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杀妻求将”质疑

司马迁在《史记·吴起列传》中记载吴起贪图功名,"杀妻求将",是一个不仁不义的恶人。但根据先秦史料《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的记载,吴起并没有杀妻求将,而是出妻,即休妻。但是吴起"修德亲民"的治国思想,使其不会有"杀妻"的思想基础。吴起军令的严苛,则有可能使其有"出妻"之举,先秦文献记载也认为吴起没有杀妻,而是出妻。司马迁是西汉人,距离吴起在世已经200余年,他的史料当是听说来的。相对《史记》,先秦史料《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更为准确。     

韩兆琦《史记笺证》对《史记索隐》的接受与发展

我国著名《史记》研究学家韩兆琦先生的《史记笺证》是当代《史记》研究力作,也是目前最便于阅读的《史记》评注本。《史记笺证》引征宏博,对于"《史记》三家注"多有取资,其中对于《史记索隐》尤为倚重,在注《史记》的过程中或直接引《索隐》为注,或将《索隐》注文择为一说,或引《索隐》注文为证,在内容上对《索隐》有多方面的接受。但对于《索隐》注释不确之处,也予以必要的指明和纠正,体现了一定的发展和超越。     

孔子夫人姓氏考辨

孔子夫人姓氏考辨骆承烈孔子夫人姓什么？历来说她姓亓官（此系复姓，后世又简称亓）。多年来，许多权威性的孔子研究著作均持此说。笔者近读古籍，观文物，却有了新的认识。《史记·孔子世家》之《索隐》中记：＂按《家语》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并官氏之女。＂《孔子家语...     

《史记》的“表”

历史上关于《史记》表重要作用的认识梁玉绳是清代著名朴学大师,他花了毕生精力,撰成《史记志疑》一书,摘取《史记》正文,分条详考。钱大昕称此书是可以和“三家注”相比拟的《史记》第四家注。《史记》一百三十篇,表只有十篇,但《史记志疑》全书的三分之一却是对史表的考辩。究其原因,表的错误更多一些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表在《史记》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梁玉绳在考析《三代世表》篇的开头说:     

《三国史记》夫余史料解析

朝鲜史书《三国史记》涉及的26条夫余史料,对夫余历史研究的价值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利用这些史料研究相关的夫余王,如大致推测带素的在位时间、夫台与尉仇台的关系等;二是《三国史记》采自朝鲜古籍的相关史料,可与中国正史中的一些史料互为补充,它对夫余王系研究具有一定价值;三是这些史料对夫余与周边民族关系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四子合传与黄老"黜儒"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文本解读层次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史料,有两种文本解读层次:一个是《史记》记录的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等四子所处时代的“原始”史料;另一个是司马迁以其所处时代形成的结论性语言赋予该传的“当代”史料。而若从第二个层面解读该传,可知将四子合传,除了他们“本于黄老”“原于道德”的共同点,还有本传所称的“黜儒”一面,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与“太史公曰”中对“黜儒”不置一词,显示他对四子“本于黄老”的格外强调。这种做法,具有调和儒家与黄老关系的作用,有利于“黜儒”之四子学说在汉代的继续传播。     

牛金星降清有据——与王兴亚同志商榷

<正> 《文史哲》1980年第二期刊登的王兴亚同志《牛金星降清说质疑》一文,对牛金星是否降清的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读后不无启发,但我觉得王同志的结论仍值得商榷。就我所接触到的史料来看,我认为牛金星降清是确凿无疑的。这不仅有众所周知的《清史稿·季开生传》为据,更重要的是有清初的档案材料相佐证。《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六一八页载吏科给事中杭齐苏于顺治四年八月十九日的题奏中写道: 吏科给事中臣杭齐苏谨题,为孽党不容漏诛,名器不宜久玷,仰乞敕部查明伪     

西周时期的鲁国纪年

<正> 西周时期的鲁国纪年,一向有两种说法:一为《史记·鲁世家》,记载考公至孝公十一世的年数,虽缺伯禽一世,但其完整性大大超过《周本纪》和诸世家;二为刘歆的《世经》,记有伯禽的年数,另有三处同《史记》的出入颇大。人们对于这个没有史料依据而又晚出的说法,大多抱怀疑的态度。     

《史记·高祖本纪》志疑一则

《史记.高祖本纪》载:"沛公……攻开封,开封未拔。西与秦将杨熊战白马,又战曲遇东,大破之。"①上文说刘邦与杨熊战于白马,《汉书.高帝纪》、《资治通鉴.秦纪》均从之,当今学者的有关论著也多有信从。但笔者怀疑,《史记》上文记载刘邦与杨熊"战白马"是错误的,试证之如下。     

《吴子》小考

<正> 《吴子》是战国时吴起的兵书,收为《武经七书》之一。明代姚际恒、清代姚鼎都考定为“伪书”,使后学者多不敢用。宋代胡应麟曾说:“《吴子》或未必起自著,要亦战国人掇其议论成编,非后世伪作也。”(《四部正譌》)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理由如下: 一,今本《吴子》的内容和汉代所见古籍中记载吴起的史料相符。《史记》《儒林外传》均载吴起曾受业于曾子或子夏,受过儒家影响。《吴子》中说到治     

孙膑故里辨析

<正> 关于孙膑的故里,现有郓城、鄄城、阳谷三说。笔者在翻检了《春秋》、《左传》、《古本竹书纪年》、《史记》、《汉书》等文献材料后,对郓城①、鄄城、阳谷②三说的有关资料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在这三说当中,以郓城说的根据最为充分,最接近历史的真实。兹予以申论。一《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孙子武者,齐人也。”“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这是我们研究孙膑故里的基本文献依据和基本出发点。《史记》这段文字谈清楚了两个问题:     

《“楚”“荆”小考》考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文汇报》第三版载有《“楚”“荆”小考》一篇考证性的文章。文章中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汉书·高帝纪》贾逵注也引以《史记·正义》(似应作《史记正义》或《史记》正义,因‘正义’并非《史记》篇名——笔者),认为‘秦庄襄王名楚,故改讳荆,遂行于世’”——并且注明,这句话在《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8页。看副这句话,不免要引起两点疑问:其一,现在见到的东汉班固撰的《汉书》,虽然后世注家多至数十人,但通行的只有唐初人颜师古的注。历史上     

吴淞铁路是我国第一条铁路

《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所载邹宏议同志的短文对戚其章、骆承烈两同志把吴淞铁路当作我国的第一条铁路的说法提出异议。我认为邹同志的论点值得商榷,戚骆两同志的说法(仅指认为吴凇铁路是可以接受的,目前我国铁路部门的专家和学者也都持此看法。所谓“我国的第一条铁路”,按照公认的含义,     

“擒”字解

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残简,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整理小组的释文及注,对读者是有很大帮助的。其中一篇是《禽庞涓》,禽即古擒字,整理小组在本篇说明中说:“本篇记述孙膑……在桂陵大破魏军,俘获庞涓。”注文中也说:“简文记庞涓于桂陵之役被擒,与《史记》所记不同。”据报刊转载日本友人也有这样的看法,说可以纠正《史记》的错误。但以上的说法,却值得商榷。     

《皮币考辨》辨

近读《皮币考辨》(以下简称《考辨》),颇多启发,但对作者的某些观点及考证方法有不同看法,愿提出向作者及识者请教。首先需要声明的是,笔者同意皮币不是货币的观点。这里所要辨析的,主要是《考辨》的论据问题。《考辨》认为:“皮币不仅不是最早见于汉,而且竟然全无货币之意,皮币货币说完全是对《史记》中一段史料望文生义而致。”为了有助于正确地理解这段史料,特将《史记·平准书》中有关皮币的文字录之于次: “……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造钱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     

吴淞铁路不是“我国的第一条铁路”

《山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上刊登了戚其章、骆承烈两同志的文章《对我国第一条铁路建成与拆毁的估价问题》,文中把吴淞铁路说成“是我国的第一条铁路”,我认为此说不妥。首先,吴淞铁路不是在我国最早出现的一条铁     

冯洁菲四始述评评议

冯浩菲对历代关于四始的论述尚有一些可补充和值得讨论的地方:<毛诗>说脱离原来的现实政治宗旨,成为纯粹的学术话题;<史记>说语焉不详;<诗纬>说提到的有限的诗篇只是其整个学说体系中的小元素.这种译"述"加"评"的结构,优点是条理清楚,但其毕竟不是史,而四始是历史概念,缺乏对四始相关历史的说明势必增加对四始理解的难度.     

秦汉时期刺客叙事的变迁——由《史记·刺客列传》到“汉武梁祠画像”中的“要离刺庆忌”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收录了五位历史人物,而出现于东汉桓灵间武梁祠画像石上的属于"刺客群组"的则有六位,与前者相比,后者所多出的为刺客要离。由《战国策》、《吕氏春秋》至《史记》、《说苑》、《汉书》,再至武梁祠画像石"要离叙事"的变化,可见"要离"未进入《史记.刺客列传》,是司马迁经过考虑而选人入传的结果。在司马迁身后,汉人对其所书写型构的"刺客世界"并未终止,刘向《说苑》中出现了将此五位刺客义士打散后重编的思维与叙事新编。在从《史记》文本叙事到武梁祠画壁画像叙事之间,"要离"重新被型塑并经历了由"刺客之外"到"刺客之内"的角色转变历程。     

欧阳修编纂史书之义例及其史料学意义

欧阳修修史以《春秋》为圭臬 ,并从中抽绎出三条基本义例 :一是微言大义 ,春秋笔法 ;二是文约事详 ,简而有法 ;三是不没其实 ,据事直书。尽管其中不乏主观性和非确定性因素 ,也有因此而造成的忽略史实、割裂史料等问题 ,但这些义例对于史料运用和史书编纂的积极影响还是值得肯定的 ,在史料学上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离骚》究竟著于何时?

探讨先秦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代表诗篇《离骚》的写作年代,是《楚辞》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据胡念贻同志《屈原作品的真伪问题及其写作年代》统计,《离骚》著期约有八说(自王逸至当代)。当然远不止这八说。各种异说均涉及《史记·屈原列传》,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