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村庄治理及其方式演进

乡村是社会的基础,乡村治理也是社会变化发展的体现。我国是农业大国,村庄治理一直在实践中进行各种探索。我国的村庄治理经历了传统社会痕迹的宗族治村、传统管理方式的精英治村、经济社会大变革浪潮下的富人治村和适应新形势的大学生村官变迁,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村治研究的分层与深化——对乡村政治研究的一项初步分析

村治即村级治理。村级治理是指村庄公共权力对社区公共事务的组织、管理与调控。因为村庄公共权力的产生方式及其性质对村级治理具有决定性影响,村治研究事实上也就是对村庄社区公共权力的产生及其运作(组织、管理与调控的方式及过程)的研究。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重构农村基层治理体制被提上议事日程。实践中,以《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下简称《村组法》)的颁布实施为主导的村民自治制度,构建起了“乡政村治”的框架1,但是,当前村级治理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理论界对村治的研究远未形成共识。对村治研究…     

论富人治村——以浙江奉化调查为讨论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农民的经济分化。受此影响,中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出现了富人治村的新的治理景观。富人治村既是农村经济社会分化的产物,又是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安排尤其是党建指导思想促成的结果。富人治村具有局部的合理性,同时,富人治村可能带来严重村庄政治排斥。在取消农业税的背景下,当前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应该主要是发展基层民主,而不是求助于富人治村。     

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型态——尝试一种理解乡土中国的政治理论框架

本文依据治村者的品性和能力 ,区分出好人型、强人型、恶人型、能人型四种理想类型村治型态。讨论了村庄性质、民主制度和治村者的互动关系 ,认为在当前村庄舆论大多解体、村集体经济资源普遍匮乏的背景下 ,治村者个人品性和能力对村级治理具有决定性影响 ,而村级治理的民主化 ,又成为推动民主化村级治理型态变动的制度力量。本文试图初步描画村级治理型态循环的一般图景     

“乡政村治”:一项关于农村治理结构与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个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治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农村基层政权和社会管理体制上逐渐形成了“乡政村治”格局,即在乡镇建立基层政权,对本乡镇事务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对本村事务行使自治权。村民委员会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代表村民的意愿和利益。本文以个案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农村治理结构的现状和“乡政村治”面临的困境。     

村务监督的制度创新及其绩效--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调查

村务监督是贯穿于村庄治理运作始终的一项重要功能.后陈村根据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治村的要求,在政府推动下率先实行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进行了村务监督的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1)推进了村级民主管理制度的体系化;(2)构建了村级权力制衡机制;(3)增强了村民代表会议的地位和村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4)创新了监督机制.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导入和运作,明显地促进了村庄治理的改善.然而,由于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以及现有权力分配格局的影响,村务监督监督制度在实际运作中也会产生形变.     

经济能人治村:中国乡村政治的新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大批经济能人在中国农村迅速崛起。他们积极介入农村基层政治生活,甚至主政村庄治理,形成了独特的经济能人治村现象。经济能人治村对村庄公共权力运作和农村基层社区管理的进一步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一,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民主基础上的权威政治-—民主—权威政治,是对传统的乡村能人政治——乡绅治理的传承和超越,创造了乡村能人政治的新模式。其二,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经济能人主导的多元精英治理结构,突破了人民公社那种一元集权治理模式,实现了农村基层社区管理模式的创新。其三,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精英主导与群众参与有机结合的精英—群众自治,是村民群众根据村庄治理环境对村民自治理想制度所做的一种适应性调整和务实性创造,拓展了村民自治的形式。从发展趋势看,经济能人治村势必产生一种具有乡土性和本土特色的能人政治现象。因为,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分化,村庄治理模式将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经济能人治村则成为其中的一种选择。在一些非农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它已经成为村庄治理的一种基本趋向。     

论中国农村 “乡政村治” 治理格局的稳定与完善

论中国农村“乡政村治”治理格局的稳定与完善徐勇（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转变为政经分开的“乡政村治”格局（即国家的基层政权建立在乡镇一级，乡镇以下实行村民自治）。在“乡政村治”格局下...     

制度变迁中的信任问题——对鄂西两村村治实践的调查分析

一、研究角度及理论构建纬度村治即村级治理 ,指村落公共权力对社区内部公共资源的调配和对公共事务的组织、管理与协调。目前的村治研究集中在三个层面 ,即对村治功能 (规范功能 )的研究 ,对村治具体处境的研究以及村治对策的设计 ① 。作者认为 ,当下的实际工作部门和理论界多是站在传统———现代二元对立及其转轨的视角上对村治功能和村治对策进行探讨 ,缺乏对村治具体处境的细致考察 ,从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缺乏对乡村社会已存在的本土资源的尊重和利用 ,使村治难以找到一个乡村社会的生存基础 ,不得不靠国家权力来维持。本文要引入的概…     

村治研究的三大范畴及其进展评析

村治研究是中国农村研究的核心.在不同时期,根据政策与实践的需要,村治研究分别形成了村民自治研究、乡村治理研究和农村社区治理研究三大范畴,“村治”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从研究目标上看,村民自治研究追求的是中国农村治理的民主化,乡村治理研究追求的是中国农村研究的本土化,农村社区治理研究追求的是城乡治理的一体化.除此之外,三者在产生时间、研究缘起和研究重点上是明显不同的.村民自治单元下沉、村庄研究回归与农民行为形态、农村社区治理的城乡关系维度构成了当前三大范畴最新的研究趋势.但是,自治单元下沉的合理性、村庄研究的深度、农民形态的准确性以及城乡关系维度的泛化,仍然是制约村治研究创新与发展的主要问题.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