的。根据我看到的资料,国家主义派头子曾琦等也是参与杀害李大钊同志的凶手和谋士。《文萃》第四十五期上《青年党外史》一文说:“民国十六年夏,李大钊在北平被奉系军阀逮捕以后,北平各报纸都以特号字载李大钊乃是学者,大学教授,政治犯,不可伤害。而青年党这时,陈启天率领党徒多人捣毁北平晨报馆,曾琦亲自拜见奉系巨头,谓李大钊乃共产党唯一无二之首领,杀之,共产党势力必消灭,机会不可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