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线上的认同与国家在场——以西双版纳勐腊县的田野调查为例

本文通过对中国南疆西双版纳勐腊县的田野调查,试图了解当下云南边境地区国家在场面临的困境以及这一困境对其自身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影响.通过分析困境产生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从而推演出这一地区少数民族基于自身血缘和地缘关系所形成的认同场域,与国家实体边界所界定的在边境空间应具有的认同场域难以吻合,并且边境线之于边民的政治性意义与边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亦难以统合.边境线在强调维系国家认同的同时,割裂了民族认同的维系,从而出现非法跨境以及国家的暂时退场.     

中越跨境民族概况初探

中国与越南同属于多民族国家,两国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源远流长的历史交往,决定了两国民族居民间的密切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变迁,中越跨境民族之间存在着异同,本文从称谓对比、语言划分和地理位置三方面对中越跨境民族之间的联系进行简要分析,旨在总结中越同渊源民族以及民族之间的联系。     

老挝、泰国跨境民族形成模式及跨境特征

跨越老挝、泰国边界线而居的民族可以分为"跨居民族"和"跨境民族"两类,跨境民族的形成模式有"边界模式"和"迁移模式".自1926年老挝、泰国的边界线划定之后,两国的跨境民族长期以来都利用正常通道和非正常通道以政党活动、通商、通婚、务工、访学等方式保持着密切的来往,其跨境行为的特点表现为民族跨境迁移以从老挝向泰国的移动为多,同国家安全联系紧密,与当前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密切相关.     

缅甸傈僳族的多重认同与社会建构

探讨作为跨境民族的缅甸傈僳族的多重认同的历时性演变及其动因,并分析多重认同演变与其社会建构之间的关联性。认为因族源、地缘关系,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原来广泛分布于中缅边境的傈僳族成为分居两国的跨境民族,在其民族(族群)意识与社会建构方面显现出其作为跨境民族的一些明显特征。     

中国近代民族认同的历史逻辑——兼论中华民族的形成

古代中国,由天下观和华夷观所统领的民族思想,在实践上演化为羁縻政策与制度。这一制度维系了古代国内各民族的联系,民族文化认同得以长期持续,形成了古代的多元一体民族关系。鸦片战争后,中国各民族经受外国侵略,产生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中国兴起了反侵略的爱国运动和社会变革运动。这汇集为争取民族独立、建设现代国家的近代民族运动和民族主义,造成了近代新文化和民族国家目标;"五族共和"成为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政治力量最基本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民族认同。应该说,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抗战建国的目标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认识已经十分普遍,无论各政治派别还是少数民族,均表达了这样的政治追求。中华民族正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终于形成了。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述评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学者们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成就卓然。文章通过对目前国内外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指出通过引入身份认同理论,把群体或个体的意识和行为同文化和社会结构因素联系起来,从综合性、历时性的动态视角来研究民族问题,并由此总结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变迁的规律或机理,将会更好地服务于现实社会。     

社会认同是怎样进行的——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社会心态的健全

中国各少数民族有两个根,一个根是自己的民族,一个根是自己的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目的就是留住这两个根,民族认同、国家认同需要社会心态的健全为其基本条件。社会心态的健全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关系表现为自我的四个新变化和新进展,即:其一,自我开始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历程。其二,自我产生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心理需求。其三,自我产生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社会需求、其四。自我产生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完善自我的需求。     

论跨境民族与云南的对外开放

跨境民族是一种特殊的民族现象,在云南25个少数民族(人数在4000以上)中,有16个是跨境而居。所谓跨境民族,顾名思义,就是居住在国境两侧的同一民族。由于是历史上形成的同一民族,在他们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多方面的交往,而现在云南的对外开放,更是与跨境民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对于新形势下跨境民族的研究,也就成为引起人们重视的一个主要课题。     

清代中前期国家认同建构探析

清代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个特殊的王朝,既乘续之前明王朝的发展概况,又开启中国近代化的序幕。作为一个满族入主中原的王朝,清朝统治者在进行统治过程中,既充分吸收汉化色彩,又保持着自身的特色。在近三百年的统治中,清朝统治的核心便是树立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围绕统治合法性的问题展开,又恰逢世界格局大变动,清代统治者充分吸取前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之上不断形成了一整套国家管理体系,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以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为主体的国家认同。本文将从满族身份认同的建立、民族意识的萌生与民族国家的建立简述清代大一统社会政治与文化体系的特征,进而说明清代民族认同建构的重要性。     

从贺州族群结构看中国民族关系模式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族群结构复杂,分布有汉族、瑶族和壮族等15个民族,而居住在贺州的汉族和瑶族都分别包含有至少两个支系.贺州各个族群在国家认同和汉文化的基础上,一直保持着各自的文化传统与特色.经过不断地磨合,在1949年之后真正形成了"和而不同"的族群关系乃至民族关系模式.贺州市族群结构的状况及其形成过程,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民族关系模式的类型和特征.     

中国古代和亲与各民族经济的相互依存

各民族经济相互依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具有各民族经济互补、经济互动与共同繁荣等意涵。和亲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形式,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经济的相互依存。各民族经济互补是和亲的内在动力,双方都希望通过和亲建立稳定的经济联系,满足经济需求。历代和亲活动加强了朝贡与互市贸易,推动了不同民族的物品流通和人员流动,形成了经济交流网络,畅通了丝绸之路,促进了各民族的经济互动。历代和亲有助于各民族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有助于各区域共同发展,有助于中华民族物质财富的总体提升。各民族以和亲促发展的历程,为多民族中国地区间、民族间的相互协作提供了历史经验,为各民族形成紧密相连的利益共同体贡献了智慧,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多元化与港澳台族群的和平跨居--全球化背景下的华南经济圈研究之三

文化的多样性是一种历史性的力量,族群的政治认同因此具有层次性。香港、澳门回归前后,当地族群的国家认同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他们国籍选择上,国籍选定成为港澳居民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的重要标志。尽管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族属认同的边界有所相同,但在国家整体利益高于族群个人利益的情况下,三者的关系又比较紧密。在香港、澳门《基本法》及“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原则下,香港人和澳门人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趋于合一。海峡两岸目前虽然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在国家的整体利益高于局部利益的前提下,两岸的政治对话应该有利于祖国统一的“国家认同”。在“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的框架内,台湾族群可以与港澳地区在相似的社会制度下“和平跨居”,也可以与大陆人民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和平跨居”。港澳台三地之间的族群“和平跨居”,“跨越”的是“国家认同”(中国)下的不同行政地域边界;港澳台与大陆之间的“和平跨居”,“跨越”的是不同的行政地域边界和社会制度边界;而港澳台地区国内族群与国外族群的“和平跨居”,“跨越”的则是不同的国家疆界。港澳台地区的族群的“和平跨居”,将在全球经济交往和族群关系互动中得以实现。     

中亚回族与口传民歌"花儿"——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回族民俗文化考察

东干族是指19世纪移居到中亚地区的中国西北陕甘宁回民及其后裔,亦称中亚回族。他们在130年前远离祖国之时,将西北地区的"花儿"民歌也带到了中亚地区。在苏联集体农庄时代,"花儿"民歌曾盛行于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回族聚居农庄,其知名歌手至今健在。苏联时期的东干语文献中也收录有"花儿"民歌。中亚回族传承了中国西北回族唱"花儿"民歌的民俗文化。在海外回族中流传的"花儿"民歌资料,是中国"花儿"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应加以研究、抢救和保护。     

滇藏缅印交角区泰-傣诸族群的迁徙流动及族际关系研究述论

关于泰-傣诸族群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已有了百余年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环东南沿海直至与云南、东南亚相连接区域,且国别区隔明显。对于滇藏缅印交角地区泰-傣诸族群的研究,尚未得见系统、整体性的成果面世。本文拟围绕涉及该交角区泰-傣诸族群的族源、迁徙流动及族际关系等三个方面的零散研究进行梳理并加以评述,以期从整体联动性的视野对泰-傣诸族群在滇藏缅印交角区的研究空间做进一步深入拓展,同时,针对后续研究提出建议：族源问题有待进一步廓清;以地缘政治及文明交汇区域为整体历史背景的长时段探究有待开启;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翻译和整理有待深化;小尺度地域空间的微观研究有待推进;开展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     

论民族问题的文化化和法治化——我国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反思、改革与完善

民族问题是中外人权对话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从有利于与西方进行人权对话的角度出发,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族群(ethinic groups)概念替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中第二个层次的民族概念,值得认真考虑。民族问题话语体系的调整或有助于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许多外交与内政上的困难。近年来边疆民族问题的凸显,也昭示着我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存在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的空间。     

文化融合与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

文化融合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现象,也是现今的一种社会存在状态;是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文化得以发展的重要途径。国家的概念则是近现代才从西方国家传入的新鲜产物,是生活在其地域范围内的人们对其所在国家的认识、评价与情感,主要表现于国家政治共同体和结构层面以及共同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层面的认同。国家认同于国家本身、于个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中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显得尤为迫切。而国家认同教育是国家认同构建中的重要内容和方式。学校教育是建立国家认同的有效途径。我国的各民族的文化融合是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教育的前提与基础、有力保障、表现形式,也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高级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深远的影响。我国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吸收了中国历来坚持＂和而不同＂处理民族关系的宝贵经验与优秀传统,制定出了相应的民族政策,坚定地保障民族文化融合,加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教育,促进国家的稳定与团结。     

指示性与民族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中的符号建构

指示性作为符号认知的基本框架,能使符号与记忆、记忆与认同产生联结关系,因此,指示性不仅是民族记忆的基础,更是形成民族认同的作用机制。基于现实因素,民族记忆在不同的时期可能会发生流变,成为区别于历史文本或其他族群文化的全新记忆,因而具备积极建构的可能性。在指示性理论的框架下审视"龙"作为中华民族之共同记忆的符号再现,可发现,它不仅是各族群共有的与世界之关系的缘起锚定,也是跨民族的时间节气指命名与仪式的重要符号,可由此反思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中的符号建构应当如何达成。     

百年来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逻辑与铸牢路径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十九大写进党章的重大决策,是党和国家与时俱进的政策创新,并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现实的众多根据。而在这众多根据的背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利益。在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百年以来的各个阶段,始终伴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策利益与政策认识的互动的逻辑:横向表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政策利益的物理空间与政策认识的思维空间的辩证统一,纵向表现为政策利益与政策认识为一致的自生、共生至同生的交叉并存的历史特征与趋势。这种历史特征与趋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探索、反右扩大化和文革、社会主义建设等时期得以逐步完善,并发展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民族政策新战略。为实现民族政策新战略,应从人民本位上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利益,从政治团结上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联结,从经济合作上健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互动,从文化交融上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实现。     

澳大利亚苗族的传统宗教

苗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群体,至今仍主要居住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本文以定居澳大利亚的苗族的传统宗教为关注对象,展示了他们以前在老挝高地生活时遵从的传统信仰,以及1975年以来为躲避老挝内战而移民到澳大利亚以后的新生活中依然保持的习俗。同时,本文还揭示了澳大利亚社会、文化和法律中反对当地苗族祖先崇拜和泛灵论的现象,及其对当地苗族未来发展的影响。     

“民族牌”背后的理论透析

民族与国家的复杂关系决定了民族问题是影响当今世界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的重要筹码.制造和激化民族问题,在国家事务和国际关系中打"民族牌"悄然成为了一些国家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偏爱手段,脆弱性理论、现实主义理论、民族纽带和族群政治竞争理论解析了"民族牌"功用的产生规律,了解这些理论无疑能够有助于深刻理解"民族牌"的目的和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