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民族精神论纲

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在春秋战国士林探讨统一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而记录这一统一 过程,形成与积淀民族精神的正是《史记》这一不朽的文化巨著。因此,《史记》的最大价值在于:它通过记 述中华民族近三千年的历史,对此前的民族精神第一次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最圆满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在 实践民族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那种特有的刚健奋发、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论司马迁对史官文化的修复

《史记》是一幅巨大的历史画卷 ,真实形象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前三千年文明发展的历程 ;《史记》是一部宏伟的史诗 ,体现着中华民族顽强不屈、奋发向上的文化精神 ;《史记》是人类生命的载体 ,它使那些有生命价值的人物走向永恒。时隔两千余年 ,司马迁用毕生心血铸成的历史长城 ,依旧矗立在中华民族的心中 ,它所表现的文化精神依然闪耀着光辉。这里刊发的一组文章 ,由中国《史记》研究会的 5位专家撰写 ,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史记》的文化精神所在 ,希望引起学界对司马迁及《史记》的进一步关注 ,并以新的理论视角加以审视和研究。     

《史记》“互见法”浅议

史学名著《史记》的“互见法”是司马迁处理史料、表达史观、塑造人物的一个重要方法,它不仅显示了司马迁对客观史实的主观认识和倾向性,而且体现了《史记》整体性的严谨构思。注意到“互见法”在《史记》中的作用,我们对司马迁不     

说“九疑”和“月”

<正> 一、说九疑:帝舜南巡,死葬九疑,载于《史记·五帝本纪》。《山海经·海内经》云:“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离骚》、《五帝本纪》、《初学记》卷八与《文选·上林赋》注引此经并作“九疑”。郝懿行云:“盖古字通也。”山而名之曰“疑”,为什么呢?《海内经》郭《注》还算简明:“其山九溪皆相似,故云‘九疑’。”笔者游览过九疑,领略过九溪相似,游人生疑的实况。但是,九疑之所以为九疑,     

论《史记》的修辞与“不隐恶、不虚美”的关系

着力体现实录精神,大胆使用审美性修辞两方面统一在《史记》创作中,构成了其独有的叙事风格。司马迁不但巧妙地将二者结合起来,很好的实现了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载,而且通过文学的视觉完成了对历史的“思辨、复原和保鲜”,使《史记》真正走向了永恒。     

开创“史记”研究新生面的一部力作——读吴汝煜著《史记论稿》

《史记》自其问世以降,便以文史兼包、贯通古今为后代文人学者所宗仰和潜心研究。两千年来,这种研究已逐步形成为一门学问——“史记学”。由于“史记学”历经久远,涉及的范围广阔,积累的资料宏富,取得的成就异乎寻常,以致如何继续深入开展《史记》的研究,成为摆在每个《史记》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课题。吴汝煜先生以他的论著《史记论稿》(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切实地回答和解决了这一问题,这就是:前人没有研究的领域要勇于开拓,己经研究过的问题也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从而成为开创《史记》研究新生面的一部力作。     

试论国家统一领导和民族自治权利的辩证关系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确定在国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国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序言中明确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了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体现了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这就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原则.     

《汉书》与历史文化认同的推进

以往曾经有过的因为要抬高《史记》地位而贬低《汉书》的做法,对于《汉书》这部名著是极不公正的.从“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推进”这一标准来探讨,正好能为进一步公正评价《汉书》的历史地位提供有力的证据.《汉书》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两项:一是在记载内容上,以进步史识为指导,肯定汉朝代秦而起是历史的进步,强调造成秦汉之势的历史变局是时势所决定的,赞扬汉朝废除藩国、加强国家统一力量等功业;二是在历史编纂上贯彻“实录”精神,突出地记载民族间和好的历史事件,反映出主“忠信”、重“礼义”是中华文化传统对待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意识.     

纂修《清史·史表》的几点思考

自司马迁《史记》之后,千百年来,“史表”作为纪传体史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体裁体例不断发展、完善。《清史·史表》的修纂更应该汲取前人的成果,做到完整准确、简约无赘,使之既能作为全书之纲领,又能补记传之不足,眉目清晰,便于检索。因此,在纂修宗旨、体裁体例、选材界定、文字表达等各方面,都要从“史书”“史论”的思路,转化到传统“史表”的思路。科学准确地界定凡例和内容、设置体例和栏目,力求能有所创新。     

梁启超的《读<史记>法》

梁启超先生不但是著名的政治家,同时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一生著述甚丰,本文仅就他有关读《史记》的方法问题,做一简要介绍。 梁启超先生在其《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见《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二)一文中说,读《史记》的方法有两条,一是常识的读法,一是专究的读法,但不管是哪一种读法,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入门准备。这就是:(1)先读《史记·太史公自序》以及《汉书·司马迁传》,其目的是“明了作者年代、性行、经历及全书大概”。(2)读《汉书·叙传》论《史记》的部     

发奋自强才能有所作为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发奋自强 ,不仅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人的基本精神 ,而且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民族的基本精神。凡是有所作为的个人或民族 ,都是有发奋自强的精神的 ;凡是没有发奋自强精神的个人或民族 ,都是无法大有作为的 ,这是被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在中国历史上 ,最早对中华民族的发奋自强精神进行总结记载并加以大力宏扬的 ,是汉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史记》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 ,它所记载的民族精神是非常丰富的 ,可以说 ,中华民族的主要民族精神 ,司马迁都作了记载 ,其中关于奋发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     

论《史记》的三种继承与三个创新

我们说《史记》是一部文学的历史和历史的文学,它将历史著作的实录与叙事文学的创作、将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融为了一体,这种双重意义的融合不是简单的合二为一或者叠加,体现了它在史学和文学领域写作上的新拓展,体现了司马迁的创造性探索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宏深蕴含,其具体表现在《史记》的三种继承和三个创新上。     

创儒道互补 成一家之言─—《史记》导读(中)

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的“一家之言”具有非儒非道、亦儒亦道的特征，每每以儒低道，以道普儒，排斥其中不合理的因素，而将儒家的阳刚精神和道家的阴柔性质有机地融为一体、首创“儒道互补”。儒道互补体现于司马迁思想的各个方面，贯穿于整部《史记》。明此一端，关于司马迁及其《史记》思想的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体现为儒道互补：赞美儒家的大同小康，维护进步统一；排斥道家的小国寡民，反对分裂倒退；推崇道家的无为而治，摒弃儒家的繁文缩礼，以儒家的…     

中华民族创新精神内涵的思考

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传统文化中就蕴藏了大量关于这个问题的思想观点,挖掘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积淀的民族创新精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是怎样理解中华民族创新精神的内涵呢？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有的同志仅仅把它界定为“变革日新”的精神。这种观点虽然正确,但是失之简单。创新不仅是结果,而且是过程,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对于中华民族创新精神,必须从创新全过程(包括结果的取得)来进行考察。据笔者思考,所谓创新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创新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是一种多因素复合整体…     

简评史记论赞

<正> 史记论赞,系指《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这是司马迁仿《左传》的“君子曰”所创造的史论形式。习惯称篇前之“太史公曰”为序,称篇末之“太史公曰”为赞。《史记》全书,序二十三篇,赞一百六篇。二十三序,即十表九序,《将相表》无序;八书五序,《礼》、《乐》、《律》、《历》、《封禅》五书有序;世家中有《外戚》一序;列传中有《孟苟》、《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货殖》八序。一百六赞,即十二本纪缺《今上本纪》,有赞十一;八书三     

中国传统史学的自觉精神与社会进步──以《史记》为例的研究与思考

《史记》之不朽，是因其创例发凡、卓见绝识而不朽，更是因其所呈现出来的精神而不朽。人们对这种精神作了各种概括，或曰“实录精神”，或曰“司马迁精神”。从总的方面看来，多种关于精神方面的概括，都是为了充分体现蕴涵于《史记》之中的一种“求实”精神。倘若对《史记》作一次总体的感受，便不难发现有一种更为深沉的力量，在支撑着“求实”精神，这便是充溢于《史记》之中的一种为人生而史学，为社会而史学的史学精神。正是这一精神赋予《史记》以永存的勉力，也是这一精神铸就了中国史学的风貌，塑造了中国史家的灵魂。史学自觉精神…     

牂牁·夜郎余考

一、释牂牁 牂牁一名,首见于《管子》,其次为《史记》。 《管子·小匡》:“余(齐桓公)乘车之会九,兵车之会三,九合诸候一匡天下。南至吴、越、巴、牂牁、(瓜长)、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其中,已有“牂牁”。《管子》一书,有主张不是管子所作,为后人所托。成书时间,当在春秋末或战国时。从《史记·管晏列传》:“太史公日:‘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管子春秋》,详哉其言也。”说明《管子》不是汉儒所造,在司马迁著《史记》前已有了。这是应当肯定的。《管子》中的“牂牁”,今的研究者,较为一致的意见,是当时居住在贵州的一个民族,仍处于氏族部落时期。《管子》成书约在春秋末或战国之际,形成民族而又载诸于书,其存在时间当必比成书时间早。“牂牁”,作为民族一名在历史上出现,是可定为春秋或战国之际。     

毛泽东精神:一个研究的新视域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复兴,必须大力弘扬和培育我们的民族精神。“毛泽东精神”是对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是20世纪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和象征,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核心。“毛泽东精神”与“毛泽东思想”无论从来源、具体形态、表现方式、社会渗透力乃至社会功能既有相同之处,更有很大的不同。要将“毛泽东精神”作为一个独立范畴进行研究和使用,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发展的历史特征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和我们伟大祖国团结统一的强大凝聚力。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指出:“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一条根本经验。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统一的。”要实现祖国的富强和中华民族的振兴,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充分发扬全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云南苗族文学纵横谈

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苗族是历史最为古远的成员之一。关于苗族的族源,史学界的说法颇多。有说《尚书·吕刑》中提到的以“蚩尤”为其首领的“苗民”,即其先民;有说《尚书·牧誓》中提到的助周武王伐纣的“髫”人即“苗”人,是他们的后代开创了楚国的煌煌伟业,有说那也就是《尚书》“禹贡”、“尧典”,《史记》“五帝纪”以及《战国策》、《淮南子》、《山海经》等许多古籍中提到的“三苗”、“有苗”;等等。但尽管各说不一,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都认为苗族的先民远在夏代以前,就生息在我们的神州大地上了。他们同传说中的华夏族的祖先黄帝,炎帝一道,翻开了中华民族史册的第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