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神学化与系统化——论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与发展

为适应大汉王朝中央集权制的需要，董仲舒将战国以来的儒学加以系统化、神学化，为后世统一王朝奠定了大一统的理论基础。由于其思想适合了统治者的需要．使得儒学最终上升为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辩证地观照其思想，其消极性不言自明，但其合理性也是不容抹煞的，因此，对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才是科学的。     

论董仲舒儒学理论框架的首家色彩

董仲舒新儒学承继了道家籍天道以论治道、人道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方式.通过对源自道家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观念的系统阐释和发挥,董仲舒为三纲、五常等儒家的仁义制度觅得了"天道"的宇宙论根据.这不仅弥补了早期儒学体系在理论上的不足,也使儒学适应了大一统王朝的需要,并转化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简论董仲舒对儒学的齐学化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儒家学者,长期被历史学家称为“醇儒”,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一直受到儒家学者之推崇。但细检董仲舒之思想,虽有对孔孟儒学之继承,但更有对齐文化中各种思想之吸收,董仲舒的思想绝非对孔孟儒学的简单继承,而是将鲁文化之儒学与齐文化之公羊学、阴阳家思想融合为一的结果,也可以说,董仲舒完成了对儒学的齐学化工作。     

《新语》——汉代儒学制度化的理论先声

我们习惯于把儒学制度化理论归功于董仲舒,而往往忽视陆贾的作用.陆贾在其<新语>中对儒学与王权结盟的方式--儒学制度化,儒学制度化的三种具体形式--儒学法律化、儒学礼仪化、儒学习俗化,儒学如何制度化--改造儒学、寻求王权支持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董仲舒正是沿着陆贾的路子使得儒学制度化,故陆贾其书<新语>实则是汉代儒学制度化的理论先声.     

东汉的社会危机、儒林异化与新儒学的困境

一、东汉中晚期的社会危机董仲舒新儒学自西汉中期创立以后,经过漫长的凝固与僵化过程.到东汉中叶白虎观会议上,沦落为近乎宗教神学化的思想体系.《白虎通义》对新儒学虽有些发展,但从根本上说,它是沿着董仲舒固有的思想模式前进,使得新儒学更加精致化,日趋凝固与保守.而它将大量的谶纬援入自己的思想体系,则使新儒学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呈现令人无法忍受的荒诞怪异特征.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钦定"支持,《白虎通义》成为具有法典意义新儒学的总结性文字,对社会影响     

董仲舒新儒学体系与道家黄老学

董仲舒所构建的新儒学体系实际呈现一种多元的开放的结构,其中道家黄老学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他借鉴了道家哲学的道论,通过重新诠解"元"概念,使其理念中的"天"开始具有本体的意义。而在对这种本体之"天"的具体阐释中,则主要借助了稷下黄老"气"的概念,他把黄岩'无为"思想探合到其儒学体系中,其理论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董仲舒新儒学体系在表面的儒术独尊中,实际完成了中国文化两大主流儒、过二学的一次大融合。     

浅析儒学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原因

儒学自孔子创立之时起,特别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其上升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之后,直到进入近代之前,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一方面为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和思想家所接受,另一方面则深入到了村寨,以至变成一些地区村寨的乡规民约。本文就对儒学之所以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作一初步的探索。 (一)中央封建统治者维护其在全国统治地位的需要     

论墨家思想对董仲舒新儒学体系的影响

作为汉家思想旗帜的董仲舒新儒学体系,对墨家学说进行过吸收融摄和借鉴发挥,主要表现在天道观、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三个方面。厘清董仲舒新儒学体系与墨家思想的内在关联,对于我们理解秦汉以后墨学思想演变发展的脉络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墨家天道观对董仲舒儒学体系的理论贡献

秦汉以后,墨家学派式微,逐渐衰落下去,但墨家的思想传统却融入到新的理论体系中。其中,墨家天道观就得到了董仲舒的借鉴吸收,在其儒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作用,主要表现在其天论思想和政体观对墨家“天志”、“明鬼”学说及天道思维模式的借鉴利用上。厘清墨家天道观对董仲舒儒学体系的理论贡献,对于我们理解把握秦汉以后墨家思想发展演变的脉络有重要的意义。     

论董仲舒对原始儒学的改造和发展

董仲舒哲学是秦汉之际时代精神演变的必然产物。而其思想理论来源,则在于先桊的原始儒学。董仲舒是改造原始儒学并获得成功的第一人。他对原始儒学的改造和发展是多方面的。一、天人观:董仲舒继承、改造原始儒学的起点董仲舒的天人观与原始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的天命观有着直接的理论渊源关系。孔子重人事疑鬼神,在天命观上表现出一种首尾两端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孔子赞成天命,坚持对天命的信仰。这在《论语》里可以说俯拾皆是。另一方面,孔子因对天道鬼神产生的一定怀疑而主张敬而远之,在门徒面前总是力免谈论天道性命。孔子这种矛盾态度,使董仲舒在碰到理论困难的同时也得到了充分的想象、改造的余地。     

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

儒学源于中国,泽被全球,而韩国是儒学最先传入的域外国家。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后,与其本土的文化习俗相融相生,形成了具有本土特点的韩国儒学。定儒教为国教的朝鲜王朝排佛崇儒,以朱子学作为立国准则,以儒治国,儒教成为唯一的正统思想。由此,儒学经过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期,至统一的新罗王朝,再至高丽王朝,最终在朝鲜王朝完成了其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本土化历程。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大明、朝鲜宗藩关系的确立;其二,朝鲜性理学的形成;其三,朝鲜书院及汉语教育的兴盛。     

王道政治境域下的融合——董仲舒对儒学的法家化改造

董仲舒是以法家改造儒学,还是以儒学改造法家,关系到对儒学基本性质的认定.文章以为,儒学实现同政权的有机结合,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是以确认皇权的独尊为前提的.既然如此,董仲舒当然是以法家的精神改造儒学,而不是什么将先秦原典儒学的基本精神,移植到法家政刑体制内,进行了"转化性的创造",使之成为这一体制的灵魂和基石.     

东汉中晚期儒学反思律动

<正>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作为两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思想,曾对汉代的社会生活发生过重大的影响.进入东汉中晚期以后,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这一思想形态自身的局限性越来越显得严重,因而遭到来自内部的思想挑战,这一历史现象,我们称之为儒学的反思律动.本文拟对此作些必要的探讨,以说明东汉中晚期儒学反思律动的基本背景、具体表现和历史局限.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戴震与儒学哲理化进程的终结

儒学究竟是维系人心、规范人的社会关系的人生学问,还是由概念辨析、逻辑推理所建构的哲学系统,这是儒学研究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研究所必需思考和直接面对的大问题.戴震直面儒学失却匡范人心、维系伦常的社会功能以及宋明新儒学“以理杀人”的现实,延续儒学传统的经典诠释学的方法,从思想理论上分疏和辨析了儒学作为学问和作为哲学所具有的截然不同的社会功能和效应,从而提出和完成了终止儒学哲理化进程以回归其学问特质的历史性任务.出于思想理论分疏和辨析尤其是学术论战的需要,戴震的学术思想、特别是通过经典诠释学所实现的他的学术思想的理论精华和思想贡献,仍然属于哲学范畴;但是,戴震哲学以后,以儒家学问为思想理论资源的“道德的形上学”的理论建构和思想实现已无可能.     

秦汉时期：儒学新变与齐鲁文化关系试论

先秦时期,儒学与齐鲁文化之间同中有异,齐鲁文化内部也各有差别;秦汉之时,儒学在理论与现实方面发生变化,表现在现实中博士制度设立,理论上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开始吸收其他学说加以改造。结果是儒学定为一尊;儒学的新变带来了儒学的繁荣,学儒者西渐,扩大了儒学的影响,儒学的新变同时也使得其与齐鲁文化之关系做出了新的调整。     

“三纲”说与先秦秦汉之际的伦理道德转化新探

董仲舒所提出的"三纲"思想,其直接来源是韩非子"三顺"说.董仲舒运用易学理论,援法入儒,反映了汉代儒学对其他学派的融合与吸收,与先秦儒学的伦理道德观大不相同.而"三纲"说形成的最根本原因,则是汉代外儒内法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郡县制政体的确立,客观上需要确立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规范.它的提出标志着先秦、秦汉伦理道德的转化.     

继承旧道统 创立新儒学

儒学是韩愈思想的核心。研究韩愈的儒学思想对全方位地把握韩愈,评价韩愈的成就具有决定意义。本文试图从韩愈对孔孟儒学道统中人性思想与建立在人性思想上的仁政为核心的思想的继承,在继承孔孟这一儒学道统的基础上,创立新儒学的深刻内涵,韩愈新儒学与孔孟儒学比较及韩愈新儒学的现实意义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对韩愈作定位性的认识。 一 《旧唐书》卷一六○《韩愈传》云:“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大历、贞元之间,文士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此论切合韩愈     

儒学的国教化与道家——围绕着诸思想的调和与统一

当考虑到董仲舒以儒教统一国教的提议时,很多人认为是基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则。事实上,他有一套完全不同的儒家制度化模式理念,即强调儒家思想的主体性和其对诸子百家思想的兼容性。这一观念并非最早由董仲舒提出,而是来源于道家。自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道家哲学家便主张以道家思想为主体的多元化学术的融合与发展。因此,在讨论儒学国教化与道教的关联时,也应进一步研究作为道家一元为主体、多元发展的学术史观之理论基础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思想。     

儒学的普遍性与地域性

针对把儒学“地方化”从而使对儒学的研究变成为地方社会史研究的倾向,作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在思想史领域强调或偏重儒学研究中的小单位地域性的重要性,而忽视儒学分布的统一性和儒学思想的普遍性,这是片面的。本文强调宋明儒学的主要学派都不是地域性的学派,也不能归约为某种地域的需要或地方社会结构的反映。作者指出,夸大地方性社会结构对文化思想的作用,把学术派别全归为地方社会利益的反映,把这种研究与对思想本身的研究对立起来,从而排斥对思想本身的哲学研究和分析,这种倾向是值得检讨的。     

汉代儒学神化历程探析

自身思想内容的神化是儒学从百家学说之一上升为独领群首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本途径。汉武帝前期,公羊派大师董仲舒杂取道、法、阴阳五行各家,在儒学的框架中揉入了神学的概念。西汉后期形成的谶纬之学,则把儒家经典看作天言圣意,把孔子视为圣人素王,进一步推动了汉代儒学的神化。东汉时,官方经学文献《白虎通义》以儒家政治神学一线贯穿,对儒学的神化达到顶点,儒家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合理性的建构最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