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水诗情 润泽童心——小学低年级童诗欣赏与创作的尝试

儿童诗是诗的一种，因为它篇幅短小，语言精悍，富于灵气和纯情，洋溢着盎然的童趣，被称为诗中精灵，诗中天使。     

诗－生命与语言的互动

诗是生命与语言的互动，生命主要指人的个体生命，就是存在中的此在。然而，人的个体生命并非凭空御虚地存在，它必须在语言中找到自己的栖居之所。生命与语言双向互动，诗的本质是生命，语言的本质是诗，生命与语言的达成，有一个重要中介，那就是思。思即诗，诗即思。语言在思中才始成其的语言，才始进入自己的本质存在。这样的语言在根本意义上是诗的，语言在运思中成为人的生命诗意栖居的场所，生命与语言在思中互动，正是人生根本意义上的诗。     

真情的流淌 隽永的诗意──试论戴望舒诗歌创作的嬗变

戴望舒的诗具有鲜明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1．其诗与时代与人民有着密切的关系；2．其诗感情真挚，动人心弦；3．其诗能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遗民世界的黄昏——论顾炎武的悼友诗

结合《日知录》中的诗论解读顾炎武的悼友诗是理解顾炎武诗歌的一个途径。悼友诗作为顾炎武的“私人话语”，契合了他的“学术话语”。前期的悼友诗多叙事，有着诗以存史的性质。晚年的悼友诗贵隐括，带着一层衰颓的色彩。他在悼友中也追悼着自己。从他的悼友诗中我们能看到时间解释了遗民的悲剧宿命。     

诗化人生和美的结晶──济慈与他的《秋颂》

众所周知，拜伦、雪莱和济慈被誉为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坛上的三杰。但在这三位伟大的诗人中，济慈却独树一帜。他的诗另有一番情趣，他的论另有一种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济慈更具诗才，他的作品尤其是《秋颂》，从中国传统诗论的角度看，则更有韵味。仔细深究一下就会看到，济慈从其人到其诗，实在是自然之造化，缨斯之杰作。济慈就是诗。古人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①，故胸怀大志，或心有郁结，不抒不觉其快。从这个意义上说，凡人皆可吟诗。然而，“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     

“少公峭拔千寻麓”——熙丰变法时期的苏辙诗

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辙的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但他的诗也不乏特色，而对苏辙诗的研究却甚不多见。在苏辙诗中，熙宁元丰变法时期的作品是其精华所在。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辙诗可分为前后两期，彼此不同而又一脉相承，都表现了政争中不屈的精神。苏辙诗在艺术上具有鲜明的特色。北宋中期文坛，受政治变法的影响，其主流可说是变法时期的文学。苏辙诗又一次证明了当时文学的这一特质，他的诗是变法时期文学的一页。论苏辙诗兼论当时文学的性质，就是本文写作的两个目的。     

初唐送别诗的诗史意义

写作送别诗是唐代社会的普遍时尚。初唐送别诗虽不能与既独标个人风采，又表现出和谐统一特征的盛唐送别诗相媲美，但若从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观之，初唐送别诗不仅在送别传统中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和地位，而且因其以个人性情的抒发为主要文体特征，也大大促进了“性情”和“声色”相统一的诗国高潮的到来。     

毛泽东诗词的艺术魅力

毛泽东诗词中艺术魅力，首先来自他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和伟大的人格力量，同时也来自他的精湛的艺术技巧。人格力量本身不能成为诗，必须把抽象的思想感情物化为具体的诗的意象，再创造出深邃的诗的意境，才能成为诗。因此，本文对这几方面，都进行了详细深入的论述。     

论唐代诗人的诗酒情结

唐诗中有数量众多的饮酒诗和咏酒诗，唐代诗人普遍具有非常浓厚的诗酒情结。在唐代。饮酒赋诗是文人普遍的生活方式。酒，不仅是失意诗人的浇愁剂，也是诗人创作灵感的诱发剂。     

论杜甫的经学与诗学

在杜甫诗歌的接受史上，对其诗歌“难度”的指认由来已久，但相关研究和诠释尚不多见。事实上，杜诗之所以难读，盖因其诗中有“学”,诗中有“道”,诗中有“神”;这三点，恰好对应着杜甫作为学者、儒者、诗人这三种文化身份。学者杜甫虽不以经学立身，却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儒者杜甫的圣贤志向和醇儒抱负，成就了杜诗的思想深度和诗学高度；诗人杜甫则“经学与诗学并重”,通过“以《诗》入诗”“经史并用”“以道运诗”的诗学创造，开出了一个崭新的“诗世界”。杜甫的儒教信仰和儒道实践，是他的诗歌获得“神理”并被后人师法的关键；而杜诗的“经典化”之路，因为伴随着中唐儒学复兴和北宋理学奠基的全过程，故而比任何一位古代诗人都更具“经学化”的内涵和思想史的意义。     

论《宋诗拾遗》的文献价值

《宋诗拾遗》不在选优，重在补阙，多收三流或末流诗人之诗，其小传中有关诗人著述与登进士时间的记载，其诗前小序与诗中自注及编者的按语等均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拾遗》也存在着编次失当、误收或析一人为二人的局限。     

试论李贺诗的语言艺术

李贺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年轻而富有才华的诗人。在短短二十七年的生涯中，他为后人留下了近二百四十首诗，其中有不少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诗中的一些奇句、警句，堪称为千古独步的绝唱。伟大领袖毛主席很喜欢李贺的诗，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信中，说“李贺诗很值得一读”。鲁迅先生也说过，他年轻的时候喜欢李贺～①。因此，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对李贺诗进行认真的研究。本文不打算对李贺及其诗作进行全面的评论，只着重谈谈李贺诗在语言艺术上的风格和成就。 务去陈言，自铸新辞 将全部李贺诗通读一遍，下一番“沉潜反复，嗟叹咏歌”的功夫，…     

开拓禅诗研究的新境界──评吴言生教授的“禅学三书”

８０年代以来，随着佛学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于禅学、禅诗的研究也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局面，禅学、禅诗研究的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也不断地丰富，成绩显著。在面对这令人欣慰的局面和可喜成果的同时，我们也未免感到遗憾，因为在禅学、禅诗的研究领域，至今还有一些空白亟待填补，还有一些涉足尚浅的领域亟待开发。仅就禅诗的研究而言，现有的禅诗研究大多集中于对文人禅诗的研究，以及禅宗思想对古代诗歌的影响等方面，而对禅宗诗歌本身的研究，以及站在禅本义的立场上对禅诗的研究尚属少见；在对文人禅诗的研究中往往注重于禅诗的一般性…     

日本学者浅见洋二的宋代诗学研究

浅见洋二是日本宋诗研究的中坚力量，他对宋代诗学中关于诗与绘画、风景的关系，诗与现实的关系，诗与历史、作者的关系，诗的“内部”与“外部”关系等方面的论说均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促进了日本学界宋诗学研究的繁荣，对我国的宋诗研究极具参考与借鉴意义。     

论晚清宋诗派巨子郑珍的诗

本文论述了晚清来传派巨子郑珍诗的师承关系以及对当时和后来诗坛的巨大影响。郑珍待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一日险怪奥涩，一日通俗平易。其诗中用词，或连类排比，广用典故；或多用白描，通俗流畅。郑珍好以文为诗，诗中多议论语；比喻生新，富有谐趣。     

周代乐语教育与中国诗的产生

乐语，就是针对“乐”而“语”。“乐”即指升歌之歌乐。《周礼》记载的乐语有六种形式：兴、道、讽、诵、言、语。“乐语”是一种有文采、有章法、有节奏、有韵律的“语”，它是未成型的诗，是诗的原材料。乐语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诗的源头，是中国诗产生、创作的根源。乐语产生了诗，乐语从“歌”中提炼、演绎出了“诗”。乐语在真正意义上促成了文学语言与生活语言的分离，也促成了文学语言与音乐的分离。中国最早的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说出来的。周礼乐语不仅决定着《诗》的创作和中国诗的产生，它对后世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学的影响亦极为深远。     

试论图像诗的体式结构作用

试论图像诗的体式结构作用沈谦关键词：图像诗，体式结构作用，情感传递，意象造型，图解诗意图像诗（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Ｐｏｅｔｒｙ）也称具体诗、图形诗，即把字母、词语、诗行等按某一图案或形式排列而成的诗。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就有诗人把文字符号组成各种图案的诗...     

从韦应物江淮诗看“陶、韦”异同

中唐著名诗人韦应物，其诗闲淡简远，效法前人陶潜，有“陶、韦”并称之说。本文通过韦应物中晚年在江淮等地所作的诗，讨论“陶、韦”诗思想内容的异同，并对陶、韦文道谈些看法。     

《诗经·郑风》母体文化与诗旨研究

学界对《诗经·郑风》诗旨的讨论一直存在较大争论。文章在分析郑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特征以及它们对郑国文学创作影响的基础上，依据《毛诗序》和《诗集传》对《郑风》诗旨进行分类研究，注重从《诗序》中理解诗旨，在朱氏解读中领悟诗义，结合其文化背景和文本内容对《郑风》重新解读。     

论诗教的文化渊源与历史形态

论诗教的文化渊源与历史形态刘怀荣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诗教的影响几乎是无孔不入的。一般情况下，人们总是不自觉地将诗教与儒家诗教作为同一概念加以使用，而往往忽略了二者之间的差别。事实上儒家诗教并非凭空产生，它也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只是我们这个民族向来对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