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公共行政的伦理诉求

长期以来 ,公共行政领域一直奉行事实与价值、行政与伦理的二分模式 ,存在着忽视伦理价值取向的“技术主义”倾向。通过对威尔逊 -韦伯模式的历史反思、公共行政性质的全新界定、自由裁量权的确定引入 ,可以发现伦理与行政之间并非存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完全具有相融共通的内在可能。伦理道德是公共行政的重要维度和必然诉求 ,可从公共行政组织和公共行政人员两个方面加以界定。     

公共行政道德化:新公共行政社会公平观的现代价值

以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以效率和经济为核心价值。新公共行政学派强烈批判了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和经济观,认为必须把社会公平引入公共行政中去,并作为其基石和核心,才能体现公共行政的精神。公共行政道德化是社会公平的现代启示,它包括公共行政体制的道德化和行政人员的道德化两个维度,包括从行政人到公共人、从顾客到公民、从管理到服务、追求公共性4个基本意涵。     

公共行政的继往开来之路——纪念伍德罗·威尔逊发表《行政学研究》120周年

120年前,威尔逊发表了《行政学研究》一文,它是公共行政学这门学科产生的标志性文献,也是近代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整个20世纪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行政学研究》一文提出的基本思想都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一切关于公共行政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安排,都必须考虑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框架。但是,威尔逊的行政学成就所代表的是工业社会的政治文明,当人类开始走向后工业社会的时候,关于公共行政的新理论及其实践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在公共行政的演进中看行政伦理研究的实践意义

行政伦理研究是一个新兴的科学领域,是一项适应公共行政的发展需要和体现了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研究,也是实践性很强的理论建构工作。从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来看,特别是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行政伦理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公共行政的实践向行政伦理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需要通过行政伦理研究来解决那些在“政治路径”、“科学路径”和“市场路径”中都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但是,就社会治理模式从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变迁的历史趋势来看,行政伦理研究又具有过渡的性质,它的学科建构目标应当指向公共管理伦理学,而它的实践目标应当是对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进行规划和设计。     

公共行政的范式转换与价值嬗变

传统的威尔逊—韦伯范式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转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和危机,从而引发了重塑公共行政的运动。治理主义民主行政范式在吸收政治民主和社会自治思想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了公共行政的基本框架,是对传统范式的改进和补充。在公共行政范式转换的过程中,隐含在公共行政传统范式中的价值取向也在发生相应的消解与嬗变,从善政逐渐转向善治。     

西方理性官僚制与我国公共行政的发展取向

官僚工具理性与官僚主义是具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现代官僚制是近代西方工业化发展的产物,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在现代社会具有普适性价值。当今世界公共行政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官僚制的困境,新公共管理的原则应用到中国应当慎重。现实的中国正在经历着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我国公共行政发展可以借鉴西方现代行政管理理念的某些合理内容。     

对人性预设与公共行政思路的评述

传统公共行政学借用政治学的观点,对公共行政人员作了性“恶”的预设而强调规制;公共选择学派依据“经济人”假设主张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部门。以德行政构想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超越官僚制、推动公共行政发展的需要。“公共人”假设是以德行政形成的人性基础。     

科学与道德:行政权力道德化质疑——对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的阅读与商榷

张康之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一书在对现代官僚制的批判性研究中,针对行政改革的基本问题,对"超越官僚制"的问题做出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在对官僚制的种种弊端进行反思的过程中,理论结合实际地探讨了行政权力运行中的主体性、行政人员道德价值的重要性等问题。特别是作者正确地指出,在公共行政中必须正确处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了"公共行政拒绝权利"的主张。但是,该书中关于"公共行政道德化"、"政府道德化"、"社会秩序的道德化"等提法,又是值得商榷的。     

后现代公共行政的民主图象

“后官僚制”时代,人类一直寻求破解“铁的牢笼”之困局.在诸多尝试中,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别具风格.公共行政理论挟持后现代哲学的“解构”锐气,承接当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建构独特的民主行政“图象”.后现代民主行政图象的理论设计基于“公共能量场”中的“话语游戏”,为实现“一些人的对话”提供了可能性路径.后现代民主行政图象试图回归“公共性”、回归“个体主体性”,回归“现场”在场,以此解构“理性官僚制”民主图式,确合乎“人类解放”理想,但如果就此说,民主就在公共行政中实现了,恐怕也为时过早.     

西方公共管理理论比较研究——兼论其在我国的适用性价值

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脉络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再到整体性治理进行了比较分析,寻找公共管理领域的一般性原则与价值。结合我国的发展现状,传统公共行政的理性官僚制、新公共管理的市场导向核心、整体性治理的协同与整合理念都对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借鉴与启示作用。     

解读官僚制“悖论”与中国的抉择

20世纪以来,公共行政经常性地陷入困境,尤其是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引起了政府结构及其运行中众多问题。基于实践中公共行政体制的重重困境,笔者着重解读了官僚制理性化进程中的诸多“悖论”,并从中感悟到官僚制的形式合理性取代和湮灭了其实质合理性,各种摈弃和超越官僚制的理论并不能涉及官僚制背后深层面的问题;官僚制自身的“二律背反”体现为:官僚制管理是必须物的同时又是实现国家目标的障碍。在反思官僚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公共行政体制的现状,提出应在行政改革的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体制。     

完善和超越官僚制:我国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理性选择

官僚制,是现代管理的组织理论和模式架构,对工业社会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官僚制自身的缺陷及其与现代社会环境的不适应也日渐暴露,官僚制的组织模式正面临着危机。从中国来看,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结构”,即工业化与信息化并存,传统政治和现代政治并存,城市与乡村并存。因此,为了构建现代化的行政组织体制,推动中国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理性化,中国应在工业化社会更加完善官僚制,使行政组织的理性和效率发挥到最大化,同时又在信息化社会趋近中超越官僚制,以渐进的方式顺利实现行政组织体制的转型或替代。     

公共行政管理的伦理基础

长期以来 ,行政管理学界高扬效率、忽视伦理的主题定位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行政管理学研究向纵深领域的发展。公共行政管理从产生时起就与某种伦理价值观相联系 ;公共行政管理必须围绕着“公共利益”而建构和运作起来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 ,公共行政管理具有对公众负责、公正、合法性、多样性、正义等特征。结合行政管理的过程分析 ,公共行政管理的伦理规范主要内容为公益至上、有害不为、慎用权力、社会责任、平等竞争、增进信任。这些规范为公共行政管理奠定了伦理基础     

突破官僚制伦理困境的可能性

韦伯经典官僚制理论的伦理难题凸显于价值性与工具理性、信仰伦理与责任伦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紧张关系。他试图通过这种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方法整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信仰伦理与责任伦理 ,使其统整于合理和合法统治的理想类型之中。但这种理想类型只是一种可能性 ,它注定是不可“回乡”的。西方的各种救治疗法仍然难以突破官僚制的伦理困境。而中国共产党以“三个代表”为指导的新伦理精神建设才是突破官僚制的技术、知识统治之困境的可能之路。     

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规范化行使的伦理路径解读

街头官僚理论是近些年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一个前沿领域,它关注的焦点是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及其政策制定能力。我国基层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大体可以纳入“街头官僚”的范畴,他们在自由裁量权行使过程中出现错位现象,并由此产生负效应。行政伦理发挥着“隐形制度”的约软束功能,是行政主体自由裁量权的依托。从行政伦理学的维度剖析基层执法类公务员在自由裁量权行使过程中的价值负载,寻找自由裁量权规范化行使的伦理路径,是铺就政府与公众和谐之路的新视角。     

试论现代官僚制的现实合理性

官僚制是现代行政范武的主要模式,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官僚制在西方公共行政领域遭到了猛烈的抨击,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了“摒弃官僚制”的观点。本文分析了官僚制的历史合理性,并对反官僚制理论进行了审慎的反思,认为官僚制依然具有其现实合理性。     

从官僚制到后官僚制——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新方向

官僚制是西方国家进入工业社会以后逐渐形成的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它与工业社会的特点相适应,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共行政中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提高了行政效率,促进了工业社会的进步。但是,随着官僚制的发展,其弊端日益显露,加之西方国家逐渐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官僚制愈益不适应社会管理的需要。于是,以政府的企业化管理为特征的后官僚制,逐渐成为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新趋势     

韦伯理性官僚制范畴的再认识

以官僚制原理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被认为正被一种以管理为取向的新典范所取代 ,韦伯关于官僚制的经典分析也日益受到批评和怀疑。批评者从官僚制组织低效率和功能失调的现实出发 ,指责韦伯官僚制理论违反经验事实。文章认为 ,批评者以“效率”替代了韦伯理性官僚制理论中“理性”这一中心概念 ,需要新审视这些批评及其结论。韦伯理性官僚制概念的意义不在于提供对现象的细节描述 ,而在于其作为分析工具的价值。     

公共行政中的责任与信念

对于公共行政来说 ,近代发展起来的官僚制组织结构和体制 ,是一个责任中心主义的体系 ,它在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原则下 ,片面追求行政责任的制度化设计 ,忽视了行政人员的信念以及建立在信念基础上的道德责任 ,以至于官僚制在今天已经成了官僚主义的代名词。其实 ,任何责任都是建立在信念的基础上的 ,只是有了某种信念 ,人们才会产生相应的责任意识。在中国古代的社会治理理念中 ,包含着对“德治”的强调 ,它的现代合理性就在于突出了行政人员的信念因素。公共行政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 ,政府的体制设置和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都必须建立在公共利益至上的信念基础上 ,只有这样 ,政府才可能成为一个对人民负责的公共行政体系。     

当代中国行政伦理的双重维度——传统政治文化与革命价值之探析

一切社会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其过去历史的产物,中华帝国统治时期的政治传统构成了当代中国公共行政伦理的历史背景和内在逻辑,在现实的政治伦理实践中不难找到传统伦理规范的烙印。更为重要的是当代中国政府最直接的源头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政治设计和政治安排,革命时期的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对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具有重要的影响。所以只有把现实的中国公共行政伦理放到传统文化与革命价值相互作用的历史发展长河中进行考察,我们才能对当下的政治有更为真切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