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辩学思想新探

在"辩即逻辑"的传统研究模式中,韩非的辩学思想被简单等视于西方逻辑,本文认为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不仅深刻揭示了当时论辩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提出了辩言的标准,而且他的"矛盾之说"揭示了关于正确论辩和思维不矛盾原则的精神实质。     

柏拉图认识论新探

柏拉图提出了“回忆说”,被我国哲学界公认为是欧洲哲学史上最早的具备完备形态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对这个看法,我没有异议。但是,除此以外,在柏拉图的认识论中,有没有合理因素呢?过去,中外哲学史界完全持否定态度(参见《简明哲学辞典》第330页,《欧洲哲学史》第88页),认为柏拉图的认识论纯粹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是完全否认感性认识在认识中的作用的,毫无可取之处。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柏拉图的认识理论,特别是阅读《理想国》中有关认识的论述,就可以得出如下的新结论:传统的看法是片面的,没有看到柏拉图的认识论中的合理因素。     

严复认识论思想新探

关于严复的认识论思想,哲学史界多数观点认为其属于唯物主义经验论,最后陷入不可知论。对此,我有不同看法。我认为严复哲学思想是一个矛盾的体系,有唯物主义,也有唯心主义,其认识论也是如此。但就其主流而论,它却是一个从低到高的逐渐接近真理的过程。具体地说,以一九○四年为界线(标志是其译著《穆勒名学》的发表),前期基本属于     

先奏百家争鸣的终结者——韩非哲学新探

韩非既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百家争鸣的终结者.他的法治理论属于实用型的政治哲学.在韩非哲学中.第一块基石是"以理解道"的道理关系论,系统论述理的具体性、历史性、可知性以及知的可验性.第二块基石是"以计算之心相待"的人际关系论,强调人对于人只是工具,绝非目的.最后完成法术势相结合的治道理论建构,形成要在中央、以法为本、法术二柄、抱法处势等独到的观点.     

宗教迷信的认识论根源新探

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它以神道信仰为特征,相信并崇拜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力量,创造与支配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一切。在科学的无神论者看来,宗教是人类处于迷误和愚昧状态下的产物,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歪曲的、虚幻的反映。宗教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实质是信仰主义和宿命论,它是反科学的。但是,在宗教唯心主义者看来,他们信仰的宗教观念是“真理”,是“美德”,是追求某种“至上的境界”。这     

韩非“势治”新论

“势”及“势治”因为涉及君主权势,往往与君主的个人性挂钩。但事实上,韩非包括“势治”在内的政治学建构,旨在塑造某种政治权威。在权威的效力影响下,臣民自发地趋向于“富国强兵”的共同体目标。权威并非君主个人意志的体现,权威的效力指向的也并非君主之私利,由此,“势治”呈现出公共性和客观性。此外,“处势”的主体乃是平常的“中主”,这就排除了君主个人性因素在治理中的作用,将治理的关键归结于制度,这体现了先秦黄老和法家的制度治理精神。对韩非“势治”的整体性分析,有助于重新审视韩非的政治哲学,尤其是其法哲学中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苏轼知密州新探

<正> 苏轼,字子瞻,公元1037年生于北宋眉州(今四川眉山县),少有大志,博通经史;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中乙科进士;累官知官告院;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因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被疏;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知密州(今山东诸城)军州事。两年之中,不仅政绩可观,而且在思想上、学术上都有很大进展。现就这个问题,谈点看法,不当之处,请多指正。据《诸城县志》记载,苏轼到任之时,密州连年大旱:“神宗熙宁七年……自秋至冬不雨……八年,春夏旱”(《总纪》)。苏轼到任后的第一年,全力以救灾安民:“受命之     

中国统一市场新探

我国的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正如列宁所说,哪里有商品交换,哪里就有市场。市场,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条件。研究市场问题,特别是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问题认识不足,许多认识相当模糊。鉴于此,本文打算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问题进行一番新的探索,以就教于经济理论和实际工作者。     

知“道”——中国哲学中的功夫认识论

从西方哲学的视角来看,中国哲学似乎拙于认识论。这是因为西方哲学的核心关注是真理认知,而中国哲学传统则更关注知"道"。从后者的角度来看,认识论需要突破其真理认知的狭隘框架,形成一个包括技能之知、默会之知、熟识之知、程序之知等知识种类的广义的知识——"功夫之知",或生活的艺术——的学问。所谓命题之知和技能之知,是功夫认知中既互摄而又不能单纯归约为其中某一方的两种形态,而这两个形态也并非功夫认知的全部。功夫认知远比真理认知丰富得多。功夫认知要求体身化,即身体的参与和把所知变为身体的内容,它还要求知道"不知"甚至"弃知"的价值。功夫认知需要对语言的语用功能有足够的认识。从描述功能而言,语言的清晰性和明确性使人倾向于个体化的思路,它具有重要认知价值,但也不利于把握事物的关联和变化。就非描述性功能而言,语言更是丰富的行为方式。描述性的理论体系要求线性的逻辑关联,而功夫体系则遵循功法开展的要求。功夫认知要求功夫主体的全面修炼,即人的内在转化和面向万物的扩展,而不仅仅是理智的培养和资讯的获得。这种修炼的主要方法不是靠接受语言信息,而是通过对楷模的模仿(不同于简单的重复)进行。     

韩非“人治”思想初探

法家学派杰出代表人物韩非,战国时期韩国人,生活在全国大统一的前夜。他师承其师荀子内“法”的一面,将法、术、势三者融为一炉,形成中国历史上系统的封建专制主义理论。“以法治国”是他在中国历史上首先提出的口号,是其“法治”思想的集中表现,但他也十分重视     

解蔽与成圣:荀子认识论新探

荀子明确将自然对象排斥于人的认识领域之外 ,而把认识对象规定为三位一体的“五经”、礼义和道。荀子的认识方法 ,一是通过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心灵 ,以静观的方式来认识对象 ;二是认识主体以“行”即践履的方式来把握对象。荀子的认识目标有两个层面 :其一是知性层面的“解蔽” ;其二是德性层面的“成圣”。从上述认识对象、认识方法、认识目标的具体规定来看 ,荀子的认识论是一种“社会道德认识论” ,而不是所谓的朴素唯物主义反映论     

从知形、知声到知味——中国古典认识论演变脉络及当代价值

与将“形”“声”“味”分别理解与规定为事物的本质相对应,“知形”“知声”“知味”依次被当作认识的主导形态与核心任务.三者对象不同,认识方法也各异,共同构成中国古典认识论的完整形态.当“知味”最终取代“知形”“知声”而被当作中国古典认识论的主导形式,这也从思维方法上确立了中国传统思想方法的特性.在当代语境下,“知味”说获得再生时机.它不仅丰富了当代认识论,而且为我们克服世界的图像化,回归具体的存在提供了厚实的认识论保障.     

以兴趣为导向的认识论——对哈贝马斯认识论特点的探讨

哈贝马斯试图把兴趣范畴引入认识论,建构认识和兴趣辩证统一的新型认识论。他的认识论的主要特点是:批判黑格尔的总体性的真理观,拓展认识论的研究视阈和层面,对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各种认识类型的科学性、真理性作认识论的辩护;批判唯科学论的客观主义,强调认识论的反思批判性;凸显认识的价值方面,实现事实和价值的统一;从认识与兴趣关系的视角探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与技术紧密结合造成的理论与实践的分离;试图改变孤立的主体的认识论模式,探讨认识主体间的语言交往关系。他的认识论虽然具有启发意义,但却背离了马克思的劳动的观点。因此,尽管他自称他的认识论是指向人类解放的,但却聚焦于科技理性的批判上,而并未触动资本主义制度。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点新探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曾有过两次合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特点尤为突出。本文在学术界公认的四个特点基础上 ,补充了三个特点 :国共两党的合作是共产党主导作用不断增强的两党合作 ;是有纲领的两党、两军队的合作 ;是合作与对抗相互交织的两党合作。     

论韩非基于工具性关系的义利统一观

利益至上导致义利天然对立,但是工具性关系能够实现义利统一;工具性关系使君臣关系有三点突破：依赖而不是主宰臣民、成就臣民的“富贵之业”、臣民只能以农战得富贵;工具性关系促进了君与民、民与民之间的平等．这也是工具性关系铸就强国的根本原因。     

在知:认识论研究的一个新问题

在知客体是正在被认识的客体 ,它既不同于未知客体和已知客体 ,又处于未知客体向已知客体转化的中途。在知客体是最新出现的客体 ,是处于认识进行态和认识中途的客体 ,也是处于认识竞争态的客体。提出并研究在知客体 ,有着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同一新探

列宁指出:“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页)。对于列宁的这一著名命题,在我国哲学界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意见认为,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这三者(以下简称“三者”)是指同一个东西的三个方面。第二种意见认为,“三者”是指具有统一关系的三个不同的东西。第三种意见认为,上述两种看法在不同意义上都可以成立,前者是指辩证法和广义的认识论、广义的逻辑学三者的同一,后者是指辩证法和狭义的认识论、狭义的逻辑学三者的同一;这两种看法并不相矛盾。我们认为,这三种意见都包含一定的合理性,但作为对列宁“三者”同一命题的理解则都是片面的。     

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观的统一

认识论、历史观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组成部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组成部分,恩格斯曾提醒人们不要忽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然而,对此究竟应当如何具体理解,特别是对认识论与历史观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他和马克思只是作过一些原则的说明和提示,而未能给予系统的阐发。在他们之后,特别是在近年来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讨论中,虽然时有人注意到这一问题,但也未见有详细的论述;更多的人则是把它们视为各自独立的部分,并不大注重它们之间有何关系。这样,由于不少人对认识论与历史观之间的关系未能正确把握,就影响到对认识论和历史观乃至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理解。因此,阐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观的内在关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很有     

矛盾的对立与统一新探

矛盾的同一性与对立性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是绝对中有相对,相对中有绝对,同一性与对立性在矛盾运行中的地位是会变化的,在矛盾的前期阶段,同一性占主导地位,在矛盾的后期阶段,对立性占主导地位,按矛盾所处的发展阶段分类,矛盾可分为同一性为主的矛盾和对立性为主的矛盾.     

司马迁治史价值观新探

司马谈临终前谆谆叮嘱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这道出了司马谈建立在“孝”道基础上的“扬名后世”的治史价值观。这种立言扬名的治史价值观,也成为司马迁治史的价值取向,成为他身处厄境而奋进不止的强大动力。本文试对此作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