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现实主义"主导下奥巴马政府的对台政策

美国奥巴马政府摒弃了小布什时期"单边主义"的傲慢和蛮干,其外交政策奉行"新现实主义",力求以对话和协商的姿态解决国际争端、消弭外交裂痕,以赢取多方合作,共同击退国际经济、金融、安全危机,重新确立美国在全球独尊的领导地位.在中关战略盟友关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奥巴马政府不会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发生正面冲撞,但出于美国传统利益以及制衡中国的考虑,奥巴马政府会始终保留着掣肘中国的潜在手段.     

"全球经济再平衡"与中国经济战略调整——基于国际分工体系重塑视角的分析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是世界各国战胜危机,实现可持续和均衡增长的战略选择,但"全球经济再平衡"不会是一个自动实现的过程,而将充满博弈与挑战.对于中国来说,既要警惕"全球经济再平衡"可能带来的挑战,也要利用其带来的机遇,积极推动自身经济战略调整,以增强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主动权,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简论

中共十七大正式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从政治高度确立了"自由贸易区战略"在中国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在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中,中国注重全球战略布局,表现出一个影响力不断上升的区域性经济体向全球扩展的强劲势头.中国通过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在不断拓展经济影响力的基础上为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注入动力,但在区域和全球层面仍然受制于美国等西方经济体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借发展自由贸易区不断拓宽经济发展空间,将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和防范经济风险.     

"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综述

2002年6月15-16日,由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和武汉大学商学院共同举办的"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在武汉大学隆重召开,参加本次研讨会的代表100余人,分别来自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大学以及台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政府有关研究机构、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等,提交论文80多篇.与会学者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中国加入WTO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战略、中国经济转轨以及政府在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中的作用等课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美国信息产业发展的战略性贸易理论政策

20世纪80年代在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西方学者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前提,以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为研究工具,提出了战略性贸易理论政策。美国是西方国家中实施战略贸易理论政策最得力的国家,特别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离不开克林顿政府时期所采用的战略贸易理论政策,战略贸易理论政策在美国信息产业中的实际运作情况,说明产生了战略贸易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     

努力拓展增长美国财富的东方渠道——克林顿的亚太经济战略回顾

克林顿入主白宫后 ,开创了美国战后历史上首次把经济问题放在对外政策中心地位的新时期。在美国现阶段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本国条件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 ,克林顿在众多经济区域中毫不犹豫地把美国经济的区域战略重点指向了亚太。克林顿力图通过以下手段将亚太经济战略建设成美国全球经济大厦中一根强有力的支柱 :提升贸易地位 ,扩展对亚太的经贸领域 ;巩固美日经济同盟 ,把日本作为美国对亚太进行经济辐射的基地和保障经济安全的屏障 ;同中国开展多层次的经贸合作 ;保持并加强在东盟的传统经济利益 ,利用东盟牵制中国、日本 ;积极参加亚太经合组织活动 ,加紧争夺亚太经合组织主导权 ;通过政治、军事手段建立巩固的经济安全机制     

利益与价值观的权衡 --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延续与调整

国家安全战略具有主体性与时代性特征,并具体表现在安全利益与目标、安全威胁与挑战、安全手段与途径三大要素的确定上.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从老布什政府的领导地位战略,到克林顿政府的参与和扩展战略,再到小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都力图权衡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与民主价值观.实现利益与价值观的平衡是美国制定和推行国家安全战略的一条基本思路,也是我们解读它的合理视角.     

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不对称性:基于数据的分析

中美经贸关系在两国关系的顺利开展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同时也必须正视中美经贸相互依赖中的不时称性问题。通过对双边贸易、贸易结构、投资关系以及国债购买等四方面的数据分析,本文认为美国拥有中关经济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权力。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也在不断增加。因此,中国正确的战略选择不是由于惧怕目前中美相互依赖中的劣势而限制对美贸易,而是要不断加强与美国的经贸往来以争取未来的相对平衡位置。     

欧元启动与辽宁经济

欧元的启动促使世界金融格局发生了变化 ,对全球经济产生一系列影响。随着中国加入 WTO步伐的加快 ,中国将日益频繁地参与世界经济活动 ,欧元启动必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近几年 ,辽宁同欧盟在贸易、投资、金融方面的合作呈上升趋势 ,随着省内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 ,对资金和技术需求的不断增加 ,辽宁将进一步扩大同欧盟的经贸往来。欧元的启动给辽宁与欧盟的经济合作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面对机遇与挑战 ,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 ,积极寻求新的合作方式 ,为促进辽宁与欧盟的经贸往来提供新思路     

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与意识形态目标关联

二战后美国经济由世界的立足者到“滞胀”经济为特点的结构性危机,又转为从20世纪90年代初走出低谷保持多年来的持续增长,特别是克林顿政府上台后,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以致使美国经济发展的轨迹超出了传统经济理论的诠释。这与美国政府在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轨时期采取的政府适度干预、引导和调控政策有着直接关系。     

"博顿草案"大辩论与战后初期美国东亚战略重心的转移

"博顿草案"是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于1947年3月起草的一份对日和约草案.由于冷战的兴起和东亚形势的变化,该草案一经提出便充满争议.尽管博顿两次修改这份草案,但由于其始终未能摆脱战时罗斯福政府扶持中国、压制日本的东亚构想,所以围绕对日媾和与东亚战略重心议题,美国国务院、军方、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部等各方展开了激烈的外交辩论.在大辩论后期,以乔治·凯南为首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强势介入,他们从美国全球遏制战略的思维出发,重新审视东亚战略并主导了对日媾和问题,先后出台了PPS10号与PPS13号文件.这两份文件是美国东亚战略的指导性文件,终结了对"博顿草案"的外交辩论.其后,由于冷战的需要,美国东亚政策的重心逐渐从中国转向日本,在改造日本的同时,将日本变成保障美国的东亚安全、推行遏制战略的重要基地.围绕"博顿草案"的大辩论不仅使得美国东亚战略制定的主导权从国务院远东司转向政策设计室,同时,也促使战后初期美国东亚战略重心发生转移.     

中国能为"全球经济伦理"做什么

本文首先探讨了全球经济伦理的根据和可能条件,随后分析了全球经济伦理与西方经济伦理的关系,最后还就中国对全球经济伦理可能的贡献发表了看法.作者的基本观点是,争取中国在全球经济伦理问题上的发言权,是我们不可让与的权利.中国企业、经济学和伦理学者应当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伦理研究,对全球经济伦理建设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高瞻远瞩：加入WTO大势所趋

。加入ＷＴＯ，有利于引进外资。目前我国内需不足，又面临还债高峰，以未来国内市场换取每年４００亿美元外资进入，才能保证国内外经济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 美国改变态度支持中国加入ＷＴＯ，是出于其长远经济利益和现实政治利益。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出口集团、金融集团和大型跨国公司，在２１世纪最重要的利益之一就是占领中国广大的国内市场；反对中国加入ＷＴＯ和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的，主要是美国的进口集团、夕阳工业集团（如纺织）和工会。克林顿政府的政治考虑是为２０００年大选创造“政绩”。 自由贸易可以扩大贸易总量和生…     

世界新秩序和美国对华新政策

本文论述美国１９９７年后对华新政策。文章综述９０年代起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的检讨,到１９９７年克林顿政府采取对华新政策,主要是稳定亚洲、中国大陆、台湾,以确保美国在亚洲战略地位和经济利益     

"美国研究"或"对美国的研究"--试析中外美国研究范畴的不对称性

美国的强大使美国研究在全球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然而,中外美国研究在内容范畴上却存在着巨大差别.美国研究在本土的兴起是其民族身份诉求的象征,是内向的,采取的是文化的研究途径;而对中国或其他国家而言,美国研究是对一强大的他国的研究,因此较易倾向于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各国美国研究协会成立的先后也因此与美国的外交拓展基本一致.通过对加拿大与中国的美国研究的案例分析,认为除了语言与经济条件的限制外,本土主义与国家利益的结合是美国研究各国发展差异的原因所在.中国的美国研究更多的是一种对美国这一国家实体的研究,这种研究从长远而言需以美国研究为基础.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对中国战略的影响与中国的对策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动机既有经济又有政治和安全方面的考虑,遏制中国崛起是其中一个不容否认的目标.美国加入TPP,冲击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改变了整个亚太地区的贸易流向,这会减少中国的区域贸易自由化收益,并使中国在区域合作机制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受到损害.为此,中国应当关注TPP的谈判进程,选择适当的时机参与TPP谈判,并在亚太区域整合中发挥与自身实力相称的作用;加快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巩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为中国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奠定坚实的制度和政策基础.     

新形势下中国社会主义"和谐世界观"的构建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经济融合与市场经济为各国的发展既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严峻挑战.全球体系正在经历两个重大事件,即全球性经济危机与国际体系力量核心的转移.这些变革直接影响到区域内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及其地区内的格局.如何应对这场经济危机,如何在倡导全球合作之际,提升社会主义中国"和谐世界观"价值理念的建设,在后全球化时代发挥巨大的软实力,将成为未来中国的重要课题.可以说,这场起源于美国的经济危机为中国提高社会主义威信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预示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谐世界观"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目标选择过程中的美国因素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随着中国成为美国在东亚的主要对手,美国东亚遏制战略最终形成.阻止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传统贸易往来,并促使日本经济与东南亚经济进行整合,成为美国东亚遏制政策的核心环节之一.美国东亚战略政策的确定决定了日本只能以东南亚为对象开展经济外交.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模式及战略选择——基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变的视角

随着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转变与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无论是并购规模还是并购金额都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变的角色定位与战略目标必然随之变化.因此,中国政府应根据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变与海外并购存在的国际环境的不确定因素,从国家竞争优势的战略高度,选择海外并购模式和海外并购的战略,提高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综合竞争力,更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完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化策略,提高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与决策权.     

百年大变局下美国对华战略竞争逻辑和实践

当前世界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期，和平与动荡交织并存，国际社会正经历罕见的多重风险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近年来，美国日益强调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对华战略竞争趋势逐步增强。其根本动因在于中国的崛起和近年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实践引起了美国霸权焦虑。随着实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需要追求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正当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这与美国尽力维护自身霸权地位以实行强权政治的目的产生矛盾。霸权焦虑导致美国对华战略判断发生改变，转而采取战略竞争政策。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战略竞争在拜登时期得到全面加强，通过联盟战略聚焦于经贸、科技创新、军事与安全、全球治理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