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犯罪客体要件内涵的探讨

刑法理论界就犯罪客体的构成要件地位争鸣已久。犯罪构成的基本功能就是为法官认定犯罪提供一种理论和法律模型。它不但要能区分罪与非罪,还必须区分此罪与彼罪,必须揭示具体犯罪的特殊本质。由于事物的本质是内在的、隐蔽的方面,它不能自己展现自己,必须通过现象来体现。这就决定了犯罪构成只能是现象形态的东西,它的各个要件也必须是客观的,能直接被人把握的行为特征。因此,能成为犯罪构成要件的只能是能从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揭示不同犯罪行为特殊本质的事实特征。犯罪客体要件是从犯罪行为的社会属性角度揭示具体犯罪特殊本质的事实特征——刑法所保护的人或物的存在状态。     

关于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的几个问题

行为是人的主观意识和意志的外部动作表现,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人的行动、动作或举动.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人的行为,是指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人的行为,也就是研究在一定心理活动支配下所作出的能产生外界影响的人的行为.基于这一认识,在刑法学上,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而犯罪就其行为方式来分,有作为犯罪和不作为犯罪.刑法意义上的不作     

科技产品商品论——一种基于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之理论和现实分析

传统经济理论只把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劳动产品视为商品,把科技产品仅当作公共产品而否认其商品特性。然而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对科技产品是否商品的问题必须理性地、现实地加以审视。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的科技产品,从理论认识上来看它理应是商品,从时代发展的需要角度来审视它必须纳入商品范畴,从社会现实性上来考察它已经成为商品,从现代商品的构成维度来透视它是现代商品构成中的主要部分。     

论吸收犯吸收关系的根据

在犯罪评价中,一个符合犯罪客观要件的行为能吸收另一个符合犯罪客观要件的行为,从而只按一个犯罪行为来评价,被称做吸收犯.数个符合犯罪客观要件的行为之间存在吸收关系是吸收犯成立的前提;而吸收关系是指行为人实施的数个符合犯罪客观要件的行为能被评价为一个行为的理由,其根据在于“数行为侵害同一对象之相同法益”.     

不作为渎职犯罪的认定问题

过失不作为渎职犯罪属于玩忽职守犯罪。故意不作为渎职犯罪可以是滥用职权犯罪,也可以是玩忽职守犯罪,区分的标准在于行为人对行为及结果的认识态度。认定渎职犯罪中的间接因果关系,关键是认定渎职行为对介入因素的作用力和原因力,以及介入因素对重大损失的原因力。     

试析青少年犯罪

当前 ,青少年犯罪已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在把握其犯罪特征的基础上 ,我们要分析青少年犯罪的原因 ,以便及时地采取预防措施和对策。     

行为概念辩难

:“合目的性”是合行为的根本特征 ,是有机体无意识地为了什么的属性。合行为是一切生物都具有的反应 ,是有机体无意识地为了什么所发生的反应。反之 ,目的性是行为的根本特征 ,是有机体有意识地为了什么的属性。行为仅为具有大脑的动物所有 ,是有机体有意识地为了什么所进行的活动。现代生物学、心理学、控制论把行为界说为一切有机体和机器的反应活动 ,是由于把“为了什么”与“目的”等同起来 ,把“合目的”都当作“目的” ,从而把“合行为”都当作“行为”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研究——基于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哲学学说。它作为工人阶级的"革命的哲学",对构成资产阶级社会整体的经济、政治、法律的社会结构以及艺术、宗教和哲学等意识形态进行总体批判。这种总体革命观要求把哲学当作具体的现实来对待,它的目的在于把消灭哲学作为消灭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一个部分。柯尔施的这种"反哲学"为我们从本质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也为我们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开拓了更为宽阔的视野。     

未成年人犯罪及其综合治理

未成年人犯罪特指已满14岁未满18岁的青少年犯罪,该类犯罪主要因其犯罪主体的特殊性而与一般犯罪及一般青少年犯罪相区别。自80年代中期起,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逐年上升,虽经严厉打击并采取综合治理的方法,但总体效果并不令人满意,未成年人犯罪比率一直居高不下,目前仍呈继续上升趋势。究其原因,除了对积极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认识不够,未把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综合治理切实地当作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来抓;学校、家庭、社会各自为阵,缺乏有效的协调、配合;刑罚手段运用中     

现实主义理论对中美关系的三重解读评析

现实主义的三大理论体系对中美关系的解读既有现实性,又有非现实性。其解释能力的优势与不足说明任何理论都不是万能的,但经典理论因其能把握住国际社会的部分内在真谛而使解释能力相对较强。成为经典理论的基本条件是把学术性而非政治性放在首位。这些理论对中美关系的准确把握和偏差认识也启示中国：在实践中必须考虑到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不因关系顺畅而盲目乐观和平面观之,不因遭受重创而失去冷静和悲观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对待中美关系、发展中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