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城市的流动人口日益增多,这说明城市与农村、地区与地区间经济发展和社会交往的频繁和深化。为此,对城市流动人口的发展趋势、构成、特点及应采取的政策措施进行动态研究,则显得非常必要。     

试论较大城市流动人口构成状况及其管理对策——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为例

本文通过对齐齐哈尔市流动人口特征的分析,指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城市流动人口的主体,以及流动人口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并提出了强化城市流动人口管理的若干对策和建议.     

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对兰州市民族关系的影响——以兰州市七里河区为例

以甘肃省兰州市为例,采取民族学实地调查法与参与观察法,总结归纳城市化进程中的兰州市民族关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采取量化统计的方法,分析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情况,并进行了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研究结果显示,兰州市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农村青壮年人口;人口的流入以本区、邻近省份为主;流动人口在城市的活动主要以务工经商为主,多从事第二、第三产业。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不仅对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同时也使城市民族关系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建议政府根据流动人口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与管理,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城市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维护城市社会稳定。     

审美活动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

主体性理论与主体间性理论对于审美活动都具有解释的理论意义。主体性在审美活动中的优先性地位应予以肯定 ,但它也存在解释学上的局限。因此 ,应强调主体间性理论对主体性理论的超越性意义。从具体的考察中发现 :审美活动的本质特性不在于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分裂 ,而在于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内在统一。     

政府购买服务中社会工作机构主体性研究

社会工作机构在政府购买服务中逐渐显露出主体性缺失问题。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中涉及政府、社会工作机构、社会公众、第三方评估组织四元主体。基于主体间关系良性运行视角,社会工作机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购买、服务、评估三层维度下的双主体间互动关系。根据双主体间关系测度模型,在购买层面政府与社会工作机构形成整合自主关系,在服务层面服务对象与社会工作机构形成自主式参与关系,在评估层面第三方评估组织与社会工作机构形成建设式评估关系,则社会工作机构主体性在主体间关系良性运行下逐渐确立。社会工作机构主体性的确立将推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的不断完善与发展。     

我国城市就业制度对进城农村流动人口生存和发展的影响

经历了近二十八年的改革开放,农村人口虽然可以自由进城务工经商,表明户籍制度的影响正在削弱,但是通过对职业流动、就业的制度路径和就业非正规化的研究表明,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城市就业制度仍然在阻碍着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阻碍着他们与城市社会的融合.这不仅对农村流动人口是不合理、不公平的,而且也不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论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

随着对主体性问题研究的深化 ,这一研究正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向主体与主体的关系 ,展现了与原来意义上的主体性不同的主体间性。人在交往中生存 ,因而人的世界是一个交往的世界。作为主体的人们在交往中表现出来的主体间性 ,实际上是一种交互主体性。具有交互主体性的主体和主体共同面对特定的客体或客体世界 ,成为某种共同主体。与这种共同主体相对而言的是某种共同客体。共同主体所具有的主体性是一种共同主体性 ,这是一种内含着交互主体性的人的主体性     

关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几点争论——在“时间—空间—群体”维度上的探讨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对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理论中有关融合主体异质性与融合趋势之间、自发性融合与建构性融合之间、小群体认同与社会大认同之间、阶段论与多维平行论之间的相关争论进行梳理,探究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形成机制和演化过程。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看作是一个在"时间—空间—群体"维度下连续性的社会构建和客观演变过程,有助于我们通过着眼于"人与城市"之间的紧密联系来践行"人的融合"的发展理念,有利于政府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适时适度地对流动人口群体的社会融合过程进行干预。     

流动人口的社会心态研究 ——基于2005年与2013年北京两次调查数据比较

本文以2005年和2013年对北京流动人口的两次调查数据为基础,依照社会心态测量的4个维度"社会情绪—社会认知—社会价值观—社会行为意向",对流动人口社会心态的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社会心态呈现出"变动性—稳定性"、"积极性—消极性"、"城市性—农村性"特征并存的特点.针对流动人口社会心态的特征表现,提出应通过完善流动人口权益保障、改善流动人口社会关系等方式,培育流动人口积极的、正向的、稳定的社会心态,以促进流动人口的主体城市融入.     

主体间性维度下的对话教学与意义生成

主体间性是指认知主体与认知主体之间相互交往和交流的特性,主体间性理论是继主体、主体性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重要的哲学思维方式,是对主体性的超越和深化.中国进入21世纪后,受哲学主体间性研究的影响,对于教育主体的研究开始进入共存与互存的天地--从师生孰为主体转向师生如何共为主体,即主体间性的平等对话.主体间性维度下的对话不仅是把某种真理、意义、态度等传递给另一方的方式和手段,更是一种理解过程和认识过程,语言是主体间信息和意义的传递手段,意义不是主体自身形成的,而是在主体间形成的.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是人的生存方式的根本变化.     

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管理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不断增加,因而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已经成为政府和社会必须予以重视的一个社会问题。当前应充分关注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及其子女教育问题,并且以社区作为载体,在加强对流动人口管理的同时,应充分利用社区资源为他们服务。     

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的流动人口管理——以北京市X区为例

在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如何做好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工作是目前我国公共管理面临的挑战.调查发现,北京市X区在流动人口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存在如下问题：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体系的缺陷;管理主体和管理工具不完善;流动人口相关信息不充分;流动人口的社区认同感不强.为此,X区应转变观念,加大流动人口管理方面人、财、物的投入,创新机制、优化流动人口服务,构建数字化管理系统,扩大民主参与,优化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吸纳第三部门参与,培养流动人口社区认同感.     

流动人口、非正规就业与大城市发展

流动人口快速增长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流动人口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尽管如此,以农民工为主的大多数流动人口并没有获得和城市居民相同的"国民待遇",从就业形态来看,是典型的"非正规"就业,严重阻碍了他们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在城市地区尤其是大城市,由于长期的低生育率,在未来将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危机和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城市的发展对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村迁移劳动力的依赖度越来越高。为了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变农民工为市民,相应的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状况研究综述

流动人口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通过整理分析有关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文献,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研究提出相关展望与思考：促进社会融合的概念与指标体系的统一;流动人口中特殊群体的研究有待扩展;在户籍制度未得到根本性改变之前,该如何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思考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最终归宿;加强对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研究。     

中缅边境沿线地区的跨国人口流动

中缅边境沿线地区跨国流动人口近年十分频繁,从人口流动和流动人口两个层面分析研究,其具有双向对流、流动量大、形式多样、结构复杂以及空间分布不平衡五大特征,这是由边境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所决定的。     

企业福利对就业稳定性的影响 ——基于不同受教育程度流动人口的分析

流动人口的就业稳定性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政府管理部门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2017年武汉市部分企业的调研数据,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企业福利对不同受教育程度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福利对就业稳定性有显著影响,且企业福利对不同受教育程度流动人口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企业福利对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性的影响上,在高中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群体中关系不显著,在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群体中关系显著。     

五代十国的流民问题

流民问题是古今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动荡、大分裂时期,农民流亡甚众,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自唐末以来独霸一方的节度使,相互混战,许多农户被迫迁徙;加上天灾不断,加剧了农民的流亡。面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流民,开明的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急救措施,开仓放粮,废除暴敛法令,减轻租赋,以纾民困,从而来挽救统治危机。统治阶级采取的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从整体上来看,收效甚微,流亡现象依然屡有发生。     

流动人口的“组织性嵌入”与基层危机管理——对广州Y街道的疫情应对机制研究

新冠疫情对中国的基层治理提出了考验。这其中,与流动人口相关的治理显得尤为困难。本研究通过对广州Y街道疫情应对过程的分析,考察其流动人口治理与危机应对机制。研究发现,有效的危机应对与基层流动人口的长期治理技术密切相关。“组织性嵌入”是基层流动人口治理的重要经验,也是疫情期间危机应对的有效机制。所谓组织性嵌入,是指人口流入地的基层政府,维持和发展流动人口原有组织网络,并将其吸纳到当地的基层治理体系中。通过组织性嵌入,流动人口治理构建了较为稳健的渠道,管理和服务效率较高。这样的治理机制,在疫情期间成功地提升了基层危机应对能力。     

我国省内省外流动人口生育水平差异及原因探析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五普”等资料数据,通过交叉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对我国省内省外的流动人口生育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描述和探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省内流动人口比省外流动人口的时期生育水平高,两者的一般生育率分别为45．47‰与34．17‰,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15与0．817,终身生育水平低,省内流动人口的二孩及多孩率低于省外流动人口;因婚姻家庭因素而流动的人口在各年龄段的分布与流动人口年龄结构的错位,是造成省外流动人口时期生育水平低于省内流动人口的根本原因;总和生育率在反映省外流动人口生育水平时,并不能显示省外流动人口因家庭、婚姻化的发展而导致的生育水平上升,所以并不能反映省外流动人口真实的终身生育水平。     

老年流动人口的就医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我国老年流动人口的规模持续上升。文章使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门诊治疗和住院治疗两个方面出发,使用Logit模型和Heckman两步法检验分析老年流动人口的就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在患小病时,70岁及以上、以家庭其他成员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家庭人均月收入水平较高、患有高血压或糖尿病的流动老年人选择门诊就医的可能性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患需要住院治疗的疾病时,以离退休金/养老金为主要收入来源、自评身体健康的老年流动人口更有可能选择住院治疗。参加医疗保险的类型也对老年流动人口的就医行为存在着显著的影响。此外,外出务工、依靠子女和退休养老三类老年流动人口在门诊就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