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地方学官及其社会地位

所谓地方学官,专指中国古代主管地方学务的官员和地方官办学校的教师。元代的路府州县一般都有学校的设立,特别是兴起于唐代,繁荣于两宋、以藏书、聚徒讲学为主旨的书院,作为地方教育组织,实现了自身的官学化,成为特殊的学校。元代始终常设的地方学官,有专一主管地方学务、设于各省儒学提举司的儒学提举,以及兼有教师职务、设于各路府州县学或书院的教官——教授、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和主管学校(或书院)钱粮、房产、书籍的直学。关于这些学官的设立、任用、考课、升迁等诸多方面,都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制度,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独具特色。 然而,学官问题,不仅仅是制度问题。因为,学官是由文人儒士充当的,所以,对于学官问题的深入研究,必将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了解元代文人儒士的社会地位,以及元代的政治制度和阶级状况。本文试图通过对地方学官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活动的分析,力求客观公正地评价他们在元代的社会地位。 一、元代地方学官的经济状况     

论明代省级官员的选任资格

明政府对省级官员由何种职务简任及其籍贯和出身都有一定要求.在巡抚制度形成之初,巡抚多由中央官员简任,随着景泰以后巡抚制度步入正轨,巡抚逐渐向地方官员转变.明后期,国家局势动荡,政府又多派遣中央官员任职巡抚.这种变化过程是中央对地方统治方针调整的反映.布政使和按察使的选任在明前期以从本衙门升补者居多.明中期以后,两司开始交叉混补.省级官员无论由何职简任,都优先考虑邻省官员.政府对他们的籍贯选择也尊重这样的地缘因素,除邻省之外,浙江、江西、南直等经济文化发达省份也是重要选择.这种选择与其出身关系密切.明省级官员几乎都出身进士,而东南各省进士额数相对较多.明政府对省级官员的选任方式利于地方行政的运作,具有相当的科学性,被其后的清政府所继承.     

读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汉代经学“古文”争议缘起及相关经学史论题探

刘歆等之争立诸经,上承汉成帝时代掀起的以刘向等为中坚的尚古热潮,并凭借了《左氏》学等渐由民间显学跻身朝廷官学的势头。面对五经博士的抵制,他们援引、提升并强化了孔子壁中书的神圣性、完整性和权威性,以为正名的力量,这就是《移书让太常博士》一再宣扬的"古文"或"古文旧书"的内涵,它不仅指"逸《礼》、《尚书》",更包括了《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之"《春秋古经》",亦即许慎《说文解字序》所称"壁中书"之一的"《春秋》",而《毛诗》不在其列。他们根据孔壁"古文"与所争立诸学相互参证,对学官所传的经与传均施以激烈反击,但与后世衍生出来的宽泛而又或绝对化的"古文"壁垒颇有距离。     

今古文经学合流原因新探──汉代博士制度与今古文经学合流之渊源

关于汉代今古文经合流的原因，过去论者多认为因经学大师郑玄兼治今古文家法，并以之遍注群经，遂使今、古文经合流．本文则一反这一传统说法，认为今古文经合流绝非某位经师大儒所可一蹴而就，而是有学术上、政治上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特别是与博士职任性质密切相关。博士职任之一是“晓古文尔雅”，即通古文训诂之学，此为后来的今古文经合流之果先播下其因。由于王莽曾立古文经学博士，东汉虽未将古文经学生于学官，但朝廷始终对其采取优容奖掖的支持态度，从而使古文经学日益发展，并起而与今文博士争教席，在东汉时表现为屡因争立古文经而在今古两派间发生剧烈争议。今文经学面对古文经学的挑战，为确保自己独占学官的地位，被迫去研究古文经学以批驳之．今古文经学争议辨难的直接结果是使二者相互渗透，尤其是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渗透，而最终导致了今、古文经学的合流。     

唐代国子学官朝野迁转及其地方影响

唐代国子学官纳入整个官僚运作体系,成为所有官职迁转中的一环。学官的迁转多与地方互动,发生于朝野之间。影响学官由地方迁入的要素主要是任职经历、用人政策、政治斗争、仕进风尚以及国子监的闲散特性等,由此形成五种基本迁入方式。学官迁出为地方官,多任刺史、节度使和观察使等,或入幕为诸府从事。学官迁转至地方,在兴学崇教、传播知识、改变习俗、稳定人口、促进区域文学发展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此推进了京城与地方之间的文化交流。     

复杂性科学的基本理念与公共行政范式的转变

复杂性科学是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兴科学思想,它以系统性、非线性、开放性、过程性等科学理念颠覆了传统经典科学稳定、秩序、线性的还原论思想.当代公共行政学正在经历变革和发展,新公共管理与治理理论体现了公共行政学新的科学范式,其实质与复杂性科学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理.     

朱元璋与明初国子监

“礼义所由出 人才所由兴” ——朱元璋重视国子监的原因 明初,朱元璋在“治国之要”以学校为先的思想指导下,对创办最高学府——国子监极为重视。 早在宋龙凤十一年(1365,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先元璋就把原集庆路(今南京)的儒学改建为国子学。洪武十五年(1982)又改“学”为“监”,扩大规模于鸡鸣山之阳:“中为彝伦堂。分两厅(博士厅、绳愆厅)、六堂、三十二班。左庙(先师庙)右学,亭庑厅厢,肆业有所,会馔有     

宋朝中央和州郡学校教职员选任制度研究

<正> 宋朝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辉煌时期.但目前研究宋代教育的著作多属通论性质,如果不认真地把一些基本制度搞清楚,教育史研究恐怕难以深入.教师和职事的选任,对朝廷教育方针的贯彻及学校的兴衰有决定性的影响,并集中反映了官府和学校的关系.宋朝还出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教师考选制度.本文试图对宋代国子监、太学和州学的教职员选任制度作初步探讨.     

明代官学书籍刻版私用考——以明初大臣杨士奇藏书题跋为例

明代官学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中央官学有国子监、宗学等国家教育机构,地方官学有各府州县、都司卫所的儒学和其他专门学校。这些官学除各自承担不同的教学任务外,刻书印刷也是一项重要的教育活动。官学刻书在保障学生的阅读需求之外,其印刷用的一些刻版也有被私人利用的现象。目前虽然对国子监的刻书种类、藏书等问题都有一些研究,但有关于官学书版私人利用的专题研究较少。现就关于明初五朝名臣杨士奇私人藏书题跋的一些记载,考究明代国子监书籍刻版之私用及其管理情况。     

元代国子学和国子监初探——兼评《辞海》教育、心理分册对它的解释

为了解元代教育,特别是元代蒙古族教育史,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其中读了《辞海》教育、心理分册和《元史》(一九七六年四月版)。我觉得《辞海》对元代“国子学”和国子监(包括蒙古国子学和蒙古国子监)的解释与《元史》记载有不一致的地方。 上海辞书出版社于八○年一月出版的《辞海》教育、心理分册(以下简称《辞海》)第廿七页,解释说:“〔国子学〕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元代设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亦分别称国子监。明清仅设国子监,为教育管理机关,兼具国子学性质。1995年(光绪三十一年)设学部,国子监遂废。国子学(国子寺、国子监)与太学,名称虽异,历代制度亦有变化,但俱为最高学府。惟当两者并设时,国子学之教育对象乃属于更高级统治者子弟。”“〔国子监〕见国子学”。     

明代洪武永乐年间中琉关系探微

明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命行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告琉球国,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等随杨载入朝贡方物,此为中琉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嚆矢.尔后的洪武至永乐年间,明廷遣使谕赐琉球与册封琉球国王、琉球国朝贡明廷、琉球国派遣"官生"入学南京国子监,与"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等一系列中琉交流史事,奠定了封贡体制下中琉宗藩关系的政治基础,构成了中琉关系的基本内容,对明清两代中琉关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汉《周易》经学的阴阳灾异化转向

西汉《周易》经学经孟喜、焦延寿、京房等人的努力,发生了阴阳灾异化的转向。这一转向肇端于宣帝时的魏相、孟喜,至元帝朝京氏《易》立于学官,始成就经学的地位。而之前立于学官的孟喜《易》仍然保持汉初儒门易学的宗旨,与京房假托的孟京之学并存。京氏《易》的官方化,得益于彼时阴阳灾异说的盛行。同时,它又反过来改变了西汉《周易》经学的格局,造成了《易》与律历之学的杂糅,导致《易》在五经之中地位的提升,最终经刘歆等人的努力而推出《易》为五经之原的新观念。     

"稷下学派"考疑

汉代学者所认定的稷下先生,是那一时代不同时间段里在齐国逗留过的一些二三流学者.严格来说,他们之中并没有纯粹的思想家,也没有把做学者、做思想家当作一回事.对于这些学者,单独研究其思想或许有必要,但是,若把他们归入一个学派来看待,则有夸大其辞之嫌.所谓稷下学官也好,稷下学派也罢,或者是出于汉代学者的美好愿望,或者是齐国君主曾有过的奢望,或者是齐国历史上昙花一现的政治败笔.     

萧梁皇族之倡导玄学文化风尚及其原因与影响

以梁武帝萧衍为代表的萧梁皇族统治者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素养,在文学、经学、佛学之外,他们特别倡导玄学,具体表现为梁武帝、梁简文帝、梁元帝及其他皇族人物与臣属清谈玄言、组织玄学论辩、注疏玄学经典等,并利用其政治地位将相关注疏列于学官,成为官方的教材,甚至亲为教授.不仅如此,萧梁皇族人物之为人作派和生活情趣也日益玄化.这对当时的学风与士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致玄学成为当时学术文化思潮的核心内容,玄化则成为当时文化风尚的本质特征.萧梁皇族之崇尚玄风,与南朝士族社会文化传统之影响及其自身努力提升其家族门第的追求密不可分.作为统治集团,萧梁统治者沉湎清谈,以虚诞为高,必然导致其轻视军政实务,引发清谈误国的悲剧.     

我国陪审制度立法完善再探讨

当前我国陪审制度过于流于形式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其症结之所在是因为陪审制度在人数、选任、任期和职能等运行细则问题上没有厘清。建议在修订我国陪审制度时,在合议庭中适度增加人民陪审员的人数,可以借鉴仲裁员选任的方式改革我国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并对人民陪审员的任期改为一案一选,一案一任。关于人民陪审员的职能可尝试在审判程序的不同阶段予以划分。     

承传与融通:古典词学批评中的正变论

我国古典词学正变批评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可概括为一、宋代古典词学正变批评孕育与起点确立;二、明代古典词学正变批评彰显与对词体进行抑扬;三、清代前中期古典词学正变批评兴盛与批评维面张开;四、晚清古典词学正变批评深化与批评视野融通。古典词学正变批评的发展过程,鲜明地呈现出承传、转替、融通与消解的特征。     

宋明理学在广西的传播方式

理学在广西的传播最早可追溯到二程平南受学于周敦颐,经历了发生、停滞、发展和成熟几个不同历史阶段,传播的方式多种多样,有兴学,讲学,撰写和刊刻学记、书籍,人际交往,碑刻和谕俗文等,通过这些方式,把理学渗透到广西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影响着他们的价值判断。     

从《汉书》看王莽用《书》及促进《书》学发展的举措

通过对《汉书》中相关文献的检索,王莽用《书》包括依《书》正名、造势,依《书》布政、施政,引《书》议事等方面。王莽辅政、当政期间,也采取了一些促进《书》学发展的举措：考论《五经》,定娶礼;筑学舍,增博士,征经士,集群说;为太子置师友;尊儒者,立学官;制礼作乐,讲合《六经》等。     

从宿卫学生到宾贡进士——入唐新罗留学生的习业状况

新罗入唐留学生的主体是"宿卫学生",他们在唐朝的任务主要是通过参加宿卫学习朝章典仪,在宿卫之余,配入国子监习业,他们的经史知识和文章水平都还是相对有限的。随着穆宗长庆(821—824)以后允许异邦子弟应举,在考试指挥棒的指导下,大量新罗留学生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宾贡进士"的出身,进而可以在唐朝出仕任官。应举及第与出仕任官成为新罗留学生入唐的崇高目标与现实追求。在长时间的学习与任官过程中,其经史知识和文章写作水平比唐代前中期的新罗留学生有较大提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崔致远依凭其特殊的仕唐经历,在诗文写作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造诣。     

平顺与坎坷：明末清初徽州士子赵吉士的仕宦生涯

明末清初徽州士子赵吉士身处乱世,却并没有改变他读书应举的选择。幽僻的山居环境、和谐的家庭关系、殷实的经济条件是其能静心苦读,并顺利走上科考之路的客观前提。进入仕途后,赵吉士担任过知县、户部主事、户科给事中、国子监学正等职,也参与了《大清会典》《赋役全书》等的编修。历数十年的为官经历,或平顺,或坎坷,其中既有大环境的影响,也应看到个人特定经历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