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无为而治”——“还原”向度的本体诠释与重构

"还原圣人本意"是思想史的永恒主题之一.故,诠释有两个基本的向度:"还原"的向度与"发展"的向度.作为道家政治哲学的一贯主题,"无为而治"在历代的解释学语境中逐步面临着一种有"见"而无"观"的根本性"还原"困境.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是转换传统解释学的诠释向度,以作为本体诠释学和本体认识论的"观"为基本通道进入具有深刻根源性意义的老子道论之原初视域,并在本体价值论、本体伦理学和本体方法论的视角"理解"道家无为治国论的内在逻辑与理论体系.     

试论伽达默尔对辩证法的解释学“解读”

哲学解释学不仅同现代现象学有关,而且与辩证法传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突出前一个方面,而后一个方面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伽达默尔在深入研究解释学的过程中,看到了辩证法对于解释学的重要意义,并自觉地将二者加以融合。通过对伽达默尔本人思想的分析,就可以揭示出解释学走向辩证法(也就是辩证法返回到解释学)的过程和意义。     

试论伽达默尔对辩证法的解释学“解读”

哲学解释学不仅同现代现象学有关，而且与辩证法传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突出前一个方面，而后一个方面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伽达默尔在深入研究解释学的过程中，看到了辩证法对于解释学的重要意义，并自觉地将二者加以融合。通过对伽达默尔本人思想的分析，就可以揭示出解释学走向辩证法（也就是辩证法返回到解释学）的过程和意义。     

新批评抑或解释学:宇文所安的《文心雕龙》研究方法问题

国内学术界惯于将宇文所安的《文心雕龙》研究方法称为新批评方法,这一指称有其合理性.但就宇氏对《文心雕龙》文本的总体性翻译释读与研究方法而论,它应归于文学解释学而非新批评.新批评方法只是其具体分析工具,文学解释学才是其真正的研究方法论.宇文所安对文学解释学方法论征用的意义在于,它使《文心雕龙》在一种效果历史的辨证结构中走上了再经典化的道路,从而为探索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论理解与文本意义的关系——解释学基本问题探讨

读者的理解与文本意义的关系问题,是解释学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本源的问题,即文本的意义是由读者的理解生成的还是理解是对文本意义的把握;第二个方面是同一性问题,即读者的理解能否正确地把握文本的意义.对理解与文本意义的关系的不同理解,构成了解释学上的不同理论派别.本文坚持"客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和文本意义的可理解性立场.     

翻译理解的哲学解释学阐释

成见、效果历史、视界融合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的三大原则。翻译活动中出现的成见的限度、理解不可还原对象、理解不可穷尽对象等问题,可以从哲学解释学的原则与范式中找到解答方法。这样,可以促进翻译活动的动态操作性,并解释传统翻译观中难以解决的种种矛盾。     

从“无中生有”到“据为己有”——“现象/解释”学中的“主体”转换

从传统形而上学认识论的确立,到现象学的"主体"还原,再到解释学的"主体"生成,这一系列逐层深入的过程,证明了"主体"问题并非如一般论者所理解的那样,在宣告"主体之死"之后其已经成为了一个"过时的"无意义的问题。由认识论所引发出来的"主体"实际上一直都是开拓全新的"问题域"的有效平台。     

解释学的历史演变及其运用初探

一、解释学的历史性演变 解释学(Hermeneutics)一词,源出于希腊词根赫尔墨斯(Hermes)。希腊人认为是赫尔墨斯发现了语言和书写——这些用于把握意义、并将意义传达给其他人的人类理解的工具。“解释’(interpretation)在古代用法中的三个基本意义指向,分别是(1)说话;(2)说明;(3)翻译。赫尔墨斯过程就在这三种情形中起作用。即使某种外来的,陌生的、在时空和经验中分离的东西变为熟悉的,现刻的、可理解的东西。 这种有关“赫尔墨斯过程”,就是现在日渐完善的解释学。随着解释学在现代的发展,它的领域至少以六种相当清晰的方式得到界定。(1)圣经注释的理论。这是对解释学一词的最为古老、可能也是最为广泛的理解。此时解释学没有超出神学的范围。其代表为汤豪塞尔(Dannhanser)。(2)一般语文学方法论。如沃尔夫     

让诗意进入翻译理论研究——从海德格尔的“非对象性的思”看钱钟书的“不隔”说

钱钟书的"不隔"说,与海德格尔的"非对象性的思"趋向一致.而后者突破了西方传统哲学对理性的强调,突出了直观的作用与价值,并将人引向与事物的一体化世界.在这一意义上,海氏的哲学可以显示出钱氏观念的跨文化意义,尤其是在翻译理论领域的意义:突出直观意味着,人与人的"不隔",文化与文化的一体化;与此同时,语言已经减弱它作为跨文化媒体的居间分离作用,显现出某种程度的透明度,至少是在理想上.因此,通过"不隔",我们不仅可以将这一世界本能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原它本来的面目--一体化的面目.这也才是语言的可译性的基础.没有这种一体化,翻译就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不隔"中可以找到翻译的始基,它的原点,它的"原本".因此,钱氏的"不隔"说不仅可以指向事物的真实,而且还标志着翻译的可行性,其理论意义是巨大的.在与西方哲学的新动态相互一致的情势下,"不隔"的形而上性格显现出了它应有的魅力.     

基于数学教育观的“理解”之理解

"理解"是解释学的核心概念。基于哲学解释学的理解观,我们认为,理解本质上是以概念和关系为核心的意义复原、生成过程和存在方式,而存在方式就是认知过程与结果的相互融合。它具有主体性、相对性、差异性、循环性等基本特征。关于"理解"含义的认识与把握,对研究确定数学质量标准、数学教师专业标准以及提高数学教学质量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数学知识的系统性、严密性决定了知识之间的复杂的内在联系,要善于从整体上、本质上掌握相互关系,通过举例说明或讲故事、数学语言翻译、系统讲授、合理评价和反思等表现形式,采取梳理、综合、分类、对比、转化等方法不断提升理解者的理解水平。教师的智慧表现于教学过程,不仅要注重学习者的理解形成的过程,还要关注思考过程、探究过程中的理解。     

文学翻译中的“叛逆“与“忠实“

忠实于原文是必要的,但没有绝对忠实的翻译。我们要弄清楚应该忠实于什么、如何达到忠实、叛逆与忠实之间是什么关系等。文章认为,在一定情况下,译者的有意识的策略性叛逆可以更好地达到忠实于原文的效果,创造性叛逆是好的文学翻译最常用的策略。     

从伽达默尔解释学哲学来谈翻译的历史性

翻译与解释存在渊源关系,解释学主张翻译即是解释。理解的历史性意味着翻译无法摆脱其历史局限性。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对理解历史性的研究,为翻译理论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     

理解何以可能——以伽达默尔“游戏—对话”的隐喻探究理解问题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从根本上说是要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研究理解的意义并回答"理解何以可能"这一问题。他在对艺术经验进行分析时发现了一种普遍的理解模式,即"游戏—对话",这种模式适用于对世上一切经验的理解。"游戏—对话"这一重要的隐喻可以帮助我们探究解释学的理解与真理的问题。"游戏—对话"可以阐明理解活动所具有的对话性、超主观性、辩证性、实践性、开放性等特点。在他看来,理解是一种游戏,我们的世界经验具有普遍的语言性。我们是在语言的游戏中达到对世界的理解的,真理就产生于自我理解的过程之中。任何一种理解都具有对话的结构,在对话中真理能得以自身显现。解释学经验中具有对话的模式,解释学经验就实现于对话之中。     

“翻译忠实”的现象学分析(之二)——忠实结构的现象学分析

翻译忠实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关系。有三个看待忠实现象的角度值得关注:一是在什么面前忠实,二是忠实本身,三是就什么而忠实。这三个视角合为一体,构成翻译忠实这一现象的统一结构。根据翻译忠实与"是之理解"的亲缘共在关系以及"是之理解"为翻译行为奠基的渊源性,我们可以把忠实结构的存在论分析视为对翻译可能性最基本条件的敞明。     

赫拉克利特“逻各斯”学说的探讨

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学说是赫拉克里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理解赫拉克利特的整个学说乃至古希腊哲学都有重要意义。一据我们现存的资料来看,“逻各斯”作为一个词而言,是有发展过程的。开始,逻各斯一词本义是讲话的意思,     

“忠实”翻译标准——解释学的解释

"忠实"似乎已成为译者的天职.然而,现代翻译理论对"忠实"这一翻译标准提出了质疑,翻译研究中的解构学派试图解构这一标准,传统"忠实"翻译标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伽达默尔提出了"理解的历史性"的哲学解释学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对传统"忠实"翻译标准的理解也应具有历史性.传统"忠实"翻译标准有可供解释的空间.     

“视界融合”和“期待视野”概念下译者地位的彰显

传统译论下译者被定为"仆人"地位,这极大地限制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其应有作用的发挥.然而在后结构主义研究范式下,译者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哲学解释学和接受美学便是后结构主义的两种理论.本文拟从哲学解释学中的"视界融合"概念和接受美学的"期待视野"概念入手,论述译者地位的彰显.     

论解释学视野中的科学文本

科学文本的研究既是有意义的也是可能的。将保罗·利科的文本条件运用于科学的基本文本 ,即形式系统和科学事实 ,就可以发掘出科学文本的解释学意义。这样 ,我们就可以站在解释学的角度发现 ,科学文本与科学对象以意义相连系 :科学对象是科学文本意义的基础 ,科学文本以建构在语用分析的行为整体性基础上的意义结构形式来表征科学对象 ,这种意义结构包含了句法和语义两个维度。     

“中国西南的仪式与社会生活”专题

仪式是西方人类学经典的研究对象,并由此形成了重要的理论范式和论述。大致说来,在英法"社会论"与德美"文化论"两个不同的国别传统下,仪式研究也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前者着重论述仪式对于"社会整合"之作用,倾向于讨论仪式与社会结构之关系;而后者对仪式的讨论带有浓厚的诠释学色彩,对仪式与社会之关系的看法也不同于前者,认为仪式作为社会的"浓缩形态",其本身就是社会的展演,对仪式的诠释是在不同解释体系之间的对话。两派的代表人物是被誉为"仪式研究三大家"的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和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当然,从结构-功能论向解释学转变的过程中,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理查德(E. E. Evans-Pritchard)起到关键作用,对格尔兹的解释学产生重要启发。仪式,不仅是西方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也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西方人类学理论。     

“条件”范畴和表达条件范畴的句子格局

朱德熙先生曾明确指出:“语法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弄清楚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要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从形式出发来研究,也可以从意义出发来研究。吕叔湘先生《中国文法要略》中的《表达论》,在我国语言研究史上首创了从意义到形式的研究。本文着重探索汉语表达“条件”语义范畴的句子格局。什么是“条件”范畴?形式逻辑把它列在假言判断之中,规定的条件范畴为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充分必要条件。语法以逻辑为基础,但并不就是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