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商颂》作年作者的再探讨

一《诗·商颂》作年作者,是一个久争未决的问题。汉代,今文三家诗都认为《商颂》出自春秋时期宋人之手,古文毛诗却认为《商颂》是殷人颂祖致祭的歌诗。汉以后,毛诗大行于世,三家诗曰渐沦亡,治《诗》者论及这个问题,多用毛诗说,连敢于疑古的宋朝人,也     

从《左传》《国语》赋引之诗看《诗经·商颂》的年代问题

今、古文学派有关《商颂》年代的界定存在争论。由于争论多局限在文本所展示的语言、地理、历史、文化信息和前人有关《商颂》作年记载两个方面,因此至今仍未形成统一认识。转换论证角度,“称诗”之风在春秋非常流行,从《国语》《左传》的赋引情况看春秋“称诗”的基本特征,可以确定《商颂》为商人所作。     

古代校雠学阐释

一、先秦：校雠学的萌芽中国古代的校雠学早在周宣王时就萌芽了，最早进行校雠古籍的是正考父。正考父是周宣王时宋国大夫，是孔子的七世祖。对于他的校勘古籍，《国语·鲁语》作了这样的记载：“闵马父谓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郑玄《商颂谱》作了认同，孔颖达《正义》说：“言校者，宋之礼乐虽然亡散，犹有此诗之本，考父恐其舛谬，故就太史校之也。”由此可见，《商颂》各篇中的次序是经过正考父的校勘订正的，正考父是中国古代第一位从事校雠实践的校雠学家．第二位校雠学家，是正考父的七世孙孔子。孔子…     

论两汉《鲁诗》学派

汉初四家《诗》,以《鲁诗》出现和立为博士的时间为最早。今文三家《诗》在西汉时期的地位大致相当,在东汉则《鲁诗》最受朝廷重视。《鲁诗》所以能成为三家《诗》学的主导,是其严谨的学风和解经体系决定的。《鲁诗》经师大都崇尚气节,志操高尚,洋溢着峻洁完美的人格魅力,也进一步助长了这一学派的发扬光大。     

从兴的角度对《诗经》中某些部分创作年代的推测

审美艺术中“兴”的应用与否及应用数量,是考察诗创作年代的一个明显的标志。本文通过对《诗经》各部分兴诗的定量分析,认为《魏风》非春秋时许,《商颂》作于西周时宋,《桧风》不应作于西周时,《幽风》创作下限到了春秋初期,“二南”是东周南方诗。     

清华简《(旨阝)夜》与尊隆文、武、周公——兼论战国楚地之《诗》学

据《清华简〈(旨阝)夜〉》记载,《蟋蟀》一诗系周公所作,但这种说法在先秦典籍中找不到任何证据。清华简成于战国中晚期,应为"战国之士私相缀续"之作,所以《蟋蟀》系周公所作之说可能是战国儒士运用的一种史事比附,其目的就是为了尊隆文、武、周公,以抵消来自其他学派非议圣贤、否定周制的巨大压力。战国时期楚地"诗教"文化发达,《(旨阝)夜》中的一些诗作则可看成是战国楚地儒士对于《诗》的一种拟作。     

署名张衡《同声歌》真伪考辨

自六朝以降,学者普遍认为《同声歌》为张衡所作,或托于君臣美人兴寄说,或言此为张衡突破汉代经术藩篱的爱情诗,观看《同声歌》之诗文,内容行文露骨,描述一位女子初为新妇的艳情诗作,然而考就两汉道德束缚与张衡性格操守,此诗不大可能为东汉之人所作,亦不可能出于张衡之手。近来宇文所安与木斋先生,对古诗之作者与创作年代皆提出怀疑之新说,此诗应为甄后写给曹植的情诗,而此诗最有可能作于建安二十一年曹操东征孙吴之期。     

《诗经·商颂》年代考辨

《诗经·商颂》年代考辨陈隆予《诗经·商颂》产生的年代，历来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商颂》产生在商末，鲁国大夫闵马父主张此说。闵马父是公无前６至５世纪初人，与季札、晏婴、叔向、师旷、子产等人同时，据《国语·鲁语》载，闵马父子周敬王３３年（鲁哀...     

《家语》与上博简《诗论》

《孔子家语·好生》与《说苑·贵德》皆有孔子论《诗·甘棠》的文句,都应是本于上博简《诗论》。《好生》兼引其中一、二两章,《贵德》则仅及其中一章。这说明《家語》的文句绝非袭自《说苑》,否则不会有《说苑》所沒有的內容。《说苑》所以能征引《诗论》,应该是采用前人传记,而《家语》所以能引到刘向未引据的《诗论》文句,究竟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是很能发人深思的,这至少是可视为其来源较早的证据。     

《易》孟氏古文说与汉代经学今古文问题

许慎《说文序》提到：“其偁《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这是交代《说文》称引经传的文本属性,不料宋明以来疑窦丛生,形成中国经学史上一桩公案。清儒及民国学者对“皆古文”句相继作解,异说纷纭;段玉裁、王国维指“古文”为书体或学派,均有谬误;洪颐煊、宋翔凤、马宗霍专从孟氏易学内容论其古文属性,同为臆测;杨树达径从文本索得真解,但许慎称孟氏今文为古文的疑惑仍未尽释。宋翔凤又分辨汉《易》经为古文、传(注)为今文,意外揭开《易》孟氏今古文之谜。参照《易》孟氏“古文本/今文说”的组合模式,从今古文经本、经说的组配入手,分析汉代七经传承情状,观察两汉经学进程,豁然发现汉代经学并非今古文分立互争的两极化世界,而是今古文交错共存的多样化生态。《易》孟氏今古文真相一旦大白,汉代经学今古文纠纷也就迎刃而解。     

试论“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自《毛诗序》倡“变风”“变雅”,至郑玄《诗谱》,通过考定诗的时代和地理,把《鲁颂》、《商颂》以外的周诗都纳入正变说,遂形成汉代《诗》学中完整而系统的“风雅正变”的理论体系。从“变风”“变雅”说产生的背景来看,“变风”“变雅”说与汉代《诗》学“美剌”说相联系,是汉代重视《诗》的政教作用的结果。汉代《诗》学确立“正为美,变为剌”的论《诗》原则,在郑玄的《诗谱》里,根据时政盛衰风俗厚薄,确定《诗》的正变、美剌,文武成周之世为太平盛世,感圣贤之教化,这些时代的诗都为正《风》、正《雅》,是美诗;自懿厉之后,王政衰崩,政教败坏,这些时代的诗都是变《风》变《雅》,是剌诗。因此,变《风》变《雅》说其实是发挥汉初《诗》学重“剌”的传统。“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宋代学者在评析“颂”诗时始提出“变颂”说,把《鲁颂》归于“变颂”,之后,明清学者亦多有论述。与“变风”、“变雅”说不同,“变颂”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今天的《诗经》研究也很少谈及。本文试从《诗经》研究史的角度来探讨“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廖平《公羊》学的特点

廖平认为,《公羊传》独守西汉今文经学家法,为今文经学的重要代表著作。《公羊传》虽为子夏所作,实际上是经汉代经师增补而成。《公羊传》的主要性质就是保存了西汉今文经学所讲的"义例",所以多"非常异义可骇之论";廖平《公羊》学的特点,一是以阐发《春秋》微言大义为宗旨,二是以笃守今文家法、复明两汉师说为旨归。在晚清《公羊》学中独树一帜。     

关于《诗经》的用历与《诗经》的断代问题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历代注家大多认为她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作品.但也有不少学者,如汉代的《毛诗》学派,宋代的欧阳修(《诗本义》)、苏辙(《诗经集传》、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朱熹(《代诗集传》),清代的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姚际恒(《诗经通论·商颂》)、方玉润(《诗经原始 》)、吴闿生(《诗义会通》)、王夫之以及当今的杨公骥、李松如、刘毓庆(《商诗非宋人作考》)、陈子展(《诗经直解》)、张启成(《论商颂为商诗》)、梅显懋(《商颂作年之我见》)、常教(《商颂作予殷商述考》)、黄挺(《诗·商颂作年作者的再探讨》)、赵明(《殷商旧歌商颂论述》)、程俊英(《诗经详注》)等人认为:《诗经》绝不全是西周至春秋中叶的作品,其中也有殷商时代的东西,如《商颂》便是.近年张松如先生著《商颂研究》(1995年6月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全面系统地对《商颂》进行了绎释和考证.张松如先生指出:“所谓商颂,就是殷商的颂歌.”是“殷商奴隶主贵族祭祖其先公先王时所歌唱的.其制作年代不可译考,或非出于一时,盖当殷商晚期,在武丁之子若孙从祖庚祖甲到康了武乙及其以后,直到帝辛朝.”     

论《塞莱斯蒂娜》的文体之争

围绕着《塞莱斯蒂娜》的文体,国内外的学者们争论了多年,究竟是戏剧,还是小说,至今仍未能统一看法。笔者在文章中就《塞莱斯蒂娜》的文体之争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塞莱斯蒂娜》是一部戏剧,而且是一部悲喜剧,一部应该归入案头剧范畴的悲喜剧。     

郑玄注三《礼》与始见《毛传》之先后考

三《礼》注中的诗说与《郑笺》既有契合又有矛盾之处,郑玄注《周礼》、《仪礼》时未得见《毛传》,所采为三家《诗》说,《周礼注》、《仪礼注》与《郑笺》的契合乃是因为三家《诗》义偶与《毛诗》义相同。《礼记注》提及《毛诗》、毛公,《注》中诗说却与《郑笺》存在诸多不同,说明郑玄注《礼记》时已得见《毛传》,但尚未治《毛诗》之学。     

曹植《白马篇》对魏晋南北朝游侠及游侠诗的导向作用

曹植《白马篇》历来被认为是诗人前期的作品,但这种说法没有提出有力证据.通过对曹植生活时期民族关系的考查,可认为赵幼文先生提出的创作于后期的看法是成立的.由于创作时间的特殊性,其主题也应理解为曹植悔过自新的诗化表现.这首诗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游侠和游侠诗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     

从《孔子诗论》第二十九简论《河水》为逸诗

《河水》一篇不见于今本《诗经》,见于《孔子诗论》。在春秋的典籍《左传》、《国语》中也有记载。对这首诗的性质学者们有诸多争论,从《孔子诗论》第二十九简可以看出,《河水》非《沔水》,非《伐檀》,非《新台》,而是一首逸诗。     

重审“经史之分”——检视皮锡瑞对《春秋》和《左传》的定性

晚清学者皮锡瑞《经学通论》在当前经学中影响力极大,书中宣称《春秋》是孔子所作的经,不是史。他严厉批判杜预,反对杜预以《左传》解读《春秋》的做法。按照"经史之分"的规定,《左传》被视为纯粹的史书,不宜用作诠释《春秋》。以此得出的结论,就是认为《春秋》和《左传》应该予以分拆,了不相干。然而,皮氏这一批评意见充满各种谬误,既误解杜预原来的本意,他所主张的"经史之分"也实不可靠。     

《芮良夫毖·小序》与《毛诗序》的书写体例问题

清华简《芮良夫毖》开篇四十字系先秦"诗序"遗存,其诗学性质与《毛诗》"小序"相当,可以称为《芮良夫毖·小序》。序文的主要部分采撷或化用诗篇文句组织而成,其中对于诗篇的说解,不仅仅深入诗篇文本,而且对于诗篇的创作背景也有交代,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诗篇。这种书写特征在《毛诗序》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考较《芮良夫毖·小序》与《毛诗》"小序"的书写体例,讨论早期"诗序"的若干特点,对于先秦时期《诗》学传承的勾勒,乃至进一步探讨《毛诗序》的形成过程大有裨益。     

《诗经·螽斯》与上古地祇小祀

《诗经·螽斯》一诗的诗义古来就有不同的说法,毛诗序认为,《螽斯》言后妃子孙众多;齐诗认为,是歌颂贵族的子孙众多;韩诗认为,是歌颂贵族的子孙贤良。今人高亨认为,诗中的螽斯是用来比喻统治阶级的,全诗是民歌,为劳动人民所作,诗旨是讽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螽"为蝗属,是害虫,以"害虫"喻后妃子孙,有悖常理。实际上,《螽斯》当是上古地祇小祀咒告蝗虫的祭歌,毛诗序所言"后妃子孙众多"当是"说诗"之义,并非诗之本事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