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夹缝中的艰难选择--也评李鸿章的"洋务"思想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他毕生致力于洋务事业,积极从西方引进先进的军事装备、生产机器和科学技术.主观上李鸿章只是想引进西方的某些物质文明,增强满清王朝的国家实力,实现自强.但客观上李鸿章毕竟创办了一系列新式近代企业,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些基础.     

试论日本对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影响

李鸿章是晚清后四十年地位最显赫的汉族重臣,19世纪后半叶名满中外的政治人物。日本是中国近邻,1871年中日立约,揭开了两国近代关系的序幕。李鸿章在领导洋务运动时,其思想深受日本影响,在其后的外交生涯中,日本也是他的主要外交对象。     

论李鸿章修筑铁路的思想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加深,当他们提出要在中国修筑铁路的要求之时,李鸿章竭力阻止洋人在中国兴建铁路,以防他们通过兴建铁路攫取更多更大的特权和利益。后来随着他与西方国家接触的增加,更由于洋务运动的发展,对铁路的认识也逐渐深刻,转化为积极上书清廷,逐一论述对铁路的认识,充分阐述修筑铁路的诸多好处,主张由中国人自己修筑铁路;而面对修筑铁路所需的巨大经费问题,李鸿章明确提出要举借外债,但在举借外债时必须遵守三条原则,并身体力行,为铁路的修筑奔走呼吁不遗余力,努力实践,从而逐渐形成了李鸿章对铁路和修筑铁路的较为完整的思想。     

论湖湘洋务教育思想的基本特点

湖湘洋务教育思想是在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大举入侵的情况下,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湖湘有识之士为培养洋务新才,反思传统教育并学习与探究西学的结晶.湖湘洋务教育思想以义理为体、洋务为用为核心,以务实济世、自强御侮为目的,以注重技艺、突出功利为取向,这些特点是湖湘文化与时代背景交织的表现.     

试论湖湘洋务教育思想的影响

湖湘洋务教育思想是近代中西方文化冲突与交汇的产物。湖湘洋务教育思想进步与保守交织的特点决定其对后世教育发展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它一方面冲破了传统儒学教育思想的藩篱,启动了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进程;但另一方面又夹裹着浓厚的保守性与功利性,使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脚步迈得沉重而缓慢。     

论维新派对洋务时期办报思想的传承

维新时期,维新派继承并发展了早期维新人士及西方传教士的办报思想,他们深刻地认识到,报纸具有解蔽达聪、去塞求通以及变革政治的"耳目喉舌"等功能,因而创办报纸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     

略论李鸿章的教育思想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和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李鸿章在近代中国创办的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对科举制度的批评及对中国传统教育改革等活动和思想,是符合中国近代史发展的趋势。     

论湖湘洋务教育思想的文化特质与价值取向

在历史演进和嬗变的过程中,湖湘文化的传承与湖湘洋务教育的发展具有紧密的联系,相互作用。湖湘文化是湖湘洋务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文化底蕴,湖湘洋务教育思想又丰富和发展湖湘文化。     

曾国藩的经世之学及洋务思想

晚清的经世学派,以龚自珍、魏源为旗帜,而魏氏在经世方面的建树比龚氏更大。左宗棠曾说:“道光朝讲经世学者惟默深与定庵,实则龚博而不精,不若魏之切实而有条理”。     

对景区门票涨价问题的思考 ——北京“世遗”门票涨价事件感想

北京“世遗”门票涨价事件引发了对一系列景区管理体制改革、公共资源平等享有权等更深层次问题的讨论。据此从景点高价门票背景分析入手，评析了其高价的深刻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期能有助于景区更好地协调其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关系，提高为社会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变法乎？不变矣！ ——《商君书》中的变法思想

中国法治之路不仅仅要靠对国外法律的移植，还有继承自己历史传统中法律思想的一面。试图通过对先秦法家经典文本《商君书》中有关法律思想的梳理，提出《商君书》中的变法思想实为僵化法律之举，旨在说明对于社会相当重要的法律不是任意变更的，必须以正当的价值为基础，否则仅以形式与数量为表征的立法只会进一步地阻碍和困扰人类法律文明的进程。     

历史的选择——袁世凯就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原因探析

1885年10月,袁世凯受清政府之命,全面经管朝鲜事务,是历史的选择,合力的促成。既有自身特殊秉赋的显现,也有吴长庆、李鸿章的鼎力举荐;既有朝鲜国王的盛情邀请,又有日本政治家的旁观建言。身处非常之世的袁世凯,以其非常之才干,把握住了历史的机遇,由此步入了晚清政治舞台的中心地带,揭开了其左右甚至是影响近代中国走向的历史大幕。     

庚子粤督李鸿章“不奉诏”考辨——兼论东南互保之奠局

庚子五月二十九日粤督李鸿章致盛宣怀电文中所谓“廿五矫诏,粤断不奉”,并非针对清廷五月二十五日“宣战”诏书,而是针对同日所发“集义民御外侮”谕旨。该谕经袁世凯电转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及盛宣怀后,盛宣怀立即致电刘、张、李,主张不必“拘泥”该谕,同时提出与各国互保东南的“补救”方案。张之洞率先对该方案表示支持,并加以补充,刘坤一随后跟进赞成,李鸿章则仅复以“廿五矫诏,粤断不奉”,未对互保方案表示意见。而后经过盛宣怀居间在刘、张与李鸿章之间密集沟通,再加上刘坤一直接电李征询意见,李鸿章终于在上海道余联沅及盛宣怀等与各国驻沪领事最后协商东南互保约款前,表态愿意与刘、张采取一致行动。中外互保东南原则达成后,刘坤一方收到荣禄寄来“宣战”电旨,并传给余联沅、盛宣怀。在盛宣怀建议下,刘、张、李均主张坚持原议,东南互保大局由此奠定。     

孔子人性思想发微——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为中心的考察

“性相近 ,习相远”的人性命题是孔子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洞见 ,即“述而不作”的理论结晶。它既意味着孔子对国民阶级的承认和肯定 ,同时也深刻表达了孔子的复古立场。孔子极力强调对成仁为人的重要意义 ,认为“习”礼、践礼是人成仁人君子的唯一必由之路。     

思想及其历史的生活渊源——论“思想史”及其“对象”问题

哲学史就是关于"形而上者"的思想史;而其它思想史则是关于"形而下者"的思想史;但思想史还应有一个更本源的视域,那就是关于那种先行于形而上者、形而下者的观念层级的视域,也就是那种未被理论化、甚至未被意识到的、类似于所谓"集体无意识"的领域.这种视野更为宽阔的思想史,可称之为"观念史".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的历史"乃是基于"主一客"观念架构的,而这种观念架构及其双方则均渊源于当下的生活感悟,"思想史"由此而可能.     

“思想的无端骄傲”——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

本文是对清华大学教授葛兆光新著《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的学术评论。文章认为 ,葛先生“重写”思想史的基本路子即以论带史、以今视昔、以文领义 ,而“基本路子只有一条 ,一分为三 ,乃是方便说法”。事实上 ,思想史领域本来就别有洞天 ,“葛先生自许的突破之处 ,不过是划地为牢 ,然后纵身一跃 ,作突破状而已。”文章还批评了《中国思想史》中存在的理路不清、用词不当的一些“大议论”。本文作者总结道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评论这本书 ,我将说 :“在这本号称‘思想史’的书里 ,我看不到历史上的思想和知识 ,我只看到现在一位中国人葛兆光的‘思想’”。     

艰难崛起的语言学批评——兼评“徐德江学说”

伍铁平对徐德江伪科学的批评 ,阐述“语言学批评”在中国的艰难崛起。分析了伍铁平关于语言学批评的价值、作用、对象、内容、条件等内容。分析了徐德江是怎样利用各种手段打击学术批评 ,拒绝学术批评 ,坚持错误方向的。同时 ,通过相关问题的分析指出加强做为语言学批评的基地学科的语言理论学科建设的重要性     

应还给历史一个真实的袁世凯——兼评“袁世凯重新评价问题”

袁世凯是清末民初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位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也是近年来史学界试图重新进行评价的热门历史人物之一。随着对袁世凯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围绕袁世凯的功过是非问题展开了比较激烈的争论。打破过去评价历史人物时惯用的人为格式化,对袁世凯及其相关问题进行重新评价,固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历史上真实的袁世凯,但也容易造成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我们认为,在评价袁世凯这个问题上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应当客观公正地将历史上真实的袁世凯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全面分析和综合考察。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

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承担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责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取决于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取决于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水平,也取决于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能力.共产党人只有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以新的实践经验为马克思主义增添新的、富有时代精神的内容,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和活力,与时代同发展、共命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