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家思想在《史记》"一家之言"中的特殊地位

司马迁著作<史记>有三个目的,其一便是"成一家之言",<史记>成就了司马氏家族学术的"一家之言".在太史公父子的学术体系里,其"一家之言"与道家思想为同宗之学,因此,在<史记>中,道家哲学具有其他哲学无法比拟的崇高地位.     

创儒道互补 成一家之言─—《史记》导读(中)

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的“一家之言”具有非儒非道、亦儒亦道的特征，每每以儒低道，以道普儒，排斥其中不合理的因素，而将儒家的阳刚精神和道家的阴柔性质有机地融为一体、首创“儒道互补”。儒道互补体现于司马迁思想的各个方面，贯穿于整部《史记》。明此一端，关于司马迁及其《史记》思想的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体现为儒道互补：赞美儒家的大同小康，维护进步统一；排斥道家的小国寡民，反对分裂倒退；推崇道家的无为而治，摒弃儒家的繁文缩礼，以儒家的…     

司马迁对儒家思想的扬弃

司马迁尊儒而不愚，继《春秋》而作《史记》，“述往事，思来者”，“成一家之言”。体现了司马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     

探骊得珠,后来居上--《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评介

古往今来 ,《史记》研究成果之多 ,可谓汗牛充栋。以个人所见 ,司马迁及《史记》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 )义理方面 ,对司马迁“欲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的撰写目的进行探讨。 (二 )考据方面 ,对司马迁的生平、《史记》的时代背景、书名变化、史料来源、编纂体例、版本情况以及若干专题进行考证。 (三 )辞章方面 ,对《史记》的文学意趣进行赏析。这三个方面对推动司马迁及《史记》研究起到重要作用。然而 ,长期以来 ,研究者各执一端 ,往往妨碍了对司马迁及《史记》的深入研究。为此 ,我主张 ,司马迁及《史记》的研究应兼…     

司马迁史学思想新探

司马迁史学思想新探王成军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明确指出《史记》的总纲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总纲实际上高度浓缩了司马迁的史学意识。本文参照西方史学思想，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拟对司马迁这一治史总纲所蕴藏的高度发达...     

论司马迁文化思想的特点

<正> (一)司马迁学术思想的主旨是博采众长、自成一家《史记》不单是一部记载事实的史书,而且蕴涵着极为丰富的思想,这是世所公认的,梁启超称之为"超史的目的".有人认为:"他是在写他的哲学","是和儒、道、墨、法诸家著作同等的系统哲学".但关于司马迁学术思想的主体倾向却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司马迁倾向于道家.班固父子说他"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桓谭说:"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     

《史记》的“变通”史学思想

<正> “变通”思想,是《史记》里极为明显而且重要的思想,历来为学者所瞩目。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很明确地提出,撰写《史记》的目的,在于“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史记》的“变通”史学思想的认识大都停留在表层上,缺乏深入的分析。事实上,《史记》的“变通”史学思想,内含丰富,特色鲜明,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说

司马迁创作《史记》一书的理论与实践,详见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其中主要是说:他著述《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是懂得天文星历的,曾主持过汉武帝时期修订历法的工作。因此,他所说的“究天人之际”,显然和风靡当时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受”等诸凡“多条祥”的说教是绝然不同的。     

司马迁天人思想再探讨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曾说自己创作《史记》最主要的意图是“欲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其中“究天人之际”又居于核心地位。天人关系既是汉代哲学的中心议题 ,也是司马迁最为关注的思想主题。关于司马迁天人思想的性质 ,目前还存在着不少争议 ,论者或指其为无神论 ,或称其为有神论 ,却少有从文化积淀和时代影响的角度加以探究者。其实文化和时代犹如巨大的透镜 ,它预设了人们观察世界的角度和深度 ,决定了人们辨识事物的方式和思想底色。要探明司马迁天人思想的性质 ,搞清其中的时代影响与文化积淀应该是题中应…     

论司马迁的道德价值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先人有言：咱周公车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到手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有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以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下只引篇名）显然。司马迁在此向我们昭示了他著《史记》的文化背景及其方法，即司马迁将自己伟大的史学创作置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背景下，以继承周公和孔子的事业为己任，以“正《易传》”和“继《春秋》”为其方法论的基础，从而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理论纲领。需要指出的是…     

《史记》的文学价值——《史记》不是官书,而是私人著述

司马迁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也是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不仅在史学范畴创造了通史、正史的先例,被称为史书的“极则”,也在文学领域中,创造了纪传体散文的典范。兹仅就其文学方面的价值。略述于下: (一)《史记》纪传文学的宝贵根据 《史记》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列传”和一些“本纪”、“世家”中。考其根据,应有三个方面,都是极其宝贵的。 其一,在思想方面,主要导源于儒家,其次也受道家和法、墨诸家的影响,既有继承,又有改造,这在当时显然是进步的。司马迁十分尊重孔子和六经,《史记》之作,就是标榜《春秋》而又有所发展改造的。班固说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先黄     

略论司马迁的道家思想

司马迁曾将自己的著史宗旨明确概括为“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而他在贯彻这一宗旨时 ,又表现出明显的道家思想倾向。在“究天人之际”时 ,司马迁以道家的天道自然观为宗镜 ,主张顺天而动 ,同时突出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扬弃了以天命为中心的神秘主义思想。司马迁强调人类社会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 ,志在“通古今之变” ,而这又是对道家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本于道家的批判精神、人格独立意识和抱朴守真思想 ,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成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另外 ,在社会政治观、人生理想以及文章风格等方面 ,司马迁也颇得道家思想之沾溉     

吴起“杀妻求将”质疑

司马迁在《史记·吴起列传》中记载吴起贪图功名,"杀妻求将",是一个不仁不义的恶人。但根据先秦史料《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的记载,吴起并没有杀妻求将,而是出妻,即休妻。但是吴起"修德亲民"的治国思想,使其不会有"杀妻"的思想基础。吴起军令的严苛,则有可能使其有"出妻"之举,先秦文献记载也认为吴起没有杀妻,而是出妻。司马迁是西汉人,距离吴起在世已经200余年,他的史料当是听说来的。相对《史记》,先秦史料《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更为准确。     

司马迁思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司马迁是我国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兼文学家。他的《史记》标志着我们古代民族文化的光辉成就。司马迁的思想今人论述很多,但有些问题仍然值得探讨。例如,司马迁的根本思想究竟是道家,还是以儒道合流为基础、兼采百家之长?他看待历史是形而上学的循环论,还是具有朴素辩证法的发展观?他在《史记》中是以歌颂帝王为中心,还是对最高统治集团以揭露、讽刺为主?本文打算就这些问题谈点看法。     

略论司马迁笔下的礼乐制度

我们通过对《史记》八书的研究表明,司马迁对礼乐制度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提倡礼乐制度,是在黄老道家思想主导下,针对汉武帝后期每况愈下的社会状态和昏暗政治所开具的一剂治世良药     

在超越与探索中行进--评张强教授的新著《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

司马迁及《史记》研究一向是史学和文学研究的重镇。从西汉算起,《史记》研究已走过两千多年的历程。在这一时间里,司马迁及《史记》研究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乃至于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及史学研究中的显学。回顾《史记》研究的历史,其成果之丰富令人眼花缭乱。无论是司马迁生平事迹考证、文本章句阐释,还是思想义理研究等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些成果一方面为推动《史记》研究走向深入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内容上的重叠也给《史记》研究带来了困惑。近读张强教授的《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我以为,这部专著的问世从正…     

论史记取材

编纂历史著作,不同于文学作品,以抒情见意,辞必己出;也不同于哲理著作,以空言论道,设寓说理。一部传世的历史名著,应当做到言有所据,事有所托,字字句句,均有来历。所以研究《史记》取材,不仅是揭示司马迁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而且也是评价《史记》科学性的重要依据,因此是《史记》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会通前人研究成果,参以己意,比集司马迁所论载的资料,作一概略的归纳,供研读《史记》者以简明的参考,不无意义。     

司马迁论《易》

西汉时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阴阳五行比附儒学,成为神学正统,以充封建专制的御用工具。在此唯心思想盛行之时,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司马迁的宇宙观却与其相反,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不断地与怪诞的唯心思想作一定程度的斗争。司马迁的宇宙观及其对易学的见解,在其所著《史记》的片言只字中,能窥见其大概。 他首先认为: “易以道化”。(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易》是先秦研究宇宙的载籍,司马迁用《易》说明宇宙是不断变化的。在此基础上他在《自序》中进一步说:“易著,     

秦汉时期刺客叙事的变迁——由《史记·刺客列传》到“汉武梁祠画像”中的“要离刺庆忌”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收录了五位历史人物,而出现于东汉桓灵间武梁祠画像石上的属于"刺客群组"的则有六位,与前者相比,后者所多出的为刺客要离。由《战国策》、《吕氏春秋》至《史记》、《说苑》、《汉书》,再至武梁祠画像石"要离叙事"的变化,可见"要离"未进入《史记.刺客列传》,是司马迁经过考虑而选人入传的结果。在司马迁身后,汉人对其所书写型构的"刺客世界"并未终止,刘向《说苑》中出现了将此五位刺客义士打散后重编的思维与叙事新编。在从《史记》文本叙事到武梁祠画壁画像叙事之间,"要离"重新被型塑并经历了由"刺客之外"到"刺客之内"的角色转变历程。     

朝鲜金泽荣对司马迁《史记》的批评与接受

朝鲜文人金泽荣对司马迁与《史记》非常推崇,不仅从史学、文学等角度高度评价《史记》,在评价他人时,更是以司马迁与《史记》为准的,论述他人文学渊源时常常追溯到司马迁与《史记》。在编撰《韩史綮》、《校正三国史记》、《韩国历代小史》等朝鲜历史著作时,金泽荣积极向《史记》学习,践行司马迁的史学观,秉承"实录"精神进行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