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家王光祈评述

“五四”时期 ,王光祈发起组织过“少年中国学会”和“工读互助团”等著名的社会团体 ,后赴德国留学。 192 3年改学音乐 ,在其后短短的十二年里 ,他写下了大量的涉及面相当广的音乐论著。王光祈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第一位以外文向世界介绍中国音乐的学者 ,也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第一个在音乐学领域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理论家。     

中西方音乐史的异同点及其思考

中国音乐史和西方音乐史是我国音乐学术领地的两大学术研究领域,研究和探索中西方音乐史,对于更好的认识音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现从史料、方法、著作及历史发展线索等方面,对中西音乐史作了初步的比较研究。     

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和当代美育教育

我国自古就是“礼乐之邦”。学校形式的音乐教育传说最早始于夏代(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在汉、唐的盛世时期音乐文化达到了在古代音乐史中最辉煌的时期。音乐教育体制也相对完善。 但自唐以后近千年,我国音乐一直在民间发展,并没有太大的改观。西方音乐近     

中国英语交流初探

人们总是说中国人讲英语多少带有些中国味道。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一现象应当叫做“中国英语”(Ch inaEnglish)。19世纪20年代,在中国学者主张中西文化汇合时,梁启超就提出“中西互补”论,“拿西洋的文化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罗运芝,1998)外语就     

被遗忘的美丽——女性音乐史的特点及新史学对西方音乐研究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史学观念的演变,美国的西方音乐研究产生了诸多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现象便是女性音乐史的产生。在完全由男性主宰的音乐史之外,女性主义创造了新的历史——女性音乐史。女性音乐史的出现使传统西方音乐研究首次关注女性＂他者＂的音乐文化,并扩大了史料研究的范围,打开了研究思路,拓宽了研究视野,为西方音乐研究增添了新的血液。     

《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比较研究

早在19世纪末,西方学者便开始了对中国文学史的书写。20世纪初,林传甲和黄人分别编写《中国文学史》,拉开了中国学者撰写本国文学史的序幕。迄今为止,学界已有数百本中国文学史著述问世。中国学者所著文学史,在文学理念、编写模式和文体分类等方面一直深受西方汉学界的影响,但随着近年来研究思路的改变和学术水平的提升,已经呈现出由整体“趋同”向“趋异”转变的走势。《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著作,便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在中西方的差异。     

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超越合法性问题

“哲学”一词和中国哲学是西学东渐后的产物。然而 ,西方学者自黑格尔直至今天的德里达 ,都认为“中国没有哲学 ,只有思想”。于是 ,“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便成了问题 ,中国哲学学科便存在着合法性的危机。一个世纪以来 ,中国学者不懈努力 ,在学习西方哲学的过程中 ,对“什么是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做出了回应。胡适、冯友兰等撰写了“中国哲学史” ,奠定了中国哲学 (史 )学科的范式。一百多年来 ,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著作可谓汗牛充栋 ,即使如冯友兰所说将中国各种学问中“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 ,选出而叙述…     

文化改造与政治革命--论王光祈与恽代英在少年中国学会中的交谊与分化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社团之一。王光祈和恽代英都曾是这个著名社团的成员。王光祈和恽代英之间的相识与交往几乎都是围绕少年中国学会展开。他们在“五四”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为着创造一个光明的“少年中国”的共同理想而相聚，但终因彼此思想的差异，在社会影响之下做出了个人不同的选择。两人在探索中国出路方面的思想分化，也为我们了解少年中国学会的分化与瓦解提供了很好的注脚。     

肖邦《马祖卡》音乐美学思想略探

肖邦作为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马祖卡》已影响世界音乐史两个世纪。肖邦《马祖卡》音乐中蕴含的乡土人情,民族情怀与对祖国的眷恋,“情感论”与“移情美学”,在旋律中呈现的典型的器乐音,强烈而富于变化的和声色彩,是肖邦《马祖卡》音乐美学思想的精髓。对肖邦《马祖卡》音乐美学思想进行剖析,对丰富和健全我国音乐美学思想具有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1964年的日本历史学界

日本《史学杂志》1965年5月号(第74编第5号)刊登了“1964年的历史学界——回顾和展望”专辑,其中包括“总说”、“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等几个部分。现就“总说”的部分(东京大学教授山本达郎所写)摘译如下:1964年的国际历史学委员会理事会于四月在东京召开,以八个来日本的历史学家为中心举行了研究的集会。比这早一个月在新德里召开了第一次国际东方学者会议,后来在八、九月中在北京举行了科     

长安都市圈与汉文化的世界影响

<正>美国学者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亚洲史》一书中指出:中国人在汉朝统治期间取得的领土和确立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一直维持到20世纪。中国人至今仍然称自己为"汉人",他们因自己是汉代首次确立的典型中国文化和帝国伟大传统的继承者而深感骄傲[1](P141)。今天人们说的"汉人""汉族""汉语""汉字",都以"汉"为指代符号。外国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学问,也称作"汉学"。可见汉     

论《唐戏弄》对戏剧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戏剧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在中国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还是近代以来的事。1915年,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发表了他在戏曲研究中带有总结性的巨著《宋元戏曲考》,从此揭开了我国古代戏剧史研究的序幕。之后四、五十年中,各种戏剧史专著陆续问世,其中以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1936年)、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1940年)和任半塘的《唐戏弄》(1958年)最为学界瞩目。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是我国戏剧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刀。它在“古人未尝为此学”的情况下,对古剧资料的发掘、整理和     

重写文明史

怎样建立中国话语及自主知识体系?学术界一直在奋力探索，然而效果却不甚明显，根本原因是没有找到恰当的抓手，无法做到“踏石有印，抓铁留痕”。话语是在言说中呈现的，或者说，话语最先是在对文明史(包括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经济史、法律史、科技史等各学科史)的认知与言说、叙述和阐释中形成的。例如，中国的“春秋话语”,是孔子撰写《春秋》,从历史叙述和言说中建立起来的；同样，西方的话语权，也是从撰写世界文明史中确立的。无论是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对东方文明的贬低，还是雅斯贝尔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正式提出了“轴心时期”这一话语，都是在文明史的叙述和阐释中展开和形成的。然而，长期以来，“文明”概念的定义、文明观的全球输出以及文明史的书写话语权都牢牢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致使当下的(包括西方的和中国的)文明史书写存在严重的西方中心倾向，对东方文明，尤其是对中国文明的书写存在史实不符、歪曲贬低、盲目跟风、亦步亦趋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重写文明史”这一重大命题，是期望中国学者以文明史实为基础“重写文明史”,在重写文明史中对西方错误的文明观进行拨乱反正，对西方文明史和中国相关文明史研究中不实的书写进行有...     

《西方人东来之后》简介

自16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随着欧洲人的东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逐渐发生了改变。《西方人东来之后——地理大发现后的中西关系史专题研究》一书正是以此为出发点,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地理大发现后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几个专题,即“郑和与哥伦布:相反方向的航海者”、“汉语:欧洲人的早期认知”、“历算之学:中国人的理解”、“美国:大洋彼岸的奇异国度”,并提出了一些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从而为人文专业的研究人员和学子提供了最新的理论成果。本书为浙江大学“211”工程项目及国家“985”创新基地“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的课题成果,学术性强,…     

论五四文学借鉴对象的转换及其对新时期文学的意义

<正> 五四文学革命初期,为了反对封建旧文学并使新文学适应于新的社会现实,曾经着重介绍和学习了西方近代文学。先驱者们不仅积极翻译欧美各种文学理论,在不少刊物上出这方面的研究专号。(如《小说月报》的“法国文学研究专号”、“拜伦号”、“罗曼罗兰号”,《少年中国》的“法兰西号”,《创造季刊》的“雪莱纪念号”等等)。而且还努力撰写西洋文学史论著。(如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郑次川的《欧美近代小说史》,王维克的《法国文学史》)。在这种大力倡导和介绍之下,在短短的时期之内,欧美各种文学理论、文艺思潮和文学流派纷至沓来,传入中国。古典主义、     

傅满洲——西方社会妖魔化中国的形象巅峰

以西方人眼中极具代表性的中国人形象“傅满洲”作为研究对象,以文本研究方法,对傅满洲的形象以及该形象形成的原因进行探讨。认为傅满洲这一形象沉淀了两个多世纪以来西方表述中国的历史话语,又契合了20世纪初“黄祸论”的现实语境,映射出西方社会东方主义的话语和文化霸权。     

也谈“中国革命史”的称谓及上限问题——兼与冯明科同志商榷

冯明科同志在《关于“中国革命史”的称谓及上限的反思》(载《宝鸡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89年第4期复印)一文中认为,在通行的教科书中基本上都使用“中国革命史”这个名称,这是不妥的。理由有两点:首先,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看,把它称作“中国革命史”和历史事实是不相符的。其次,从“革命”一词的含义看,将该学科笼统地称之为“中国革命史”也是不符合逻辑的。建议用“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史”这样的名称。民主革命史的上限,作者界定在1898年,其标志是戊戌变法运动的发动。我对“称谓”和“上限”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借此机会求教于冯明科同志,论述有遗漏和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构建个性化的述史空间--读《中国散文批评史》

现在,不唯上、不唯书、不唯众的“自说自话”式的述史方式在２０世纪中国散文及散文批评研究中得到生动的证明。这即是指范培松先生早于！ｏｐ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散文史》和新近问世的《中国散文批评史》（“２０世纪中国散文研究系列”之一,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４月版,以下简称《批评史》）。前者因其独特的个性化阐释被孙玉石誉为“将在整个中国现代散文史的研究中树立起一个新的里程碑”（《批评史》第６０９页）。而后者,我以为也将以其构建个性化述史空间的典范实践屹立于２０世纪中国散文批评研究的群峰之中。 我以为,范培…     

“凤毛麟角 人才难得”

“我始终记着我的老师熊十力先生的勉励:‘做学问就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学者,要像上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其心,艰难挫折不能乱其气。’”大半个世纪以来,任继愈正是如此身体力行的。作为一名传统知识分子,他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20世纪,这种巨大的世纪动荡促使他探寻人的价值、社会发展的方向以及中国现代化的轨迹。他以惊人的兴趣和精力广泛研究哲学、神学、历史、文学等等,并且在相关领域成就卓越,《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宗教大词典》、《中国道教史》、《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等学术著…     

16－18世纪经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的西洋音乐家考述

利用大量的中西文献及档案,对16-18世纪经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的西洋音乐家钩稽考证,得出有名者23人,无名者9人,并一一指出了他们的国籍、职业、经历等.为明清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