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士祯与汪琬的交往

王士祯和汪琬,一为山东人,一为江南苏州人,作为清初文坛上的两大名家,二人有着长达30多年的交往与友谊。通过梳理王士祯与汪琬二人的交往情况来说明他们二人的交往不仅对各自的诗文成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有助于王士祯任扬州推官期间结交大量江南文士并得到他们的认同,和加深王士祯对江南的认识和了解并对王士祯形成欲隐居苏州的归隐情结有着促进作用。     

论人情──关于中国人社会交往的分析和探讨

本文从本土化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的人情这一“世俗化的文化概念”，着重分析了人情概念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在中国人的社会交往中所具有的意义、作用、产生的影响及实际运作的过程。认为，人情是中国人与他人进行交往、建立关系的主要依据和准则，它决定了中国人在与没有血缘联系的他人进行交往互动时所表现出的互惠互利的社会性交换行为以及在人际交往活动中的关系取向二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人情的产生和形成则起因于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家族主义文化观念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深化成为社会的基本制度以及文化的泛化过程．     

“朱张会讲”的缘起、过程、特征及意义

“朱张会讲”与朱、张交往是一种政治、学术、工作、生活上的全面交往,这种交往之所以可能,与朱、张二人背后的学源相通、家世相交、朋友相共以及政治立场一致等条件密切相关。作为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事件,“朱张会讲”对于朱、张二人的思想体系之建构,岳麓书院与湖湘文化的发展,以及整个宋代学术共同体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独夜有知己——鲁迅与韦素园交往的深层思考

鲁迅与韦素园的交往是短暂而又真挚的,而这段交往由于种种原因却被遮蔽于现代文学史料中。二人的交往始于未名社的成立和对进步翻译文学事业的追求,由于同患肺病的特殊经历和相似的人生早年以及二人性格的相近,使得他们成为现代文坛一对年龄悬殊的知己。     

周作人：人的文学与中国现代人口文化理论之滥觞

周作人写于新文化运动中及其后一系列涉及人的发现、人的解放以及人口文化素质的文字,尤其是有关妇女解放、儿童教育、性教育等与"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许多重要言论,是中国现代人口文艺与文化理论的滥觞,为中国现代人口文化的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可贵的基石,对我们当前研究现代人口学和人口文化理论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德勒兹与福柯

德勒兹与福柯早有交往,并受到福柯的提携与帮助颇多,而德勒兹对福柯在很多时候也言听计从,尤其在他们交往的早期。尽管到后来,二人在哲学观念上和政治行动中仍然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但他们之间的分歧也愈来愈明显,以至不可调和。他们在见解和立场上互不相让,各自坚守,但又彼此尊重,保持了友谊。     

肝胆相照的同多忘年交──论黄遵宪与梁启超的交往

对作家交往的研究，应该成为文学史的一项重要内容。黄遵宪与梁启超这一对广东老乡，便具有文友兼战友的深厚情谊。他们在戊戌政变后的彼此思念，堪称作家间交往的佳话。二人的密切交往，缘自共同的政治理想与共同的文学主张。     

傅斯年与钱穆的交往和分歧

傅斯年与钱穆三十年代曾有来往,后因史学主张等分歧而产生矛盾。他们的交往和矛盾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中不同学派的汇合与分离,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的某些方面。梳理他们的交往和分歧,对于认识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和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性格心理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的浮沉与学者的角色定位——以舒芜、钱理群的周作人研究为个案

新时期以来的周作人研究的关注点、言说方式与时代思想、文化潮流保持着密切联系,自有思想史、学术史价值,这变化中又隐含着研究者不变的思维方式与立场。研究者借助研究对象参与到时代思想、文化大潮中,隐含着潜在的政治与事功诉求;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时代转型中,知识分子参与现实的观念、方式几经调整,但舒芜、钱理群的周作人研究始终保留泛政治化特征,体现一代中国学人仍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中国学人积极的事功心态和非学术本位的学术观念,在周作人研究中有迹可寻,二者学术研究中隐含的自我社会角色认同的困境与偏颇,体现的乃是一代中国学人的文化症候。     

清代旅浙徽州藏书家鲍廷博与吴骞的交往考察

鲍廷博与吴骞是清代旅居浙江的徽州藏书家，他们居住的地方即现在的嘉兴地区。二人因共同的藏书爱好而结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收藏书籍过程中的诗文互动、校勘题跋等活动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与此同时，在他们的交往活动中，不少江浙文化名人也参与其中，共同的书籍收藏喜好繁荣了当地的文化，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扩展了徽州文化的影响。而《吴骞日记》更是记载了不少关于鲍廷博的生平活动，尤其是对两人以藏书活动为中心的往来有很多详细描述，这对补遗《鲍廷博年谱》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也为从另外一个方面了解鲍廷博的人生轨迹提供了视角。毫无疑问，鲍廷博与吴骞的这些藏书文化活动让寓居地人民对旅外徽州人的评价也产生正面影响，因此深入研究他们的交往，对后世学者了解当时旅居浙江的徽州人融入当地社会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