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恐怖活动犯罪的量刑政策与民意引导

网络时代恐怖活动犯罪呈现全球化趋势,刑事司法应对全球化恐怖活动犯罪成为应然,也是必须的选择。我国当前重刑反恐政策和民意重刑化倾向,弊端明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际反恐合作的有效开展。刑罚裁量涉及国家对犯罪做出反应的方式是否有效和富有理性。公众舆论影响量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量刑政策也影响公众形成对社会犯罪状况、法律秩序以及公共安全的基本态度。严打重判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应该对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量刑政策重新定位,并对民意加以理性引导。     

论美国政府对待民意的态度

美国政府对待民意的态度具有两面性,这是由美国政府的民意观决定的。深入分析其实质,对于客观认识美国的政治制度,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有重要启示。     

我国法官量刑裁量权规范化运行之路径探析

量刑裁量权是法官在刑事审判中必备的一项权力,总体来说我国法官拥有较大的量刑裁量权,且因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量刑裁量权的运行很不规范,这是引发量刑不公和量刑偏差的重要原因。鉴此,主张立足于法律规范、司法体制和法官素质三个层面,采取相关措施规范法官量刑裁量权的行使,以促进量刑的公正和均衡。     

新形势下民意与刑事司法的博弈

民意自古以来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法律的运行,被认为是评定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双重标尺。在罪刑法定的刑法基调下,民意在司法运行中陷入了困境,这一切主要是源于我国所构建的封闭的刑法理论体系。鉴于司法机关传统的“独白式”刑法解释论,民意的理性引导和适当的介入便显得尤为重要。     

刍议量刑辩护

现有法律制度下,中国法院"重定罪、轻量刑"的传统观念,导致律师界"重无罪辩护、轻量刑辩护"的现象普遍存在。量刑辩护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纳入量刑程序的法庭审理程序,依然矛盾重重,影响量刑辩护的有效发挥,不利于被告人合法权利的维护,也严重挑战了司法的公正性。因此,重新审视我国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构建科学的量刑辩护程序及配套措施,显得非常必要。     

简述量刑规范化改革

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着重罪轻判、轻罪重判等量刑不规范的现象,为了司法公正,对量刑进行规范化改革势在必行.文章就量刑规范化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评述.     

论量刑程序改革中的当事人量刑建议权 ——以《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为考察对象

量刑建议权是量刑程序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已经得到了充分重视,但当事人的量刑建议权却被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所忽视。当事人的量刑建议权的设置有利于提升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增强量刑程序的理性化、实现量刑裁判的实体公正。因此,有必要建构实现当事人量刑建议权的运作机制及相应的配套措施,确保其落到实处。     

论规范化量刑

规范化量刑是对量刑这种司法活动或制度的一种改革,是指使得量刑合乎约定俗成或法律明文规定的标准。规范化量刑不仅要求量刑公正而且要求其具有透明性,这就要求增加控辩双方关于量刑的话语权和将量刑工作纳入法庭审判;做到规范化量刑首先要遵循规范化量刑的必要原则,坚持量刑程序公开、检察监督、罪责相称的原则,其次要采取一些科学合理的量刑方法。只有做到规范化量刑才能坚持科学的量刑观,才能保证刑罚权的正确行使,才能树立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才能实现社会和谐。     

量刑监督视域下量刑实体规则构建研究

量刑实体规则是衡量量刑是否公正的一把标尺。法检协力总结量刑经验、细化量刑思维步骤从而定型量刑实体规则,是确保量刑公正和强化监督的关键所在。作为对应某一罪名常见形态的刑量参数的量刑基准被称为标尺的刻度,在量刑实体规则中居于基础地位;在众多事实中分类择取和评定量刑情节,进而调整刑罚幅度是量刑实体规则的核心内容;运用数据统计的方式类型化归纳个案的量刑经验,是定型量刑实体规则的发展趋势,借助于指导性案例的采集渠道无疑具有较大的可行性。     

论量刑规范化改革中量刑基准的确定

量刑规范化改革作为解决量刑失衡问题的举措之一,从实施之日起就受到广泛关注。要确保量刑达到规范化,就必须对量刑的基准点做出准确的定位。量刑规范化改革中量刑基准的确定,对解决量刑失衡问题,维护我国的司法公正,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量刑规范化视野下的量刑证据运用

在量刑规范化改革不断深化的语境下,对刑罚裁量过程中的量刑证据运用进行探讨显得极其必要和重要。量刑程序由于其运行机制的特殊性必然会逐渐进入刑事审判领域,并且成为独立的中心程序。同时,量刑机制的特殊性也决定了量刑程序在证据种类、证明标准、举证责任等其他方面具有其特殊的属性。因此,从刑事审判的视角,建构量刑证据的运用规则就成为理论和实务亟待解决的问题。     

量刑失衡因素研究

量刑均衡是刑法的永恒追求,但量刑的复杂性决定了现阶段量刑均衡只是人类的一个美好梦想,现实是量刑失衡成为了量刑结果的主旋律。但我们并不因此就放弃对这一梦想的追求,相反,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刑法学科自身的进步,从定性过渡到定量已经是刑法学研究的以历史趋势,对量刑的研究更是如此。本文拟对我国量刑失衡的因素之分析,以寻求破解之道。     

认罪认罚简易程序中的量刑辩护

2018年新《刑诉法》修订确立了认罪认罚制度。认罪认罚协议存在两种司法审查程序,简易程序为其中之一。由于该类案件的特殊性,简易程序本身的特性被弱化,庭审阶段的量刑辩护遭到忽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缺乏充分讨论。从理论上而言,认罪认罚简易程序的量刑辩护是否具有存在并实质进行的合理性,被告人是否自主进行量刑辩护,公平审判价值是否要求辩护人参与等问题需要分析和辨明。从司法实践上而言,适用认罪认罚简易程序的案件中确实存在量刑辩护,并且量刑辩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审判产生影响,但该辩护在实然上并不充分,并且缺乏内在动力。所以,需要对认罪认罚简易程序中的量刑辩护进行研究,并对现有司法制度提出相应完善措施。     

量刑证据——法官量刑裁量的基础

法官量刑裁量的合理性取决于法官接触量刑证据信息的时间、承担量刑证明责任的主体在证明中的力量对比和具体的量刑证据制度.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有不同的制度逻辑,我国法官使用相同的证据规则处理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不利于量刑证据信息的获取和法官量刑裁量的作出,平衡量刑程序中控辩双方的力量、重置量刑证据制度、充分保障法官接触量刑证据的时间和量刑证据信息占有量是解决量刑问题行之有效的方法.     

论规范化量刑中的变通技术

量刑规范化是对＂量刑＂的规范化。作为归责过程,量刑既是法律知识的演绎,更是惩罚权力的运用,绝不能将量刑的公正寄希望于法官的正义人格与某个计算公式上。为弥合刑法的缝隙,软化刑法的刚性,使量刑结论最大限度地接近正义,在量刑时也应做适当的变通,但变通的幅度不能超过法定的最高刑罚,破坏民众的稳定预期。     

论量刑适用的民主化

量刑是刑事审判的核心内容,量刑民主化的目的就是保证法官实现量刑公正,避免枉法裁判。量刑民主化的实现可以从人民陪审员制度,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受害人及其亲属的量刑建议、量刑辩论环节、判决书中展示量刑理由等多方面展开。     

刍议量刑建议书

当前,作为刑事诉讼中重要法律文书的量刑建议书,遇到了立法上的尴尬和法理上的瓶颈,除自身文书问题和执行突破外,在实践中也面临文书规范性不足、司法定位较模糊、内部救济不合理等问题,在主体和各方受众的观念上也存在现实的异化现象。然而,扮演"公诉职能的延伸、监督职能的需要、审判职能的参辅与预防功能的助力"的量刑建议书,不能因为存在问题而取消,而是需要我们做诸如"规范文本、端正定位,重塑规则、保持动态,扭转观念、发扬长处,增强互动,加强监督"等方面的规范工作,以求量刑建议书功能价值的合法发挥。     

海峡两岸量刑规定比较研究

海峡两岸量刑基本原则的内容存在高度相似性,即都将罪责原则和预防原则作为量刑的基本原则。在量刑方法上,台湾地区刑法规定了以处断刑为中心的量刑方法,而大陆地区刑法则缺乏量刑方法的规定。由于海峡两岸刑法中现有的量刑方法无法解决量刑失衡的问题,两地不约而同地展开了量刑改革运动。改革之后两地在量刑方法存在明显的差异。在量刑情节的分类上,大陆地区更倾向于形式分类,而台湾地区则倾向于实质分类。在量刑情节的适用规则上,台湾地区要比大陆地区详尽,但是还是无法满足量刑精确化的要求。不过,两地开展的量刑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现有的量刑情节适用规则。     

理想的量刑制度

根据1984的量刑改革法案,美国量刑委员会为联邦刑事法律系统制定了量刑指南。但该指南既没有满足法案的期待,也没有提供一个全面性的、可操作性的制度。一个现代的、有原则的和可操作的量刑制度,应当明确首要的目标和必要的起草原则;还应当构建一个可向理想性制度转化的可操作性制度,并鼓励这个制度保持其运用的内在一致性以及能够不断的改良。     

量刑不均的立法解决

量刑不均作为现阶段危害法治的重要因素,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引起量刑不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很复杂。从立法、法律的角度分析量刑不均的表现及成因,并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提出重构量刑原则、建立"罪刑阶梯"、完善量刑程序的立法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