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理性与英雄形象

红色理性是一整套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实践的理论和原则,其核心内涵即“暴力革命论”,深层内涵是以全人类为本位的人道主义。它与政治理性和人文理性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区别和联系,对革命战争文学文本的创作和形成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在制导生产出了大量的具有鲜明时代理性特征的英雄形象的同时,也使得人物性格塑造呈现出特有的极端化和政治化倾向;在它的强大制约下,英雄形象长期占据着革命战争文学乃至十七年文学的统治地位,红色文本成为压倒一切的强势文学。剖析红色理性对英雄形象形成的作用机制有助于进一步开掘革命战争文学的创作规律,为革命战争文学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     

论革命传奇的理性诉求

红色理性是一整套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实践的理论和原则 ,其核心理念即“暴力革命论” ,深层内涵是以全人类为本位的人道主义。它与政治理性和人文理性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区别和联系 ,对革命战争文学的文本建构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它的制导下 ,革命战争文学呈现出迥异于古典武侠小说的传奇特征 ,主要通过特定的题材、特定的故事情节和特定的人物性格传达出来 ,由此形成了革命战争文学文本的一个重要美学特征。     

论革命战争文学创作主体的理性诉求

红色理性是一整套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实践的理论和原则,其核心内涵即“暴力革命论”,深层内涵是以全人类为本位的人道主义。它与政治理性和人文理性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区别与联系,对革命战争文学的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使作家的文学价值取向趋向一元,而且极大地制导着创作主体的思维意识,使之呈现出特有的思维模式。剖析红色理性对创作主体思维的作用机制有助于进一步开掘革命战争文学的创作规律,为革命战争文学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     

透视红色经典现象

所谓红色经典现象指的就是建国后17年的革命战争文学经典作品在中国文学市场上持续走红的现象,其实质是一个文学传播问题。本文认为革命战争文学在五六十年代的风靡和90年代以来的备受青睐,一方面是契合了文学主体特定的社会审美心理的变化,另一方面受惠于文学客体独特的文本话语品格;而这两个方面都与红色理性的诱导有密切关系。     

“宏大叙事”的解构——新写实小说的审美特征

新写实小说对“宏大叙事”的基石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进行了解构,它从大写的英雄转向小写的凡人,从形而上的精神、理想,转向形而下的世俗、生活,将为宏大叙事所否定、批判、与“远大的目标”“伟岸的英雄”完全无关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物放在了文本结构的中心位置上,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琐屑平庸、缺乏诗意的人生图景,表现出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审美特征。这在对宏大叙事主导下精神至上的写作立场进行反思、批判,为文学开拓更广阔的叙事空间之同时,也消解了在文本中建构精神、理想,表达形而上、超越性思考的可能。     

公共知识分子之于反话语文本中的历史意识——评J.M.库切的《凶年纪事》

《凶年纪事》是一部糅合了杂文与小说、议论与叙事的文学作品。文本中不仅存在着不同文体之间的数次互涉与交流,无形中消解了西方传统文学中的宏大叙事模式,与此同时也建构起一种积极的反话语姿态,其中还大量充斥着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库切和“他的人”——C先生对于社会不公现象的审视和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支配下的理性话语的鞭挞,体现了他们深厚的时代责任感和深刻的历史忧患意识,也流露出他们意图颠覆单一历史叙事和重构多元化、异质化的历史叙述的决心。     

叙事在何种意义上可能是美的？

叙事形态的普遍化和叙事载体的多样化使叙事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极大地拓展,叙事不再囿于传统的文学范围。无论从消极的还是积极的角度来看,带有目的的“挑选”是人类在叙事中都无法回避的。相比之下,审美无利害（无目的的美）一直或明或暗地属于西方美学的核心内涵。 由此,就叙事所必然关涉的既定目的来说,叙事与美似乎是背道而驰的。这一对立清晰地表现在两种迥然相异的叙事上：一方面,以同一性、强制性和封闭性为特征的“宏大叙事”必然有违无利害的审美;另一方面,深陷资本主义利害的 “任意叙事”也很难与审美兼容。经过辨析,美并非与一切叙事相悖。“倾听式叙事”不同于宏大叙事和任意叙事,它作为不预先设定目的却能实现真正交流和理解的 “对话”,具有内在规定性,故此它契合了美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麦克尤恩《爱无可忍》的异质性解读

麦克尤恩的小说《爱无可忍》对理性矛盾反思的隐晦书写,是作家洞察人性深处、触探个体道德底线的手段。文中重复、反讽、文本循环等叙事特征表现出叙述者面临危机时存在理性与虚妄二重基调的不确定性,使作品呈现多元异质特征,这种异质性与麦克尤恩叙事意图的矛盾性不无关联：一方面,对宏大叙事所彰显的“科学知识”“理性思辨”饱含希望,并赋予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小叙事中自我的异质性书写却又不断解构宏大叙事的必然存在,如何走出个体心灵无力面对理性存在而陷入虚妄的窘境,重构自我与社会的对话与融合成为后现代人文关怀的难题。     

试论《保卫延安》的宗教情怀与战争叙事策略

《保卫延安》是“十七年”一部反映革命战争的史诗性巨作。由于革命意识形态的规限和战争宏大目标的现代性想象的原因,使得战争文化思维和宗教逻辑具有了互通性和可转换性。革命战争叙事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世俗的宗教情怀。具体而言,革命叙事中的朝圣般的崇拜情感、布道式的广场效应、宗教化的言说姿态三方面是对宗教仪式母题的某种转嫁和借用。这种战争的宗教情怀的叙事方式是对战争记忆和新社会秩序的“合法性”的一种文本体认和确证。     

中上健次:日本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

中上健次是日本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部落民”(贱民)的家庭背景以及家族矛盾、血缘关系等构成了他的文学之根,他用魔幻现实主义叙事建构了现实与虚幻的“路地”文学;在其代表作《千年的愉悦》中,中上健次采用神话与梦境、暴力与性等“边缘化”、“个性化”的叙事伦理,抗衡与消解了历史理性与宏大叙事的传统权威.     

文学研究会与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

现代文学研究界从构造左翼文学历史的设定出发,把早期共产党人视为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事实上,文学研究会才是革命文学最初的倡导者.文学研究会认为,使革命得以成功的应是革命文学而非革命理论,呼吁文学家要创作反映社会黑暗与痛苦的革命文学.文学研究会开启的"文学与革命"讨论,引起新文学家与早期共产党人对文学使命的思考,他们从文学或革命的立场提出的革命文学主张尽管存在差异,但都强调革命文学家的重要性与神圣性.换言之,将革命文学家道义化与神圣化,成为初期革命文学倡导的主要历史特征.     

“十七年”文学生产机制的文本性解读——评郭剑敏《中国当代红色叙事的生成机制研究》

郭剑敏专著《中国当代红色叙事的生成机制研究》对1949年到1966年间的革命历史小说的叙事生成进行深入的探究。著作以在研究"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生成机制为切入点,着重考察和解析这些作品的生成过程及其所承载着的丰富而复杂的思想艺术内涵。论著虽然是以建国后"十七年"中的革命历史小说为研究对象,但这种研究方式对观察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与运作也不无启示意义。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去政治化”管窥

20世纪80年代通过＂拨乱反正＂的除弊祛邪,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从极左政治化模式中拯救出来。然而,这种＂去政治化＂在带来正能量的同时,亦产生了值得关注的负效应,这主要体现在：文学史书写淡化或舍弃政治背景,或不写少写文学思想论争,或贬抑左翼文学与革命文学,或冷落现代文学的宏大叙事,或过分抬高与大时代无关或疏离主流政治的作家作品等。为纠正此偏颇,必须辩证地认识现代中国文学与各种政治形态的双层关系,即宏观上窥察政治生态或政治背景与现代中国多元文学系统形成和演变的因果关系,微观上透析不同政治意识与不同样态审美文本构成的深微关系。     

宏大叙事中的情感表达 ——21世纪革命历史题材话剧创排的方法与策略

21世纪中国话剧舞台上的“宏大叙事”仍然以对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演绎为主,先后出现了多部以纪念革命历史、重温革命记忆、传承革命精神、弘扬革命文化为题旨的舞台精品剧目。剧作者/导演普遍以“情感表达”作为切入革命历史题材的方法与策略,凭借对革命历史的“在场性”叙述与革命英雄的“人性化”塑造,完成了对先前剧目题旨内容趋同现象与排演模式固化问题的突破。这些基于“人文立场”与“微观视角”的创新对今后同类题材话剧的创排提供了以资借鉴的经验。     

“十七年”小说的副文本研究

副文本是由封面画、插图等图像符号和内容提要、序言、引语、注释等语言符号构成的文本,＂十七年＂小说的副文本生成以及变迁建构出作家、绘画者、编者对时代、革命与文本的自我认同和价值诉求,促进了承载革命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小说的加速度传播,呈现出文艺大众化和文艺化大众的教育功能。     

周文讽刺小说论

集革命者和小说家为一身的周文,其讽刺小说继承、发扬了鲁迅开创的新文学讽刺传统,坚持从内蕴着自己生命体验的生活领域取材,塑造出一批以旧军阀（官僚）为主体的典型性讽刺人物形象,并形成了自己反腐朽、反庸俗、反奴性的基本讽刺主题与冷静、犀利、含而不露却又有浓郁喜剧色彩的讽刺美学风格。独特的讽刺艺术,是沟通周文革命实践与艺术实践的桥梁。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兼谈鲁迅文学翻译思想的演变

从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维度研究鲁迅的文学翻译思想及翻译实践可以发现,在1903—1936年间,鲁迅完成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具体来说,1903-1926年间,鲁迅在外国文学译介中倾向于“文学革命”;在1927—1936年间,鲁迅的文学翻译观发生了质的飞跃,从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变。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鲁迅杰出的外国文学译介工作使他不愧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界之战士”。     

性病隐喻与两性身体叙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病”意象探析

性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典型的疾病意象之一，对性病的关注涉及对妓女生活的想象，而性别文化身份的差异在对妓女的叙事上体现为两种不同的身体叙事方式。男性主体的中心意识使文学创作更多地表现为人民伦理的宏大叙事，体现着“民族一国家”的“大意义”；女性的历史边缘处境使女性书写更多地呈现为自由伦理的私人叙事，作为一种“小意义”而存在着。对于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性病，宏大叙事侧重于把女性身体编织进政治、道德、历史的意义圈，强调女性身体的公共性；私人叙事强调性病之于女性的私人经验，呈现女性身体的私人性。     

论革命英雄传奇对神话原型的现代置换

文章从神话原型角度考察解放区文学中的一类重要文学现象——革命英雄传奇。论文从英雄原型、复仇原型和彼岸原型三个方面梳理了革命英雄传奇对左翼文学理论的接受与深化,并进一步阐释了革命英雄传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对神话原型思维方式的继承和置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