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教与传统宗族社会结构的变迁——以清代衡阳地区为个案的考察

清代以士绅为主体的衡阳地方精英积极参与本地区的文教事务,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地方宗族社会的发展成熟期。宗族组织在正式形成之后,需要借助政治文化优势来扩大其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因此士绅参与地方文教与其宗族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宗族组织通过与正统儒家文化结合实现了彰显地位和权威的目的,但是参与主体的流动不定,又反映出了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清末新政的实施使得士绅被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其行为主旨与宗族的传统利益诉求逐渐发生偏离,致使王朝正统性象征在民间社会中的地位发生动摇。     

民间故事、地方传说与祖先记忆——以广府地区族谱叙事中的罗贵传奇为中心

族谱叙事中的罗贵传奇,是明中叶以来民间社会广泛流传的珠玑巷移民故事由民间故事形态向地方传说形态的转变过程中演绎出的一种用于诠释地方宗族祖先来源记忆的典型性叙事模式。在宗族主义、地方主义和族群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地方社会在族谱叙事中竞相增添和删改罗贵传奇的特殊情节与关键细节,演绎出符合各自需要的叙事文本。因而,广府地区族谱叙事中的罗贵传奇被深深地打上了地域性、宗族性与族群性的社会烙印。     

地方权势演变与康熙中叶鄂东大族的宗族实践——以黄冈靖氏为例

康熙中叶上承明末清初乱世,下开雍乾嘉道承平,既是一个社会文化规范与国家秩序转型的重要时代,也是一个国家礼仪制度转变与地方宗族发展的关键时期.康熙中叶地方大族的宗族实践,是一个更长时期以来家族在地方社会的权势累积及其崛起背后的具体社会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康熙中叶以后地方大族权势演变的结构转型,在相当程度上引领着地方宗族文化规范的前进方向.地方宗族建设的规范化与正统化,并不完全取决于宗族内部权势人物的身份与地位,还与国家所倡导的宗族意识形态在地方上的渗透过程,以及宗族建设倡导者的个人经历、学问渊源有着极大的关系.     

清代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开端——雍正朝族正制出现过程新考

自宋代以后士大夫与国家主张以宗族、乡约、保甲治理基层社会,明代发生宗族乡约化,清代进一步出现宗族保甲乡约化,宗族因受保甲、乡约的影响更加组织化.清雍正四年(1726年)出现的族正制正是这种宗族保甲乡约化的重要标志.本文通过解析新发现的福建、浙江总督觉罗满保的两篇奏折以及朱批等资料,探讨了族正制出现的过程,并确定了族正具有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属性,进而阐发了对于明清宗族特点以及宋代以后基层社会体系发展历史趋势的看法.     

从宁化伊氏的宗族构建看中原移民与客家宗族文化的形成

宁化伊氏与其他客家姓氏一样,都是经历了人口繁衍、迁徙定居,以至逐渐形成宗族社会的历史过程。伊氏的宗族建构开始于明朝,至清朝雍正以后,宗族内部的整合出现了新的发展,各房派子孙联合建祠、修谱,宗族制度逐渐形成。宁化伊氏的宗族文化来源于历史,承载着厚重的中原情结与历史情感;同时又是融合发展的,它以自身的文化融入到当地社会并面向未来。     

社会过程·文明过程·文化运动--阿尔弗莱德·韦伯的"历史内在结构论"述评

阿尔弗莱德·韦伯以他的"历史内在结构论"在"文化形态学"领域独树一帜.按照他的理论,对人类和民族历史的分析与考察应分社会过程、文明过程、文化运动三个层面.社会过程是人类和民族历史的外在显示,如同人的身体;文明过程是人类历史得以延续的动力,如同人的营养;文化过程是各历史体的本质属性,如同人的基因.文明过程和文化运动在"创造"或"发现"、普遍性和排他性、累积性和一次性、合目的性和无目的性等四方面存在差异.阿尔弗莱德·韦伯的这一理论对于人们重新认识文化和文明的含义,克服欧洲中心论和狭隘的区域文明观,认真审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建立全球史观,均具有启发意义.     

宗族大众化与洪洞移民的传说 --以怀庆府为中心

北方宗族在清代普遍发展,就怀庆府来说,清代中后期进入大众化发展时期,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由于先祖资料的缺乏,民间社会在宗族文化建设中面临着巨大困境,于是洪洞大槐树的故事应运而生,因此这个故事只有放到宗族大众化的历史脉络中才能得到解释.     

民间及地方文献的文学史意义——以地方志家谱资料为例

以地方志和家谱为代表的民间及地方文献,不仅对地方的一般历史和文化具有某种认识价值,而且对于撰写地域文学发展史,了解普通民众学习和理解古代文学的过程,以及研究一般文学史上的某些学术问题,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全面整理和研究地方文献是很有必要的。     

汉代社会意识中的"和合"观

“和合”,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存在。“和合”体现了一种文化倾向,也体现了一种文化理念,一种文化意境,一种文化精神。探索其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不能不注意汉代思想史。考察汉代社会意识,可以看到,“和合”有自然主义的思想渊源,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一种公众愿望,一种社会理想。在民间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和合”的理念也有深入的渗透。早期道家文献如《太平经》中有关“和合”的论述,对于“和合”思想的丰富和完善,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秦汉以降古代中国"变异型宗法社会"试说——以两汉、两宋宗族建设为例

学术界通常将秦汉以降的中国古代社会称为"封建宗法社会",本文考察两汉、两宋的宗族状态,发现社会颇具宗法成分:政体是具有浓厚"家天下"因素的帝制,皇家宗族建设最完善;历朝政府"以孝治天下"政策和小宗法的实行,促使宗族民间化、大众化,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群体,然与上古的贵族宗族判然有别;宗法精神渗透到社会结构诸多领域,宗法专制性既是存在的,也在逐渐削弱之中.据此,本文认为,秦汉以降的社会是"变异型宗法社会",即上古宗法社会的制度及其观念,在秦汉以降的社会既有保持,又有变异,令宗族不再是上古的典型形态,社会不再是典型宗法社会,而是变异型的,并形成中国中古、近古社会异于其他国家的特质,即宗法性使得政府讲求仁政的治理理念,民间追求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