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诗歌的身体观

杜甫诗歌中存在大量的身体词汇,体现了杜甫对身体的格外关注,杜诗中的身体书写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当杜甫走向生命之秋时的身体观念;二是杜诗身体书写中的生存之悲;三是杜诗身体审美的生灵之叹。杜甫诗歌中的身体书写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一是加深了诗歌内容的疼痛感;二是形成了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风格;三是丰富了杜诗的审美意蕴。杜甫诗歌中的身体书写对于研究杜甫及其创作心态、诗歌审美风格有着重要价值。     

论杜甫的经学与诗学

在杜甫诗歌的接受史上，对其诗歌“难度”的指认由来已久，但相关研究和诠释尚不多见。事实上，杜诗之所以难读，盖因其诗中有“学”,诗中有“道”,诗中有“神”;这三点，恰好对应着杜甫作为学者、儒者、诗人这三种文化身份。学者杜甫虽不以经学立身，却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儒者杜甫的圣贤志向和醇儒抱负，成就了杜诗的思想深度和诗学高度；诗人杜甫则“经学与诗学并重”,通过“以《诗》入诗”“经史并用”“以道运诗”的诗学创造，开出了一个崭新的“诗世界”。杜甫的儒教信仰和儒道实践，是他的诗歌获得“神理”并被后人师法的关键；而杜诗的“经典化”之路，因为伴随着中唐儒学复兴和北宋理学奠基的全过程，故而比任何一位古代诗人都更具“经学化”的内涵和思想史的意义。     

杜甫诗歌"波澜独老成"风格研究

以杜甫在陷贼及为官时期(公元756年—公元759年)的作品为代表,杜甫的诗歌因其沉郁顿挫的美学风格,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独特的风景。“波澜独老成”(《敬赠郑谏议》),这是杜诗所独有的,本文着重从杜诗的收蓄与崇高两方面,对杜甫诗歌风格的成因进行探讨。     

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

百年杜甫研究历史,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即民国时期、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之后。无疑,改革开放之后是杜甫研究的高潮期与高峰期,成绩斐然。百年杜甫研究的成绩概而言之有:杜诗文献、文本及杜甫相关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杜甫生平、思想、个性及人格研究;杜诗艺术研究;杜甫文学思想与诗学理论批评研究;杜甫对前朝文学文化的学习、继承、评述及后世对其诗歌的接受、传播以及杜诗鉴赏、普及、传承研究;比较研究;域外杜甫、杜诗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文化研究;杜学与杜诗学的建构;各类研究综述、概述;有关杜甫研究的团队、平台、阵地建设。百年杜甫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重复研究是主要不足之处。需要拓展的方面:一是大量宋元明清杜诗笺注、笺释等文献的整理;二是大量宋元明清杜甫及其诗歌的诗话类、笔记类等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三是大量域外杜甫研究的梳理;四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拓展;五是大众化视野下的杜甫文化与杜甫精神的普及传承弘扬。     

余怀对杜甫诗歌的接受研究

作为经历明清鼎革的文人,余怀的诗歌带有鲜明的故国之思和哀婉沉痛的风格。其诗取法杜甫,有明显的杜诗特色。本文从三方面论析余怀诗歌对杜甫诗歌的接受：诗歌内容上,对杜甫诗句、意象和诗歌内容的吸收;诗歌风格上,取法杜诗沉郁顿挫、清丽澹远、萧散自然的风格;艺术创作手法上,对杜甫律诗、纪游形式、炼句的继承。最后,结合余怀本人经历、交友情况及时代背景,探讨余怀宗法杜诗的原因。     

杜诗"石壕"地名小考

关于杜诗《石壕吏》中“石壕”的地点历来有“陕县说”、“宜禄说”、“宜保说”三种不同说法，文章通过对杜甫行踪、诗中内证、史书外证三个方面详加考据，认为“陕县说”比较确切，依据考据结果，杜诗三吏的顺序应重新排列。     

杜甫创作心态与杜诗沉郁顿挫风格剖析

“沉郁顿挫”是杜诗风格特征 ,这种风格特征的形成与杜甫的创作心态密切相关。本文认为在杜甫丰富复杂的创作心态与诗歌风格中 ,有五种最为突出 ,其分别为 :目空风俗的自负心态与凌云健笔之美 ;己饥己溺的济世心态与深厚博大之美 ;氵项洞难掇的焦灼心态与激越苍凉之美 ;家园难归的漂泊心态与渊洄氵亭蓄之美 ;九死未悔的执著心态与悲壮崇高之美。这五种创作心态及其诗美特征的水乳交融构成了杜诗沉郁顿挫的诗美风格 ,这种美学风格是杜甫对古代诗歌艺术的杰出贡献     

杜诗格调、精神与清诗理论及创作

杜甫诗歌对清代的诗歌理论和创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清代的诗学理论对杜诗之格调、情感、用字各有借重,清诗创作则与杜诗之“诗史”精神高度契合。     

从“春秋五例”看杜甫诗歌含蓄的表现手法

杜甫诗歌中含蓄的表现手法的运用,形成一种杜诗特有的“意在言外”的语境和审美空间,从而避免了径露直白的直抒胸臆,同时加以灵活多变的艺术手法,这就赋予其诗歌摇曳多姿、跌宕起伏、言浅意深的恒久魅力.而这种“言此意彼”的含蓄的表现手法很显然是受到了儒家经典《春秋左氏传》中“春秋五例”的表现手法的影响.“春秋五例”是对“春秋笔法”“比兴手法”所开创的文史系统的继承和发展.杜诗中含蓄的表现手法和对“春秋五例”的自觉运用形成了杜诗特有的“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宋代“千家注杜”原因考

在杜甫迈向“千古第一诗人”的道路上,赵宋一代的“圣化”是其至关重要的一步。在宋代,对于杜甫的推崇不仅表现在文学艺术上,还突出表现在其人格上。杜甫甚至成为有宋一代时代精神的楷模。在宋代,学杜诗、传杜诗、研究杜诗成为一种风尚,从而形成蔚为壮观的“千家注杜”的局面,究其原因,则是多方面的。文章从杜诗思想、杜诗艺术、雕版印刷、文化素养等方面来解释这一现象。     

“物情无巨细，自适固其常”——试论杜甫的生态诗

在被宋人视为诗中六经的杜诗中,以自然万物为主要描写内容或意象的“生态诗”很多。这类诗不仅可以使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且使人真切地了解其时生物系统中人与物,物与物,人、物与自然、社会环境所构成的和谐或不和谐的生态状况。“山鸟山花吾友于”,杜甫生态诗以物人相通的浓浓人情味,细腻的描写与精妙的对仗等,给人们展现了物物相容的和谐的生态美。     

再论杜甫时政诗的创作必须——由杨义“悟后解诗”法说起

杨义先生的《李杜诗学》以“悟后解诗”法分析杜甫时政诗之一《赠花卿》,认为它在政治层面“并无所指”,并对传统的解杜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杜诗所谓的意在言外其实是“过分牵系儒家经义”。然而从《赠花卿》创作的时代背景如时间、地点等方面入手,同时对诗歌本身进行感情层面的推敲,杨义先生的观点并不能令人信服。此外,杜甫的入世心态、唐代“以诗鉴治”的政治需求决定了杜甫以时政入诗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唐诗以“含蓄”为美的传统又决定了此类诗歌传达主旨时的隐蔽性,因而杜诗是否“意在言外”,有待与杨义先生商榷。     

《论语》铸就了"诗圣"杜甫

《论语》铸就了“诗圣”杜甫。无论是杜甫的社会理想的确立、人生态度的选择，还是一部杜集何以会对世人有如此巨大的影响，都与杜甫接受了《论语》的精神要义有关。作为儒家思想起源的《论语》，在塑造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上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杜甫对《论语》中的精神要义不只是一般思想上的继承，而是身体力行的实践。因此而有了让人感动至今的“诗圣”杜甫，有了一部熠熠生辉传诵千载的杜诗。     

杜诗习见词诗学与语言学的双向阐释——热点词“自”的个案考察

杜诗喜用虚词,不仅具有以文为诗的特色,尤能取肖性情神理。其中"自"字,最能见杜诗"沉郁顿挫"风格,但因其表义丰富,颇难索解,亦多误解。因而从学科交叉角度,双向把握,或许可化解其义。     

试说杜甫三首望岳诗

杜甫的三首“望岳诗” ,是杜诗登览诗作的精品。其中 ,东岳诗偏于表现青年杜甫的豪情志向 ,西岳诗则偏于表现中年杜甫忧谗畏讥 ,遭贬以后重新济身朝班参与政治的希望 ,而南岳诗则偏于表现老年杜甫冀望统治者修明政治的思想。     

杜诗“沉郁”的文化心理管窥

杜甫的诗歌,既有精细的俗世经验,又有深广的灵魂空间.本文探析了杜甫诗歌"沉郁"的审美内涵,并认为杜诗"沉郁",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杜甫的个性使然;是"发愤著书"文学传统的影响;也是其自觉追求"不朽"的结果.     

入神：文学的超审美境界——以李杜诗歌为例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的“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见解,它不离审美而又超越审美,也即指艺术的伟大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神”与“道”互通,它们共同表现了一种玄妙的人生之境。严羽认为只有李杜诗歌才达到“入神”境界的根本原因,在于李杜诗歌是真善美的完美结合,在于李杜能在变中求常,在时代中求永恒,把根本性的人生问题的时代兴奋点、聚焦点转化成艺术,从而实现了文学的“伟大”并入于“神”。     

崔颢《黄鹤楼》诗解要诠

崔颢写《黄鹤楼》诗是根据不精确的传闻,而非故意用典,今人引经据典指实“昔人已乘黄鹤去”故事,似无必要。崔诗所谓的“昔人”,应该指与黄鹤山有关的“列仙人”,也可以将“昔人”理解为单数,即仙人子安。《黄鹤楼》首旬用“黄鹤”较之用“白云”,应更符合原貌,“唐人选唐诗”作“昔人已乘白云去”的原因可以推测。崔颢《黄鹤楼》一诗有风骨、有兴象、有情思,并非纯粹的七律,而是歌行与七律相结合的佳作。从诗体结构分析,李白《鹦鹉洲》与《凤凰台》仿效崔颢《黄鹤楼》,并未得其神髓。     

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 ——谈杜甫的“遣”字诗

杜甫“遣”字诗的内容丰富多彩,含义深邃。不少“遣”字诗内容表达了作者的多重思想。杜甫的“遣”字诗艺术形式和手法多样灵活,特色鲜明。其抒情方式特殊,喜欢从眼前景、身边事谈起,情景交融,叙议结合,把个人与国家紧密相连。“戏”体、俳谐体、连章体的“遣”字诗更是诗人所独创,极大地丰富了“遣”字诗内涵,为后代的诗体学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杜诗《洗兵马》系年平议

杜诗《洗兵马》系年有多种说法,文章针对史料的选用及对文本意指理解的多歧性,比较诸说得失,将该诗放在同期杜诗及其整体语境中重新审视,主张该诗或当作于乾元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