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农村宗族问题透视——有关皖中Z镇云村的个案研究

宗族组织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宗族关系在发展中不断分化整合,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沉潜或繁荣直接受制于国家权力控制的程度.本文试图通过对皖中一个村庄的个案访谈引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村落宗族问题的新发展日渐式微亦或是复兴重燃?同时也希望能够折射出转型时期农村社会发展的新特点.     

村落宗族文化的复兴及其解决对策

村落宗族文化在当代的复兴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现象。本文在探讨宗族文化复兴的原因的基础上,分析了这一社会现象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并试图提出解决宗族问题的对策。村落宗族文化在当代的复兴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根源。     

弗里德曼中国宗族研究范式批判——兼论宗族研究范式的认同取向

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研究范式对中国学界有极大的影响,同时也引发了许多直接或间接的学术批判,但迄今为止,学界对弗里德曼中国宗族理论的批评有一定偏颇,特别是对构成弗里德曼宗族研究范式之内核的地方化宗族和组织化宗族理论没有进行足够的反思。此外,由于解放后中国宗族的演变超出了弗里德曼所勾勒的传统宗族模式,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复兴的宗族与弗里德曼所论及的传统宗族也有明显的区别,因此弗里德曼的组织化宗族和地方化宗族的研究取向对于当代中国的宗族研究已经不太有效。当代中国的宗族是一个复杂多面的社会文化现象,以文化认同作为当下宗族研究的可选进路,有助于突破宗族研究中的理性主义、功能主义解释策略之局限性。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宗族的变迁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开始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农村社会国家权力弱化、个体家庭经济建立、宗法观念根深蒂固等社会因素促使几近消失的宗族势力重新复活。但随着改革深入发展,国家法理权威下沉逐渐弱化宗族宗法权威的影响,个人主义思潮冲淡了宗族血缘纽带,理性合作日益成为宗族联系的核心,宗族发生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但宗族这一传统力量由于其顽强的韧性和历史穿透性并不会轻易消失,而是改变其形式与现代社会相融合,呈现出一种传统文化特性与现代理性特质的双元兼容状态。     

变迁中的农村宗族研究综述

中国农村宗族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可以说是几经兴衰。在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时期的今天,关键是农村宗族如何定位。我们把宗族的探讨作为一份重要的历史遗产加以客观地评述,有助于人们更科学地、更准确地认识中国的宗族与社会,思考中国的历史和未来。     

论“后宗族形态”

＂前宗族形态＂指有聚合无世系,其历史趋势是以源于一宗的父系世系整合族类关系;＂后宗族形态＂指有世系无聚居,其历史趋势是父系世系与传统的族居形式逐渐脱离,并衍化为一种文化性范畴。中国明清以来直至近现代社会中广泛发生的联宗活动以及所由形成的联宗组织,就具有进入＂后宗族形态＂的基本特征。而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后宗族形态＂有可能成为中国宗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中国中部农村宗族权威结构的变迁——以鄂南B村傅氏宗族为例

以中部农村的傅氏宗族为个案,细致描述了民国以来农村宗族权威主体、权威基础、权威表达和权威仪式变迁的过程,分析了变迁的具体内容。研究发现,农村宗族权威结构在整体性变迁的同时,其四个构成部分的变迁也具有异质性。理解宗族权威结构变迁的整体性和异质性共存的局面,需要将国家权力的全面介入和乡村生活的日常实践结合起来。     

宗族对村民自治的影响

在当前中国农村,随着家庭经济的再兴,农村村民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宗族复兴活动。宗族对村民的日常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而宗族对村民自治的影响也在所难免,主要体现在:影响民主选举的公平性;影响村级领导干部的质量;影响村务管理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对同族干部的监督较松等方面。要消除宗族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就要改善和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工作;增强农民的流动性,扩大农民的对外联系;依法治村切实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文化教育工作,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并积极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和领导作用。     

农村宗族关系现状及其原因分析--湖北省黄陂县平峰村宗族关系现状调查

通过对平峰村宗族关系状况的调查发现,宗族状况因经济、政治、历史等原因而表现出较强的地区差异.平峰村宗族关系纽带日渐松散,但宗族观念在村民日常生活中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解读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家族现象,必须客观地分析其正面和负面的作用,并加以合理地疏导,进而平稳地实现心理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的转变与更新,以适应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要求.     

论徽州宗族祠堂

宗族祠堂林立是徽州一个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现象。本文探讨了徽州宗族祠堂的兴起时代、建造规模、建筑装饰及其历史背景和社会作用。作者认为，明代嘉靖年间，夏言进行民间祭祖札制改革以后，徽州宗族出现了大建祠堂的热潮；徽州宗族祠堂规模宏大，装饰精美，建筑耗费惊人。作者指出，明代中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所引起的徽州社会变化，冲击了徽州的宗族统治，因此许多宗族集团才大量建造祠堂，以加强宗族观念和宗族团结，巩固宗族组织和宗族制度。     

近三十年来白马人研究状况述论

近30年来的白马人研究,重点聚焦在白马人的概念、族属、族缘等问题的探讨上,在白马人宗教信仰特征、语言、歌舞形式的调查研究以及对白马人社会变迁、文化、心理的研究等方面成绩突出,不足主要表现在理论探讨突破不够而实证性研究仍嫌薄弱。     

从税制改革看我国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福利企业是我国残疾人集中就业的主要载体,国家通过优惠政策来保障残疾人的就业。福利企业的发展壮大依赖于国家的支持和鼓励政策,尤其是税收优惠方面的政策。文章以我国建国以来的几次重大税制改革为主线,对福利企业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梳理,针对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下福利企业发展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的解决建议。     

论努尔哈赤伦理思想中的天命色彩

努尔哈赤作为女真族杰出的政治、军事领袖,在建立后金政权的过程中,竭力塑造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天”,假天威理人伦,有效地把天命观念糅合到他的伦理思想之中。在处理君臣关系上,提出“天命之为汗,汗命之为臣也”;在处理父子关系上,提出“孝于父母,悌于诸兄”;在处理夫妻关系上,提出“妇人应治其家,顺其夫”;在处理社会关系上,要求被统治者忠诚、从善,主仆之间要相互友爱。不遗余力地用天命思想来处理君臣、父子、夫妻等关系,由此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伦理思想。     

闽西汉剧的民间社会背景与文化意义

闽西汉剧是由外来的西皮、二黄声腔在闽西地区扎根、衍化而成的。闽西独特的社会和历史环境及本地特有的生态环境是形成闽西汉剧广泛流传的基础和条件。从闽西社会的组织结构和汉剧艺术的象征符号层面入手,通过仪式研究学派和文化人类学的手段探析闽西汉剧在其社会中的深层文化意义,有助于理解闽西汉剧所体现出来的宗族性的群体认同以及地方社会组织结构对于文化的独特作用。闽西社会结构以亲缘和地缘为主,闽西汉剧是以乡间的祭祀仪式和节日庆典为前提的,是闽西民间祭祀仪式的一部分,在仪式与社会中极具媒介与桥梁作用,并具有符号象征意义。     

论王安石对宋代常平仓的改革及影响

常平仓是古代一重要仓储 ,王安石变法前未能很好地发挥其社会调控之实效。因之 ,王安石对其收入来源、支出方式、管理制度和运作办法等 ,进行了一番大胆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基本上克服了常平仓原有的弊端 ,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社会重构：战后以来美国改革浪潮的特点与启示

战后从肯尼迪到奥巴马的持续性改革是20世纪初进步主义改革和30年代新政改革以来美国的第三次改革浪潮。这一改革浪潮主要由“伟大社会”改革、持续性教育改革和奥巴马的医保改革构成。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阅实现公平与正义是改革不变的主题。改革的结果是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社会的重构,在种族、性别、环境等领域长期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得到了有效缓和,社会和谐度明显增强。战后美国改革的社会建设功能对今日中国进一步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近代湖南绅士的政治参与渠道

近代中国社会由于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功能受到了严重削弱,各级官府行使权威锐减,清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得不有限地开放绅士参政的渠道,利用他们的乡土权威,来维护地方的社会秩序。湖南作为湘军的故乡,绅权政治较其它各省特殊,绅士参政的渠道也较其它各省优越,从而造成了湖南绅权大于官权的反常局面。     

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策科学

政策科学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与中国的改革进程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在继续改革开放的道路上 ,面临机遇和挑战的中国政府必将更多地依靠社会科学的发展来帮助她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然而 ,我国政策科学尚存在着学科发育不全以及理论和方法贫乏的问题。中国政策科学只有在学术借鉴和本土化研究的双重努力下追求自身的完善 ,才能摆脱学科发展的困境     

阿普尔的课程改革思想述评

阿普尔认为课程改革实质上是围绕官方知识的政治,是各权力团体争取自身知识合法化的角斗场。作为一名有着强烈民主取向的批判理论家,阿普尔猛烈地批判了当前美国右翼势力对教育和课程民主的颠覆,并呼吁每位普通人都要敢于对任何反民主的事物说“不”,同时他还提出对一切改革都要做一种“道德性”和“历史性”的反思,以做出正确合理的判断与决定。阿普尔的课程改革思想过于强调课程改革的意识形态性,具有泛政治化倾向。但他追求社会公正、投身教育实践、坚持教育民主的学术品质对我们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政法委与纠纷解决资源的整合

因社会纠纷复杂多发,而现行纠纷解决机制＂单兵作战＂效果欠佳,整合既有的纠纷解决资源已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内的当务之急。主要依照政治逻辑进行运作的政法委依托于体制优势,基于其职能定位和运作方式,成为执政者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达致＂整合资源、维护稳定＂这一执政目标的现实选择,而由其组织实施的＂会商研判＂＂联合办案＂则成为实现该制度预期的一种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