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踸"字读音考辨

<西游记>第八回有言:"洞里原有个卵二姐,他见我有些武艺,招我做个家长,又唤做倒躇门.""倒蹉门"即"倒插门","俗称男子到女方家里结婚并落户".其中"躇"普遍被释为"踩踏"义.<现代汉语词典>释为"(在雨雪、泥水中)踩".<现代汉语规范字典>释为"踩;(在雨雪、泥水中)踏".元关汉卿<王闰香夜月四月园>第二折:"我如今躇着脚踪直到李庆安家."<汉语大词典>释为"踩;踏".上述工具书将"踸"读音皆注为cha.其实"躇"正确读法应为zha,兹有文献和汉语方言为证.     

经典解释的两个传统:以义解经和以事解经

<春秋>一书被认为"怪",原因之一就在围绕<春秋>有两个解释传统,即以<公羊传>为代表的"以义解经"和以<左传>为代表的"以事解经".尽管两者对<春秋>史事、文辞与义理都有涉及,但"以义解经"重在阐发"微言大义"即"正义道义",多"应然"的"义理法则",亦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释事只是"托事明义",不以"成败论英雄".更显"乌托邦色彩",而"以事解经"重在详叙"历史事实"及"前因后果",释义只是"事明义见",多"实然"的"历史逻辑",多以"成败论英雄",更具"意识形态情结".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     

《文选》江海赋发微

<文选>立"江海赋"一类大致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汉书·艺文志>和<文心雕龙>的影响,二是汉魏六朝水赋创作的实际情况,三是萧统本人的山水爱好.此类所收木华<海赋>、郭璞<江赋>两篇作品,前者雄伟壮丽,奇拔不群;后者条理明畅,气势宏大,皆着意于壮丽宏大意象的选择描绘,表现出对穷变于声貎的极致之美的追求,从中亦可见萧统崇尚壮丽宏大之美的大赋观.但这两篇赋在汉魏六朝水赋中,并非成熟的山水文学作品,尚处于山水"喻诸心性德行"的发展阶段.     

"仁"字之起源与初义

甲骨文中尚无"仁"字.<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已出现"仁"字.在郭店楚简中,仁的含义已经相当丰富.在<尚书>、<诗经>、<周礼>等汉代以前文献中,仁的含义主要涉及王者为人的品格与德性,爱人、亲人,并能够推之于物.与具体的人事相联系,仁或指一种能够见之于外的美善行为,或指一种深藏于内心的良好意识.爱人、把人当人、将心比心是孔子之仁的最基本规定,是儒之为儒的本质所在,也构成了儒家之仁的底线要求.把"爱人"置于仁的核心,也能够充分彰显出儒家伦理人性化、生命化和他者性的基本倾向与主体气质.     

关尹遗说考——兼论关尹学说与《太一生水》的关系

<庄子·天下>篇云:"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有学者认为,关尹学说即以"太一"为核心.随着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篇的出土,一些学者认为此即失传千余载的关尹学说.本文辑先秦文献中的关尹遗说,较之<太一生水>,认为在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之前,将<太一生水>作为关尹学说并不妥当.     

"层累"非"作伪"——再论今本《孔子家语》的性质

将今本<孔子家语>与出土简牍及传世文献比较可以发现,<家语>的章句结构组织是经"历时性"的梯次推进形成的,因此完全可以借用"层累"作为解释模型.有证据表明,这样的"层累"是出于有意识的"整理",但这不等于"作伪".<家语>虽有比较早的材料来源,但其中孔门师生言论并非尽出实录.夸大<家语>一书在研究先秦史事特别是孔门师生言论、行事中的地位,是有欠妥当的.     

忏悔意识在世界的传播及其对中国的辐射

<圣经>里有原罪与救赎观,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偷吃了伊甸园中的禁果,因此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需要向"神"即"上帝"进行"忏悔",才能获得灵魂的拯救.忏悔意识在世界上广为传播,并给人类以深刻的影响.卢梭在欧洲启蒙主义运动中,力主"天赋人权",呼唤自由、平等与博爱,写作<忏悔录>,把自己曾经行窃、流氓、恩将仇报等恶行隐私暴露在世人面前.卢梭以他的赤诚与坦荡,被托尔斯泰誉为"18世纪全世界的良心".俄国托尔斯泰感受到自己作为贵族阶层的"罪恶",创作<忏悔录>,强调"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主张"人人忏悔,去恶从善".<复活>塑造了聂赫留朵夫"忏悔贵族"形象.巴金称赞托尔斯泰是"19世纪全世界的良心".德国勃兰特以"下跪总理"名扬天下,日本以屡屡参拜靖国神社而遭到全世界的谴责和唾弃.五四时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进行"忏悔",鲁迅、巴金、曹禺、郁达夫、铁凝等作品中渗透了浓郁的"忏悔意识".这实际上是中国进步的知识人士张扬中国传统儒家"内圣"思想,即内心反省的结果,又融合了西方基督教原罪与救赎观和<忏悔录>思想精华的结晶.     

《左传》"经"、"史"性质之辨正

文章从考辩<左传>之"传"名出现的历史背景入手,证明<左传>之"传"名晚出,<左传>原本不是<春秋>之传.而经学历史上称<左传>是史,并没有否定<左传>是<春秋>之传,且用<左传>的史事阐说经义.<左传>非<春秋>之传,亦非传统意义上兼经之用的"史".     

郎士元诗校注

郎士元与钱起齐名,世称"钱郎".钱诗多为送别之作,内容也较贫乏.姚合<极玄集>和<新唐书>未将其收入"大历十才子"之列.<新唐书·艺文志>载郎士元有诗一卷传于世.     

先秦时期"德"之词义演变考

"德"是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的一个文字,它的本意是"依目之正见,从而行之".从<周易>开始, "德"由其本意逐渐被提升和抽象为一个具有哲学色彩的概念. <尚书>将"德"和天联系起来,以天论德,使"德"成为一个最高哲学本体的概念.在西周之后, "德"的内涵逐渐被引申.其意义趋于多元化.春秋之后经过各家学者、尤其是儒家学者的形而下改造,其道德伦理色彩增强,乃至最终基本等同于道德伦理的含义.     

《再别康桥》是一首单纯的惜别诗吗?——"爱、自由与美"的"单纯信仰"幻灭后的诗意祭奠

徐志摩1920～1922年在康桥留学时期形成了以"爱""自由"与"美"为中心的"单纯信仰".1928年重游故地写作<再别康桥>时,"单纯信仰"已经无情幻灭.因此,<再别康桥>不仅仅是一首单纯的惜别诗,它是诗人"单纯信仰"幻灭后的一份感伤的诗意祭奠.     

先周历史与牵牛传说

牛郎、织女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广大农民的象征.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是农业社会的基本经济形态.牵牛(牛郎)的原型是周人的先祖叔均.<山海经>中两处记载叔均"始作牛耕",一次记载其抵御了旱灾,因而后世以为"田祖".牛用于农耕是远古时期的伟大发明.周人在远古时代各部族中农业最发达,农业生产上贡献最大.后稷弃、叔均是其杰出的代表.周人因叔均在始作牛耕上的重大贡献以"牵牛"的名称将其命为天汉东侧一颗星的名称.<诗经>中的<甫田>、<大田>即周人祭田祖之诗.叔均的父亲"台玺","玺"为名,"台"表其部族,即<诗·大雅·生民>中"即有邰家室"的"邰",本姜螈之国,后稷生处,在今陕西武功、宝鸡一带.求"台"、"邰"之本义,也即有牛之处.叔均的"叔"表排行.后代传说中牛郎有兄,也与此有关.     

康德道德性"上帝"概念与《易传》"太极"、《中庸》"中"之观念的比较

"道德性上帝"是<实践理性批判>一书的本体概念,将此概念与儒家本原概念<易传>之"太极"与<中庸>之"中"相比较,可以看出,康德之"上帝"与儒家之"太极"、"中"都是其所谓生发万物的本体. "上帝"的"自由"与"太极"、"中"之"性"有相通之处;"敬"于"上帝"与"诚"于"中"有相通处."上帝"与"太极"、"中"又有不同之处:"上帝"在理论上不可知,而"太极"、"中"内在于人性,且能最终达到"大人合一".另一方面,儒家"太极"、"中"在人性返归本体上有较"道德性上帝"和"灵魂不朽"更清楚的运动步骤和实践性.     

最后一次遣唐使的特殊使命——以佚存日本的唐代文献为例

日本承和六年(838)成行的遣唐使,作为唐代中日使节往来的收尾之作,具有多元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随同使团入唐的天台僧圆仁,因撰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而名垂青史;然而他还肩负着一项特殊使命,即携带日本天台宗的疑问请求唐人解答,在天台宗开创者智顗灵前供奉日本皇室的祭品,抄写日本所缺的佛教书籍等.本文聚焦于此项特殊使命,考证出圆仁的使命系受天台座主圆澄托付,而圆澄则为完成开山最澄的"遗命",汇总本宗教义疑问30条遣使入唐"请决";圆仁受托拟赴天台山国清寺寻访名师,但其赴国清寺寻师请益未获唐朝敕准,于是将使命托付给同船入唐且获准留学的圆载.圆载在履行这一使命的过程中,与当地官府、佛教界、民众广泛接触,其间产生多种传存至今的唐代珍贵文献,包括<维蠲书状><唐决集>(<圆澄问广修答><圆澄问维蠲答><义真问维蠲答>等)、台州刺史滕迈的<书状>及<判印>、圆载写并跋<法华经五百问论>、唐人写经<金光明经>残卷等.上述中国失传而日本留存的文献史料,是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     

"理想之文"的寻求——《文心雕龙》"文之枢纽"新解

<文心雕龙>的"文之枢纽"部分<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个单元,既相互独立又构成一个整体.相互独立指五个部分都有各自独特的角度,不能相互代替.互成整体指五个单元虽然立论角度不同,但是它们如众星拱月一样,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如何寻求"理想之文".     

《论语》的世界:以"行动者"为基础的道德生活

在<论语>文本解读的"效果史"当中,成人为仁是传统认识中的主流;但是,现代解释学背景下人的主体性,仁、礼的突出显现与表达,产生了对作为整体的伦理生活本身的割裂,对于如何过一种伦理生活的"规划"的遮蔽.在解除阅读暴力的"现象学"还原之下,透过<论语>的文本世界,还原出民族传统伦理生活的"原生态"世界,一种整体性伦理生活规划的"道德世界观".同时,相对于以"行动"为基础的伦理生活规划,<论语>的世界为我们提供了以第一人称的"行动者"为基础的伦理生活的可能形态.这对于面对日常生活世界"道德分裂症"的现代人来说,开辟了如何规划伦理生活的"第三条"道路的启示.     

说“淡”美

本文论述当今美学界尚少涉及的一个重要审美观念--"淡".老子从对"道"的"恍兮惚兮"感觉首出"淡"的观念;庄子在<天道>、<刻意>篇中对"淡"的心理发生作了逻辑性描述.陶渊明以"返归自然"的田园诗,提供第一批具有"淡"美特征的典范性作品;司空图以"冲淡"为众美之本,以庄子"休则虚,虚则实,实则伦;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的逻辑推导为依据,形成<二十四诗品>的美学构架.苏轼将"淡"美由诗扩及书、画领域,并对淡美的"中"与"边"及在艺术创造实践中的把握,提出若干具有辩证意义的新见解,从而确定了"淡"在审美领域的至高地位.     

中国人"命"即命运观念的形成

中国"命"即命运观念发生发展的基本线索大致如下:首先,其起源于原始社会,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这是有实物资料可以证明的中国"命"观念的发生时期.继而,这样一种观念延续至三代,并且此时我们已经可以找到极其丰富的资料.最初始的"命"观念资料来自占卜活动,它在发展中有骨卜、龟卜和筮占的不同形式.相比之下,语词所直接表达的"命"观念要在殷商以后开始出现.无论是占卜所体现的"命"观念,还是语词表达的"命"观念,都可以区分出两条线索:国家命运的线索和个人命运的线索.一般而言,正式文献记载如<尚书>、<诗经>中的<颂>、<雅>部分、<左传>和<国语>的主要部分反映了"命"观念的逐渐下移过程,即总体上是从商周时期的"国家命运",到春秋初年的"诸侯命运",再到春秋后期的"普通人命运".但我们切不可为官方的记录系统所"迷惑".事实上,更为"私密"的占卜手册<易经>就向我们显示或证明了这种状况.此外,诸如<左传>、<国语>中的一些记载也向我们呈现了不少有关"个人命运"观念的消息.中国人命运观中可预知观念和道德观念在殷周时期已经完全定型,西周末年出现了可预知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否定形式,必然与偶然观念则在春秋时期也已经初具雏形.而我们在春秋晚期所看到的"命"观念实际上已经与儒家和道家的"命"观念完全相同了.     

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形态究竟是什么——兼对当前两种流行观点的质疑

马克思哲学理论形态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对一个科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的把握.当前主要有两种流行观点: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或简称"辩证唯物主义";二是"实践唯物主义".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认为,马克思哲学即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惟一理论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充分的论述.历史唯物主义以现实世界为视野,实践性和辩证性是其两个本质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