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哲学

冯友兰是程朱理学一脉是现代新儒学者,但对非儒学尤其是道家思想也很重视,提出了自己完整的道家观.冯友兰评判哲学在哲学史上中的地位,他用的评判标准为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是讲一种真正的形而上学必须经虚涉旷,超乎形象,也就是说必须超出经验世界之上,对真际有所了解.道中庸则是讲必须把高明所得最后落实到人伦日用之中.因而不离世间.冯友兰认识到了儒道两家的优点和不足,在新理学中就有可能把极高明和道中庸结合起来,建立一种最哲学的哲学或真正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既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超越,又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最好成果的吸收.     

极高明而道中庸——冯友兰人生境界说中的理想人生

极高明而道中庸是冯友兰先生理想人生的最高境界.极高明是就人的境界说的;道中庸是就人的行为说的.就境界说,由于人对人生觉解的程度不同,可有四种不同的境界,天地境界是人的最高妙的精神境界;就行为说,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不必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只是一种平凡而自然的生活方式.     

“极高明而道中庸”——冯友兰“人生境界说”对大学生“立德树人”教育的价值探析

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应该汲取中国哲学的优秀内容。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对大学生立德树人教育具有不可取代的现实意义。     

论冯友兰“天地境界”的儒教特征

冯友兰“新理学”表面上褒扬哲学,贬抑宗教,并力图以哲学代替宗教信仰。然而,在冯友兰关于“以哲学代宗教”的表述中,却透露出冯友兰“新理学”潜藏的宗教内蕴,并在对天地境界的“安身立命”、“事天乐天”功能的论述中,以及对命、运观念的诠释中,也体现出鲜明的宗教特征。这些特征本质上可以归宗于儒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儒教特征使得“天地境界”本身成为儒教发展的新形式。     

“道”与王氏新学从内圣到外王的转化逻辑 ———兼论新旧党争的学术动因

王氏新学作为南方学术更具自由性、开放性,在疑经风气的影响下,它超越了传统儒学的狭隘性而融通三教,并转入对道德性命的形上探讨,作为其核心范畴的"道"也超越了儒学之"道"的伦理道德属性而成为具有自然性的终极本体。由此推衍出以"求利"为核心的变法实践,并形成与坚守传统儒学价值的旧党之间的持续斗争。     

“内圣外王”还是“外王内圣”——评李泽厚的“新内圣外王之道”，兼论“西体中用”

"内圣"与"外王"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哲学的意义以及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大问题.本文无意全面展开这一问题,而是在具体分析李泽厚的"新内圣外王之道"、阐明它的所对以及它发展的内在理路的基础上,指出"内圣外王"是一个生命呈现的问题,展示了人类自身创造自己的历史.因而,情与理、圣与王、内与外、孟与荀等的关系问题也就只能在此生命呈现与历史过程中有其区分的意义,并随之而展示其自身.     

以哲学代宗教——论冯友兰的“安身立命”之道

由于受达尔文进化论和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一般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许多过去人类解决不了,而不得不寄托于宗教的问题,现在已由科学解决,所以宗教的势力已经减弱.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西方的科学虽已取得极大的发展和进步,但宗教并未退缩.冯友兰认为,这是因为,西方的哲学是贫困的哲学.西方的哲学家们不去研究"安身立命"的大事,把本该由哲学解决的问题,让位给宗教.冯友兰发扬了中国思想以哲学代宗教之传统,提出了可以作为人类"安身立命"之所的"天地境界".主张"以哲学代宗教".     

“实”而“中庸”——试论朱熹关于“中庸”的解读

朱熹对＂中庸＂的解释,体现出其理学的实践性特征。具体而论,他一方面主张＂在中＂之＂中＂、＂时中＂之＂中＂的区别,同时又将二者贯通起来,以＂在中＂之＂中＂来统摄＂时中＂之＂中＂,兼体用而言＂时中＂,体现出深厚的理学意味,也展现出理学家＂体用一源＂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释＂庸＂为＂平常＂,拓展了＂庸＂字的实践范围,也加强了＂庸＂字的实践意蕴,体现了朱熹思想的实学特征。     

孔颜乐处与天地境界——从“接着讲”看冯友兰的境界观

“孔颜乐处”是宋儒关于圣人境界的一种学说系统。冯友兰“接着”孔颜乐处开出了“天地境界”。这是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的贡献。     

“中庸”辩正──王夫之的中庸观

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 ,“中庸”虽有许多不同的解释 ,但占主导地位的是不偏不倚 ,无过不及 ,平常不易 ,并逐渐成为维护封建等级秩序 ,滞碍社会进步的思想工具。但是 ,在明清之际社会大动荡、思想文化大变革时期 ,王夫之以实有、体用 ,对传统中庸观作了重要辩正。王夫之的中庸辩正是中庸观的重要发展 ,是对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贡献 ,是明清之际反省理学 ,反思传统 ,早期启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译论的“中庸”之道

面对西方译论重理论的强势形象,中国传统译论因其偏重经验和感悟而曾一度被边缘化,然而在时间上已经结束的中国传统译论对于重新认识当代翻译理论具有深远意义。分析内化于传统译论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和译者身份定位等三方面的哲学基础,即"中庸"之道,旨在揭示传统译论的无穷魅力以及对当代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指导意义。     

《三国演义》中“道”的名义考究与文化迁移

“道”是中国文化重要概念之一。在文学作品的境外传播中,译者是否能准确理解“道”的语内含义,处理好与之相伴而生的文化迁移,对考察中国文化的境外传播十分重要。以罗慕士《三国演义》译本中对“道”的处理为例,译者一方面最大程度地保持了“道”的价值守恒,但因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不相同,在文化迁移过程中“道”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价值疏离,打上了基督文化的烙印。     

“中国意义论”框架的探索与研究——冯友兰先生的“中国意义论”研究

文章探讨了冯友兰先生"中国意义论"的缘起以及"意义"概念的基本含义,并从"意义"类型的角度对这一思路加以梳理与讨论:"意义"世界即超越主客分立的人生"安身立命"之域,作者将其划分为"思维意义"、"经验意义"、"价值意义"以及"寓于"它们之中的"源始意义"这样多维一体的世界.其中,使具体"意义"得以敞开的"与物无对"之域,可以理解为审美世界.这种超越西方"二元分立"思维框架的整体"意义"世界,为我们在当代重新反省与建构中国传统哲学与审美思想提供了新的思维领域和理解方式.     

“自然为宗”:王畿哲学的本质特征──兼论中纯夫先生王门三派说质疑

目前,王门现成、归寂、修证三派说取得普遍认同．日本学者中纯夫先生对此提出异议,但不反对现成派的名称。然“现成”之说并未表达王畿哲学的本质特征。王畿一生所标榜的是“四无税”．“现成良知”仅是他与归寂派论争中出现的。王畿哲学的本质特征应是“自然为宗”。     

北宋“白体”诗风演变关捩——以张耒“效白居易体”为中心的考察

以白居易为代表的“白体”,原指白诗“自然”、“浅易”之风格,其在北宋的演变历程,与时代心理、主体意识、人格力量密切相关。张耒用儒释精神重构了原以苦县之学为思想基础的“白体”诗风,其“闲适”的内涵,演变为党争下“外王”追求落空后转向“内圣”的精神补偿。自张耒拟作“白体”后,宋人学白,把儒学经世视域纳入“白体”之“闲适”范畴,宋代党祸频频,为贬谪失意下仍无所悔恨的士大夫提供了陶渊明以外另一个心灵栖息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