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有为的“大同書”

李澤厚先生在一九五五年第二期“文史哲”雜志撰有“论康有为的‘大同書’”一文,对康有为的“大同書”予以評价;但个人有几点与李澤厚先生不同的意見,特提出來同李先生商榷,并向同志們請教! 一首先,李澤厚先生对“大同書”的时代背景及其思想來源未能作進一步的窥测。中國近代史,是从一八四○年鴉片战爭开始的。当鴉片战爭前后,由于清朝封建社会危机的加深和外國資本主义勢力的侵入,于是產生了林則徐、龚自珍、魏源等中國維新思想的先驅者;此后五十余年間,由于中國社会經济的演变以及民族資     

从茶叶經济看宋代社会(上)

近來整理宋代的茶法史料,寫成了“宋代茶法考”一本小册子。在整理的过程中,不断受到若干史料的啟發和暗示,產生了对宋代社会的一点看法,虽然还非常不成熟,但我愿意把它們寫出來,以就正于國內史学家們,并順便把这篇文章作为“宋代茶法考”一書的序言。     

利润率不是剩余价值率的转化形式

近几年来,在政治經济学的教学中,对資本主义的利潤率与剩余价值率的关系,提出这样的一种說法:“利潤率是剩余价值率的轉化形式”,“剩余价值率轉化为利潤率,掩盖了資本家对工人的剝削程度”。我认为这种說法是不妥当的,因为利潤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間的关系,并非“轉化形式”或“轉化”关系。理由是: (一)不能因为利潤是剩余价值的轉化形式,就引申为利潤率是剩余价值率的轉化形式。利潤和剩余价值之間的关系是表現形式和内容本质之間的关系,利潤是剩余价值的表現形式,剩余价值則是利潤的内容本质。在現象形态上,人們不能一眼就看見剩余价值,看見的只是利潤、利息、地租等。而利潤、利息和地租等都是剩余价值的各种表現形式,它們的本质都     

苏联史学家評述我國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

苏联东方学雜志一九五六年第六期,刊載了謝尔金娜的一篇文章,作者在文中,全面評述了我國学者在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上的爭論。就文章所涉及到的中國書刊以及中國学者的爭論意見的廣泛性來看,表明苏联歷史学界对中國人民的歷史和东方各國人民的歷史十分关心。謝尔金娜把中國学者們的爭論,归納为以下几方面的問題: 1.中國学者在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上的观点; 2.中國学者关于中國階級社会的發生的意見; 3.殷商时代奴隸制特征的定义; 4.中國学者关于西周社会分期的观点; 5.說明古代中國生產力水平的爭論材料; 6.春秋、战國、秦、漢时代末期社会的分期問     

“宋云行纪笺注”读后

馮承鈞遺著“西域南海史地譯叢”六編(中华書局1956年10月第一版)有沙畹撰的“宋云行紀箋注”。宋云行紀是极可宝貴的第六世紀西域史料。沙畹是資产阶級东方学家中掌握实际材料較多的。馮氏譯文之謹严精审,更是讀者所素悉。这样的史料应該是比較令人滿意的。这里的“宋云行紀”出自“洛阳伽藍記”卷五。沙畹以“津逮秘書”本为主,参照了“汉魏叢書”本等,略事校对。关于“洛阳伽藍記”的版本,我們現在有了張宗祥先生很完善的“合校本”(商务印書館1955年11月重印),极便勘对,这里不拟討論。茲仅就沙畹的箋注和馮氏的譯文,略志意見数則。     

关于太平天国壁画不准繪人物的问题

我于一九五二年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發現之后,証以当时在天京親见太平天国壁面的滌浮道人“金陵雜記”的记载,提出了太平天国壁画不准绘人物的问题。有些没有到过南京参观的人們,沒有看見太平天国壁画的遺迹,也没有对記載太平天国壁画的文献進行全面的研究,而只根据一些不可信的、或片面的記載,或者是歪曲解釋記載,提出反对的意見,來否定太平天国壁画有不准绘人物的規定这一个历史事实。为了对这一问题解釋疑惑起見,为了对考証史事端正态度起見,我们认为对这些意见、有讨论的必要。     

中国近代史资料简介〔二〕

中國教会新报“中國教会新报”創刊于1868年9月5日,周刊;逢陰曆年終年初停刊兩次,每年出五十期,由上海八仙桥东林華書院刊發,用毛太紙照官板書式(按:为25开本)大小,每次計四張,印八面,約大小字六七千字,做成一書,在內刻一聖經圖画……既紀錄外國教会中事,也講論各科学問以及生意買賣諸色正經事情(第一期第四頁)。第二期起,并列登各洋行廣告(这些廣告就是中國近代經济史的資料),封面目錄且加譯英文,并介紹一点物理、化学的常識,也記載一些新聞以適应英美商人和致外人士的需     

究竟应该用什么标准来评价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杨坚白、何建章等同志提出的所謂“生产价格”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种产品的出厂价格应以成本加平均資金利潤为标准,并要以資金利潤率作为評价企业經营管理水平的标准。这种主张,是很錯誤的。“生产价格”和“平均資金利潤率”,都是以資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是在資本家之間的自由竞爭过程中形成的。我們社会主义企业,根本沒有竞爭,它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社会主义部門之間、企业之間的关系,是相互开展比学赶帮,相互协作,相互支援的关系,因此根     

关于“大同書”的寫作过程及其内容發展变化的探討——兼与李澤厚、湯志鈞二位先生討論关于“大同書”的估价问题

为了正確的估价康有为的“大同書”——这个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义思想家的偉大著作,研究一下康氏“大同書”的寫作年代及其内容的前后發展变化,会能帮助我們很好的接受这份歷史遺產的。一 1955年“文史哲”第二期,李澤厚先生發表了“論康有为的‘大同書’”一文,認为“‘大同書’虽然成書極晚,虽然其中还夾雜着某些康氏晚年的思想;但是,其基本观点和中心思想却是產生得颇     

关于中國古代最早記載石油的問題

看到文史哲1956年12号王仲犖先生“古代中國人民發見石油的歷史”一文,引証了不少古籍中关于石油的記載,对于研究中國文化史和經济史是有用的。但是对于王先生所說中國古籍中对于石油的最早記載,我有不同的意見。王先生認为最早記載石油的是張華博物志。并注明“書成于三世紀末年”。但是,我認为中國最早     

凱因斯对英國傅统的就業理論的批判的批判〔下〕

即使工資等于什么劳动的界限生產物,所謂劳动需要函数亦不存在。兩个变数間的函数关系是一个数学概念,它意味着这兩个变数都能分成無限小,它們的关系都可繪成一个不間断的曲綫。可是,無論單位劳动或者單位生產物都不能分成無限小,它們的相互关系也不能用一个不問断的曲綫表示出來。这是因为社会經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內在各因素之間的关系不是机械的,而是有机的。以上証明了:社会上根本沒有什么劳动的界限生產物,工資当然不等于它,所謂劳动需要曲綫不僅理論上站不住,实际上亦不存在。凱因斯輩的工資“学說”完全垮了。这个“学說”的錯誤的根源在于:     

对林著“中國文学簡史”(上卷)詩經部分的意見

学習了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學簡史”(上卷)之后,觉得其詩經部分中有一些问题是值得商榷的。我想提出几点粗淺的意見,请林先生和同志們教正。林先生在分析文学作品时,有时是單純的从形式着眼而忽视構成形式的思想內容。例如:对“兴”及对国风与小雅的共同性等问题的分析,就是这样。他在分析詩經詩的“兴”时說: 國風的“起兴”是中國民歌傳統的特色,这说明中國語言的活潑与联想力的廣泛。如王風采葛……鄭風山有扶苏……陈風的东門之池,东門之楊等,它們的起句与下文,若说沒有关联又似乎有关联,若說有什么关联,事实上又說不出來。詩經詩的“兴”并不是不可知的,而是可以認識的。詩經詩的“兴”不仅是引起下文的开头句,而且是和下文有着密切关系的。我們如果進行比較深入的研     

试论我国近代历史上的爱国主义

我国有着几千年的爱国主义传统,进入近代以后,我国遭受了资本主义列强前所未有的侵略和欺凌,爱国主义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近代史上的爱国主义表现在哪些方面?其特点是什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本文拟就此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近代历史上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 近代,我国在政治上外患甚于以往任何一代,在经济上和科技上也出现了落后局面。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也为此遭受了帝国主义列强前所未有的侵略和欺压。这就使近代     

关于講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一些问题

苏联科学院經济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济学教科書”,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政治經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它对于我國高等学校中政治經济学的講授,有很大的帮助。几年來,我們利用这本教科書作为教师講課和学生学習的主要参考書,比起教科書未出版以前,教学效果有顯著的提高。但是,在几年來的教学过程中,我們不論是在教师准备功課或对学生的答疑工作中,对于教科書的使用也發現了若干些理論上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这些問題的解决,將使政治經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講授質量進一步提高。現在把我們复旦大学政治經济学教师     

黄遵憲詩歌中的民歌風格

晚清詩歌革新派代表詩人黄遵憲的詩歌创作活动,是中國詩歌發展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尽管这个革新活动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制,沒有徹底地把旧体詩加以改革,但它对1919年“五四”运动时候新体詩的提倡來说,是有它一定的影响的,單从这一点來看,我們就应該肯定他对中國詩歌的貢献。黄遵憲詩歌革新的中心思想是“我手寫我口”。这个口号虽然是他在二十一岁还很年輕的时候提出來的,但却是他很成熟的意見,因为他以后三十多年的詩歌創作活动都是忠于他的这个主張,是以他自己的創作实践來貫徹这个主張的。这只要我们認真     

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一书中的几个问题

孙祚民先生的“中国农民战爭問題探索”一書,經人揭发,从史料到論点,几乎全系抄自右派分子赵儷生的講稿,其中包含着不少严重錯誤,已經有入陆續加以批判。本文試就本人所見到的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見,与同志們商討。(一)中国农民战爭在历史上的作用——該書在討論中国农民战爭在历史上的作用問題时,認为:“农民暴动和战爭,一方面打击或顛复了旧的腐朽政权,同时也給后来建立新政权的統治阶級及其代表人以深刻的教訓,使他們慑于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不得不向农民讓步,施行一些“輕徭薄賦,与民休息”的政策。这样,減輕了封建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束縛,使生产力获得繼續向前发展的可能,把历史一步步推向前进”。他又說:“唯     

结合起来

学术隊伍要向科学進軍就需要实际的資料。沒有掌握大量資料,便談不到深入的研究,“巧妇难为無米之炊”,这是誰都曉得的道理。资料要靠經常的積累,要靠艰辛的劳动,也是大家明白的。單靠报刊一般公开發表的东西,对于科学研究來說,顯然是十分不够的。实际資料由实际工作積累而來,在業务部門正大量積累着。难怪大家一談到資料时,就向業务部門伸手:請供給我們資料。     

讀“七月流火”

“詩經”里的“國風”,是我們中國二千五百年以前在民間口头流傳下來的民歌民謠的总选集,也是我們祖國最足珍貴的文学遺產。不論把它作为文学史料或社会史料來研究,都是有它高度的价值的。据“文藝报”、“國外文訊”报導过,最近,苏联的漢学家,正准备全部翻譯和研究我們这部“詩經”呢。“豳風”里的一篇“七月流火”,在研究史学、社会学和文学的,都常常要征引到的,就是在     

春秋戰國之際的村公社舆休耕制度

中國古代整個經濟之所以長期地帶原始性和自然性,是和村公社的長期地和頑固地保持,有連带關係的。馬克思在‘資本論’里说: ‘在印度和中國,生產方法之廣大的基礎,是由小农業和家內工業的合一而成的。在印度,還有以土地共有为基礎的村落共同體的形態;在中國,原來也是有這個形態的。……’(馬克思:资本論,第三卷,第二十章。郭王合譯本,一九四七年版,第二六一頁)可見村公社的形態,在中國,一直到階級社會中,還继续存在很久,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很多的史学工作者,把中國過去曾經存在過的井田制度來證明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存在,是非常正確的。不過,关於井田制度的史料太庞雜,又很不具体,從來做井田制度考订工作的人,又把它講得複雜化了,以致很難整理。本文想通過周代的休耕制度來说明周代村公社在經濟制度上所能發揮的性能,與當時村公社所有土地的分配制度。     

“太平天国望王黄文安后裔口碑考”一文讀后

郭存孝同志的“太平天国望王黃文安后裔口碑考”一文(《学术月刊》1960年第9期),提供了一些真实的口碑資料,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里,对这些史料的考釋,我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見,請郭同志和其他同志指正。一、黄文安到南京后总理鑄钱,并不“带兵”。口碑說,黄文安“跟随天王洪秀全来到南京,当了叫佐将的官”。郭文考釋道:“黄文安进南京后,当于不久做了带兵的‘佐将’。”这种臆测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黃文安于太平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