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等著作与元代语言

元明之际的陶宗仪著述颇丰，《南村辍耕录》尤为知名。陶氏三书反映了元帝国存在多种语言文字及其相互影响的事实，其中“方言”一词可指外族语言，殊堪注意。陶氏的中州之音入似二声说，与周德清《中原音韵》的入派三声颇相径庭，使人对后者是否跟语言实际完全相符产生怀疑。陶著记录的若干语音现象及词语，还有元代的韵书流行情况等都值得后人考察研究。《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方言》与此文为姐妹篇。     

略评《辽史》对妇女的记载

《辽史》成书较晚,撰于元朝末年。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中书右丞相脱脱受命任纂修辽金宋三史都总裁,欧阳玄等人任总裁官。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分撰《辽史》。但这并非首次撰写辽史。在此之前,金朝曾两次纂修《辽史》,但成书而未曾刊行。辽朝也曾设立史官,撰写起居注、日历、实录等,以耶律俨纂修的《皇朝实录》为最,达七十卷。至元纂修《辽史》时,耶律俨的《实录》与金朝陈大任的《辽史》尚存,遂成为重要依据。由于当时元政权将覆,财政又十分困难。没有大力搜集史料,仅用十一个月的时间便修成这部《辽史》,以致《辽史》“内容阙略”,“漏洞百出”,因而历来史家均认为《辽史》成就甚微。然而综观《辽史》除“立表最善”外,对于后妃、烈女的载述成就也很大。其成就虽逊于《史记》,却居于其他正史之上。     

《辽史·世表》史源考

《辽史·世表》是探究契丹族源的重要史料,今人所见之《辽史》为元人作品,由于其成书仓促,错误讹漏较多,当时修史时所参引的资料如耶律俨之《实录》、陈大任之《辽史》,今天均无法得见。因此对《辽史》中史料史源的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理清根源,才能对契丹族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得出正确的认识。     

《辽史·世表》史源考

《辽史·世表》是探究契丹族源的重要史料,今人所见之《辽史》为元人作品,由于其成书仓促,错误讹漏较多,当时修史时所参引的资料如耶律俨之《实录》、陈大任之《辽史》,今天均无法得见。因此对《辽史》中史料史源的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理清根源,才能对契丹族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得出正确的认识。     

辽、金史《国语解》的史学价值

辽、金史《国语解》是其编撰者所独创的史著编撰形式,体现了《辽史》、《金史》的民族史特色,同时也反映了其作者把握历史特点的史识。本文分析了《国语解》的史学价值,指出了其在中国史学编撰史中的学术地位。     

辽朝《后妃传》的历史书写

《辽史》和《契丹国志》的《后妃传》既复制中原王朝正史的叙述模式,又取资于本族神话传说、摩尼教和佛教,其历史书写呈现文化与族群多元的特征,塑造统治者或精英群体期待的形象,若隐若现地显示出辽朝的权力结构及其意识形态功能.特别是《辽史·后妃传》力图论证皇后本人及其后族参政的合法性,并在辽朝政治格局中扮演辅佐皇权的角色.     

对《辽史》中关于王爵封授情况记载的辨析七则

爵位封授在封建王朝官制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辽史·百官志》中对爵位的封授、设置情况未有记载.为从史料中窥见端倪,笔者对辽代爵位封授情况进行了初步整理,在对有关封王情况的整理过程中,发现《辽史》中部分相关记载似有疏漏之处.现提出几点拙见.     

《辽萧孝恭墓志铭》校勘

本文主要根据原拓本,校勘《翁牛特旗志》收录的《辽萧孝恭墓志》志文,订正了原拓本的错误。关键词：辽代;墓志;校勘     

《辽史·萧陶隗传》辨误

在历代正史中,《辽史》以其简略疏漏,向为史家赀议。前人已做过不少考订、校补工作,但仍有未发掘可增补者。今读《辽史·萧陶隗传》,发现其职官仕历所牵涉年代及人名舛误颇多,给后世读者带来了混乱。本文对《辽史·萧陶隗传》略加考证,指出《辽史·萧陶隗传》记载的萧陶隗迁契丹行宫都部署的年代"大康"当为"大安"之误,《辽史·萧陶隗传》涉及人物"萧斡特剌"当为"耶律斡特剌"之讹,"萧阿忽带"为"萧阿鲁带"之误,以期有助于治史者。     

《韩国华神道碑》中契丹大将萧宁身份考

《韩国华神道碑》中提到契丹大将萧宁。萧宁在史书中无传,但是在《宋史》、《辽史》等正史中多次出现,相关的记载在时间跨度、历史背景和身份地位上相差太大。经过考证,正史中的萧宁应该为两人,一位为辽代重要将领萧排押,即《韩国华神道碑》中出现的萧宁,另一位为契丹贵族萧特末。出现此类混淆是由语言文字差异、历史记载错讹、年代久远等原因造成的,在历史研究中应该仔细分辨,厘清史实。     

《辽史·百官志》补遗二则

因元人修《辽史》时的粗疏,使得不少辽代职官被遗漏不载,为今人研究辽代职官制度造成了很大障碍。好在近百年来大量辽代石刻被发掘出土,尤其是以辽人＂墓志铭＂为主的石刻文字资料被刊布。其中,     

林本裕与《辽载前集》考论

清初盛京文人林本裕撰写的《辽载前集》,是东北地区有史以来第一部由私人撰写并保存下来的地方志书,弥足珍贵。文章依据林本裕撰写的《辽载前集·自序》,以及作者最新整理出版的韩国史料,并结合其他清代文献记载,考证出林本裕的父亲即是清初曾在数省担任巡抚的林天擎,补充了纪昀《四库全书总目》之不足。根据朝鲜官员李日跻《燕路笔谈》中的珍贵史料,描述了林本裕坎坷曲折的一生,并且对《辽栽前集》一书的编纂过程及文献价值,以及被打入《四库全书·存目》的原因,做出了确凿的分析和解释。     

辽《刘暐墓志》《刘慈墓志》校勘

本文主要根据原拓本,校勘《翁牛特旗志》收录的《刘慈墓熟》《刘暐基誌》两篇辽代墓泰文,订正了原拓本的错误。     

《辽史·公主表》的文化内涵

《辽史·公主表》与《外戚表》互为表里，既是《外戚表》的补充，又有《外戚表》所不具备的独特文化内涵。它从特殊的一面反映了辽代社会封建化的进程，印证了辽代民族融合的特点，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特点，表现了有辽一代几乎全部的争权夺位的政治斗争，从中可以看到公主的地位。文末补注了《公主表》。     

补校《宋史·司马光传》一则

《宋史·司马光传》:“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此段文字源于苏轼之文。《东坡七集》正集卷39《司马温公神道碑》:“辽人、夏人遣使入朝,与吾使至虏中者,虏必问公起居,而辽人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慎勿生事,开边隙。”苏轼原文,敕边吏者惟辽而已,而《宋史》删“辽人”二字,主语承前,变成敕边吏者     

《辽史·地理志》所记辽朝北界辨误

关于辽朝疆域的北界,人们多依《辽史·地理志所记“北至胪朐河”,即今克鲁伦河。但是《地理志》的这一纪事,是《辽史》撰者的重大疏误,不足为据。本文依据《辽史》中有关史料,通过辽朝统一北方、开拓疆土,并在胪朐河以北建置州城,派官管辖和设立军事机构等措施,论证了辽朝的北界不是在胪朐河;并探讨了《地理志》之所以把胪朐河误记为辽朝北界的原因。依据《辽史》,本文指出辽朝疆域的北界,是在今贝加尔湖一带。     

《辽史·涤鲁传》校补

《辽史》对韩涤鲁相关事迹记载简洁,系统阐述仅有二百四十字,且错讹频出,致使相关研究工作难以顺利开展。2001年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左旗韩氏家族墓地的《耶律宗福墓志铭》经专家考释,即韩涤鲁墓志铭,墓志的问世对韩涤鲁及韩知古家族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结合传世史传、出土墓志、今人研究成果,以《耶律宗福墓志铭》为主干,补充韩涤鲁先世成员的相关信息,校补韩涤鲁仕宦经历的部分史实,勘证《辽史》记载的几点错讹,重编《辽史·涤鲁传》。     

《四库全书总目》订误一则

《四库全书总目》订误一则史秀莲《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卷５８《史部·传纪类》载：“《钦定蒙古王公功绩表传》十二卷,乾隆四十四年奉敕撰,体例与《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同。考今蒙古诸部,其人率元之部族,其地则辽之故疆。自辽初上溯于汉初,攻伐之事未...     

鸟居龙藏及其《辽代画像石墓》

鸟居龙藏是日本近代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其学术生涯后期致力于辽代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画像石墓则是其研究的重点。1942年,鸟居龙藏在燕京大学出版《辽代画像石墓》一书,汇集了鸟居氏对鞍山地区辽画像石墓的历次调查成果,认为这些画像石展现了契丹风俗、佛教典故、二十四孝故事、西游记故事等诸多场景。其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但其判断亦有不准确之处。本文在译注《辽代画像石墓》的基础上,考述鸟居龙藏对辽代遗存的调查行实,评介《辽代画像石墓》的主旨内容。     

金代戏剧形态研究——兼考《辍耕录》“院本名目”

许多研究者认为,金代只有院本。检阅《四库全书》中金代文集、《金文最》、《金文雅》及《全金元词》等文献,可知金代有三种戏剧形态,即金院本(杂剧)、刮鼓戏、乐舞戏。金代杂剧的产生、繁荣以及衰落的过程,与金代历史、文化以及文学的发展过程正好同步。金代杂剧的兴盛离不开辽代教坊散乐和北宋杂剧。根据表演对象、场所,金代杂剧可分宫廷杂剧、民间杂剧,即燕京宫廷杂剧、河东杂剧,金代杂剧在金世宗、金章宗时期达到了其繁荣时期,这是所谓“国朝杂剧”时期,到了金代末期,随着政局的危亡,杂剧也就衰落了。陶宗仪《辍耕录》“院本名目”中600种院本属于金代,而其余分别属于宋、辽、元。金代杂剧同宋杂剧相比,具有自己的意趣指归：虽然不脱谑浪调笑的风范,但题材范围比“官本杂剧段数”广,历史故事类题材比重加大。刮鼓社来源于北宋的“斗鼓社”,是北宋时代中原地区存在的一种村社小戏,金灭北宋,这种村社小戏就继续存在,并且受到了重阳子王喆的重视。金代歌舞戏与当时的祭祀娱乐神灵的风俗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