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流派的浪漫主义美学倾向

流变轨还纵观数千年中国文学发展史,尚未出现如同欧洲文学那样典型的浪漫主义时代,虽然这期间也不乏屈原、李白这样举世闻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但从理论形态来看却没有完整而系统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和美学原则。直到近代,梁启超才从流派的角度提出“理想派”(即浪漫派)和“写实派”这两个概念,然而他并没有从美学思潮和方法论的高度对“理想派”作出明确解释。有意识地在近代选择并传播具有现代美学特征浪漫主义思潮的应该从鲁迅谈起。尽管从主观动机来考察,鲁迅译介域外浪漫主义美学思潮是为了救     

从主体话语到文化启蒙：论1980年代美学“译介热”的知识谱系

在1980年代“美学热”语境中,西学的“现代派”资源契合了思想解放的宏大语境。主体价值的确立、审美感性的彰显、个体的历史反思等等,这些不仅成为西方现代派美学的表征形式,更是成为中国新时期的理论诉求。“萨特热”“尼采热”以及“弗洛伊德热”就构成整个80年代美学维度“译介热”的知识框架。萨特的存在主义美学浪潮作为译介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强大的哲学理念和现代派文学的推动,成为人学思潮中的“亮点”;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通过对主体深层心灵活动的体察、泛性主义的生命欲求和精神世界的症候性分析,呈现出了主观色彩浓厚的美学面貌;“尼采热”的出现构筑了新时期译介活动的另一个热潮,伴随着尼采哲学论争的同时,也是唯意志论哲学和人本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深化和张扬。由此,“译介热”走出了一条从主体话语确立到美学伦理建构的理论谱系,具有文化反思和人性启蒙的历史价值。     

论“席勒式”创作方法的美学内涵

“席勒式”并非一个贬义的美学概念，而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席勒自己的作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的诗歌，戏剧等大都具有浓重的主观性，重视中世纪文学传统和追崇自然的浪漫主义色彩。而马克思对“席勒式”的批评是有其特殊历史语境的，从揭露与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的革命需要出发，他对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批评，在运用美学批判标准的同时，也使用了历史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     

实践本体论美学思想建构的历史语境

实践本体论美学思想是刘纲纪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重要贡献,这一思想体系的建构具有特定的历史语境：国外历史语境主要表现在对葛兰西实践一元论、卢卡奇社会存在论以及南斯拉夫实践派的考察和批判上;国内语境则表现为同朱光潜、李泽厚等国内实美学家和哲学家的研究成果的碰撞和影响上,同时,接连不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的争鸣与讨论,也在客观上为这一思想的构建营造了浓厚的理论氛围。     

自我表达、现实介入与文本的历史性——郭沫若《棠棣之花》创作过程考论

从1920年的“诗剧”到1941年的“史剧”,《棠棣之花》从一部“半成品”到最后定型公演的漫长过程,贯穿了郭沫若“五四”和抗战时期两个最重要的文学活动阶段,见证了他从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到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成长。作者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对作品的补充、调整和修改等,实际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不存在文学性的浪漫主义抒情诗和政治性的宣传剧之间的对立。梳理《棠棣之花》从“诗剧”到“史剧”的创作过程,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郭沫若在自我与历史的对话中不断展开个人生命活力的过程,也有助于打破通行观念,深化对现代文学历史特性的认识。     

鲁迅翻译实践与理论的整体观照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直到今天,国内翻译界对于鲁迅的翻译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如部分学者认为鲁迅的译文“信”有余而“达”不足。本文通过分析鲁迅翻译选目中的“弱国情结”、翻译理论中的启蒙翻译文化观、“硬译”的方法论和“重译”的翻译路径,从翻译的历史语境视域出发,指出以上观点是从单一文化语境来看待鲁迅翻译理论与翻译方法的结果。本文提出鲁迅翻译理论的目的绝不局限于语言表层,而是一种改造中国语言文化、构建平等的民族关系的文化策略,其“硬译”的翻译方法是他的翻译目的在语言层面的具体体现。     

美学术语与美学视野的汉语生成

"美术"与"美学"等词从内涵模糊、外延交错到内涵明确、外延清晰的过程正是汉语语境中美学视野的现代确立过程;也是从美学的观念引进到学科对象与方法的成型再到方法多元化的论域成熟的过程.具体来说是王国维、蔡元培、宗白华、朱光潜等学者建构哲学美学、社会美学、艺术美学与心理美学等维度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中美学视野.     

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精神特质

梁启超美学思想是中国特定的社会现实与文化语境的历史产物。是特定时代与独特个体的双向互动,是梁氏启蒙新民的政治文化理想在美学思想领域的个性化体现,具体表现出尚实意识、趣味理想、人文品格三大基本精神特质。     

鲁迅对文化转型的探求与焦虑

本文对当前某些试图颠覆鲁迅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鲁迅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有独特的探求，也有不应忽视的焦虑，有时表现为传统批判中的偏激。应了解“偏激”的语境和历史理由，同时看到鲁迅还有对传统积极传承的另一面，国民性批判出于启蒙需要，绝非丑化国人，而是极可贵的民族自省，鲁迅对民主，平等，科学等流行观念均有前瞻性的独立思考，他提出应警惕过分崇奉物质带来的现代文明病，至今仍有启示意义。     

“历史的”和“美学的”：“红色经典”命名合法化解析

“红色经典”中的红色更多地与特定历史语境关系深密,而经典一词则须观照文本美学的各项指标,经典决定了红色的特定质素,而红色也因其特殊称谓及其负载的意识形态信息宰制着经典的生产空间。只有在“历史的”和“美学的”双重理论视角下考察“红色经典”的命名,才能在学理层面上廓清“红色经典”的经典性品质及其经典化线路。     

论鲁迅诗歌中的楚文化因子

鲁迅的诗歌受楚文化影响甚大,楚文化的浪漫主义精神在其诗歌中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并形成了其独具“鲁迅风”的艺术表现;与老庄、屈原人格精神相通,使鲁迅成为破中国之沉寂而呐喊的骚人;楚文化中传统的宗教思想、神话传说成为鲁迅诗中常见的典故,影响着他的诗歌风格。     

论鲁迅不和谐的美学倾向

鲁迅的创作，融贯了熟为人知的鲁迅式的思雏方式，情感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鲁迅式的美学风格，进而形成了鲁迅异常独特的美学倾向——不和谐之美。鲁迅作品中意象的对抗性，音响的怪诞性，旋律的不协调性，以及色调的强烈的反差等，既是不和谐的美学倾向的自然流露，也是鲁迅复杂情绪的微妙传达。     

论鲁迅杂文社会意象表达的艺术效果

鲁迅把深刻看取的社会世相与传统的文学意象有机融合 ,成功地创造出了其杂文的社会意象 ,以之作为其文学特别是杂文社会批评的重要文学因素。鲁迅杂文的这种社会意象不仅蕴含了丰富的思想内涵 ,更是鲁迅杂文文学性的重要显现。它成功的艺术表达成就了其在思理、认知、感染、审美等多方面的艺术效果。通过对鲁迅杂文中社会意象表达的艺术效果的考察 ,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体味鲁迅杂文的艺术风采 ,从而更坚定地确认鲁迅杂文的文学属性。     

潜隐的浪漫：穆旦40年代诗歌中的浪漫主义

穆旦40年代的诗歌创作自觉追求“思维复杂化、情感线团化”的西方现代派诗歌表达方式。但其诗歌的主旨、立意和内在精神却与纯正的现代派风格有差异,表现出与浪漫主义的相通。穆旦诗歌中有明显的英雄崇拜,坚强的乐观精神以及对浪漫主义本质特征“自然”的推崇。这些浪漫主义因素成为他创作的深层精神资源,影响他诗歌风格的形成。在此基础上探讨穆旦从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以及他的现代主义诗歌中包含浪漫主义特质的深层原因。     

鲁迅美学观的现代性

鲁迅美学观的独特性表现为对立冲突之美、不和谐之美、力之美和恶之美,这些特征都和现代对立崇高型美学在内在精神上相契合,鲁迅美学观的现代性正体现在这里。在鲁迅现代性的美学观中,蕴含着一种叛逆精神和战斗精神,这种伟大的精神正是文学的灵魂,它至今仍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对鲁迅遗嘱中一个难点的解读

鲁迅去世前,在遗嘱的初稿中表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当文学家和美术家的意愿,这是鲁迅品尝了以文化改造社会不能成功的苦酒后所产生的绝望心理和虚无情绪的反映;但鲁迅在承认自己有虚无情绪的同时,并没有放弃"绝望反抗”.因而,鲁迅晚年文艺思想的这一重要层面具有深刻的内涵,对此不必回避,也不容忽视.     

论魏剑美杂文的犀利与深邃

在当下的文坛湘军中，魏剑美是一位很有实力的作家。他的长篇官场小说《步步为局》、《步步为局2：副市长》自出版后，迅速在全国热销。尤其是他的杂文具有鲁迅风骨，不仅文笔犀利，视角独到，而且思想深邃，逻辑缜密，给人以极大的阅读兴趣与审美愉悦。     

爱情:表达虚无存在的命题——从存在观看鲁迅与北村同名小说《伤逝》

凡是真正用思想写作的作家都会穿越现实关怀的层次追问隐蔽在现实背后的人的存在的本体性意义。鲁迅及其作品有这种飞升的品质,当代作家北村也承续并衍发了这一品质。该文旨在从存在观的视角对鲁迅和北村两位作家的同名小说《伤逝》进行解读,认为虚无绝望是两个作品立意的根基,也是作者言说的出发点和归宿。而爱情故事是言说虚无存在所假借的一个命题。不同的是,二者在探察最终的精神企盼时有不同的指向。     

论文学语言形式的现代转变对徐訏小说的影响

文学的“现代化”首先体现在文学语言的现代转变上,语言的通俗化转变使文学语言更容易被百姓所接受,以此达到启蒙思想的目的;语言的现代化转变增加了文学语言的哲理性和抒情性,使之更为深刻地表现现代人的思想及情感。文学语言形式的现代转变影响了徐哥小说的创作,使其小说用大众语言来表达情感,说理语言缜密严谨。徐吾于在离奇诡谲的情节中构建了浪漫传奇的语言形式,在对现实的通俗描写中语言又不乏高雅,建立了雅俗共赏的语言走向。分析文学语言形式的现代转变对徐骨小说的影响,对探究徐骨小说的语言风格具有一定的意义。     

论张衡清灵简畅的诗文风格

张衡诗文在意象布设、意境营造及声韵使用等方面,有意追求清丽、简净、灵动、谐畅的审美境界,开拓了东汉文学新境界,肇启汉魏六朝之清畅文风。张衡诗文清灵简畅风格的形成,既得益于南阳地域文化的陶冶,也受益于张衡的科学艺术思维惯式,淡静的性情也使他比较偏爱清朗灵动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