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歙县赋》征文启事

歙县自秦置县,历为郡、州、路、府治所,是古徽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徽文化和程朱理学的主要发祥地。现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时逢歙县置县2230周年,为更好地记述歙县独具特色的历史文脉,展现现代歙县科学发展、和谐进步的文明成果,宣传歙县优秀历史文化,扩大歙县知名度和美誉度,特由中共歙县县委、歙县人民政府主办,     

从“行政区经济”到“区域政治经济”

行政区经济理论对我国因行政区划给予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区域分割现象有很强概括力,但在其理论与实践、目标与手段之间陷入了双重矛盾.将矛盾提升为理论,即用非市场手段达到市场经济的目标,这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在理论研究中从行政区经济转向区域政治经济,从我国区域政治经济拓展到世界区域政治经济,这将对研究东欧转型国家、欧盟以及跨区域组织等世界区域政治经济现象提供新的视角.     

一村八祠堂寻钱到里方——歙县霞坑里方村徽州文化生态调研报告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歙县霞坑镇的里方村是一个有600多年历史的闻名遐迩的徽州文化古村落。村名“里方”,本身就是一段生动的徽州文化。据村中故老传说：明代洪武末年,徽州钱姓三兄弟始迁此地,依风水先生言说,该地四面山峦围护,伏源河绕村而过,地形似圆形铜钱,村中应留方形空地,族众只能在方形空地周围建民居栖息,形成铜钱形村落构形,主钱氏家族兴旺发达。钱氏族人遵此风水理念,经数百年努力,     

从“增长经济”到“稳态经济”再到“低碳经济”

从＂增长经济＂＂稳态经济＂到＂低碳经济＂不仅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且也是经济观念和发展观念的转变。三种经济形态的转换、递进意味着经济自身发展的扬弃和人们认识的深化。增长经济导致了有增长无发展的后果;稳态经济虽具有一定理想性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空想性＂;低碳经济＂成为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经济发展方式,它力图融合上述两种经济观念的合理性倡导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念、发展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     

从“马歇尔收敛”到“转型中自生”:中国经济转型的经验

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发展中社会主义人口大国经济转型发展的世界奇迹。这是坚持由马歇尔收敛到转型中自生创新发展的结果,实质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型发展模式的结果。北京共识因而越来越盛行。所谓马歇尔收敛,是指按照自马歇尔以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市场机制有效决定理论,发展中国家应当在收入水平上最终收敛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倡导华盛顿共识的主流经济学家正是依据这一收敛信条,采用休克疗法来误导原苏联和东欧经济转型的。所谓转型中自生,是指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型中始终立足国情,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使企业在开放、自由和竞争市场中获得预期利润率,即获得自生能力,进而使整个经济体收敛于发达国家水平的转型发展过程。     

从“总体”到“整体”——新中国70年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围绕着从农业国向工业国快速转变的历史使命,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经历了单边吸纳、弹性依附、共建共享三大阶段,具体表现为从总体社会到整体性治理的演进路径。上述经验事实遵循了"时代背景—政策目标—权力结构"的独特逻辑。国家与社会并非此强彼弱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的"建构—解构—部分重构"螺旋式上升过程。随着社会日益成为相对独立的领域,新时代社会建设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在巧妙嵌入社会领域前提下的甄别性吸纳,其符合整体性治理特征,并有力回应了外界对中国国家性的片面认识。     

从“规律制约活动”到“活动构成规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变革

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问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条基本线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这一问题主要是以讨论历史规律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形式展开。改革开放前期,学界一方面沿着以往的思路集中探讨了人的活动在历史规律面前有何作为的问题,另一方面则逐渐将论争的主题转向人的历史活动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关系上来,强调人的活动构成历史规律,而不是先行的历史规律制约人的活动。21世纪以来,学界进一步将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以"历史",即人的活动,为解释原则的唯物主义,并深入阐释了《资本论》以人的活动为实质内容所建构的"历史的内涵逻辑",最终实现了从"规律制约活动"到"活动构成规律"的实质性变革。回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变革,就会发现,随着我国当代社会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势头令人鼓舞,日益显示出应有的主体性和原创性。     

理念变革:从“发展援助”到“发展合作”

自二战以来,国际发展合作正日益成为与国际政治与安全、国际经济与贸易并驾齐驱的一个重要概念,成为全球治理架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历60多年的摸索与实践后,在西方为主导的国际发展合作理念指导下,国际社会一套制度化的系统框架基本形成,其理念也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和变化。中国的对外发展援助始于新中国建立之初,其范围之广、数额之大尤其引人注目。新时期的中国对外援助如何顺应时代潮流,从国家利益出发,开始从理念到行动的全面调整和改变,并逐步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应该成为新的发展方向。     

从“为政以德”到以德治国

文章阐述了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基本内容,探讨了古代德治传统与当代以德治国方略的内在关系,提出了治国必须善于借鉴历史经验的观点。     

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转变的思考

本文探讨了“法制”与“法治”的关系,认为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的转变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是建设民主政治的基本保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从五帝、三王到“天下型国家”:“天下政治”的历史成立

从五帝时代的共识的中国,经过三代的带有理想性的王制中国,再到秦汉王朝的大一统天下型国家,天下-中国的政教形态得以确立,这一形态集种姓民族、国家形式与文化文明形态于一体。这个形态的基本特征是纳天下的政教理想于成熟的国家形态之中。这种天下政治乃是有限支配与无限支配的统一体系:一方面,通过以家、国等为基础的有限支配推动以天下为指向的无限支配;另一方面,通过以天下为指向的无限支配反过来推动以国-家为基础的有限支配。由此形成了天下要素与国-家要素、文明要素与政治要素相互嵌入、彼此相造的格局。     

中国“词”的诗体演变——从后唐到北宋：第四章 柳永和慢词形式的形成

该著为美国籍学者张孙康怡（Kang—i Sun Chang）所作，由新疆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赵鑫虎翻译。对后唐到北宋这一期间中国“词”的诗体演变进行了详尽论述，这为那些对中国古代诗学有兴趣的爱好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该著约有十几万字，本刊从2004年第6期开始陆续发表。     

我国“入世”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不断进展,中国“入世”是大势所趋,大局已定。本文着重分析了“入世”将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同时,指出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从“胡服骑射”到离退休工作的创新

提出了如何保持现阶段企业离退休职工队伍的和谐稳定的课题,并在工作实践中作了一些探索、创新.     

从“婚前财产公证”说到中国古代吏治

前些时候从电视上收看到关于“婚前该不该进行财产公证”的讨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讨论中否定性意见似乎更得人心,更能引起讨论者情感的共鸣。理由是,婚前进行财产公证,意味着从婚姻一开始就对夫妻感情持有怀疑态度,有损于对爱情的信心和忠诚;婚前财产公证是西方人的东西,西方人的个人财产观念重于感情观念,所以才有婚前财产公证的举动和法律,我们中国人一向重视家庭和个人感情,不应有此一举。一言以蔽之,以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婚前进行财产公证”之举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对于这种观点,我不禁生出一些遐想来。西方人进行婚前财产公证是否…     

经济管理学从“边缘”走向“前沿”——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析

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E.威廉姆森因对公共经济管理行为和企业边界确定理论的贡献,被授予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奥斯特罗姆从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出发,通过对大量世界各国的案例研究发现,公共财产往往能够出人意料地管理得很好,而在许多成功的公共资源治理案例中,主导的治理模式却是使用者自治.威廉姆森通过交易费用的界定、合同人的假设,以交易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将交易维度化,分析了交易属性、治理结构属性与离散的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企业边界理论.诺贝尔经济学奖从1969年首次颁发至今,已整整41届了.从历届榜单获奖人的性别、国籍、年龄、领域、成果来看,呈现出许多特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已开始更加关注社会舆论的影响,关注主流社会思潮.     

中国“词”的诗体演变——从后唐到北宋

该著为美国籍学者张孙康怡（Kang—iSun Chang）所作，由新疆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赵鑫虎翻译。对后唐到北宋这一期间中国“词”的诗体演变进行了详尽论述，这为那些对中国古代诗学有兴趣的爱好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该著约有十几万字，本刊从2004年第6期开始陆续发表。     

从“小康”到“和谐”:社会发展观的飞跃

“小康”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之初确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指引我们创造了20余年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奇迹,但同时也使我们付出了生态、环境和社会方面的代价;“和谐”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处在攻坚阶段时提出的新的社会发展目标,是在对“小康”扬弃的基础上,围绕社会发展问题,对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系统总结和概括,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执政思想和发展理念的升华与成熟,也标志着我国的社会发展观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了一次新的飞跃。     

中国古代的“天下”“中国”观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天下"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世界,中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中国"的内涵也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狭义则用来指称华夏汉族和中原地区。中义和狭义的"天下"分别与广义和中义的"中国"内涵相对应。中国古代用"天下"指称九州、四海的"中国",虽是一个地域概念,但并非是由"中国"和"四夷"(或"中国"和"四裔")所构成,而是由华夏汉族及其政权和四夷及其政权(或中原地区及其政权和四裔地区及其政权)所构成,包括九州、四海之内的所有华夷及其政权;古人用"天下"指称王朝国家的"中国",虽是一个国家政权的概念,但既包括华夏汉族王朝国家管辖下的少数民族,又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古代的"天下"实际上是一个用来指称广义"中国"和中义"中国"的概念。这种"天下"即等于"中国"的观念,到明清时期虽然发展到了高峰,但由于西方"天下"等于"五大洲"的观念开始传入中国,"天下"等于"世界"、"中国"只是"天下"之中一个国家的观念开始对中国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天下"和"中国"重合的观念开...     

从经济特区到先行示范区：中国发展道路的“特区”范式

经济特区的中国实践浓缩呈现了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内在逻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典型化事实。研究表明:以经济特区为起点的制度试验在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从沿海经济特区到沿河、沿边经济特区,再到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渐进式改革开放路径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特区范式"。经济特区不仅仅只是一个特殊开发区域,它们更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一项重要机制,以特区为起点的渐进式、非均衡发展路径也是中国整体制度改革道路上规避风险的最优路径,经济特区通过持续的动态演进保证了改革开放的延续性。新时代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的全方位改革,在实践中积极创新经济发展方式和区域协同方式,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最终实现高质量、法治化、民生幸福及可持续的综合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