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清时期地域商人集团的产生、发展及特点

地域商人集团的产生和发展,是明清经济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明清之际著名的商人集团就有徽州商人、山西商人、陕西商人、闽粤商人、山东商人、龙游商人、武安商人、宁绍商人、湖州商人、抚州商人、洞庭商人等。这些商人集团活动范围广,几乎无运弗届;经营业务多,可以说无所不包。他们不仅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着     

明清时期内地商人在云南的经济活动

本文认为,明清两代到云南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主要有江西、浙江、湖广、山陕、安徽、闽粤、四川、贵州等地的商人。他们在云南所从事的主要是开中和商屯、商业贸易、高利贷、投资矿业等经济活动。这些活动直接促进了云南农业、矿业和商业的发展,奠定了明清以后崛起的云南商业资本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云南社会性质的质变。     

明清时期南京的徽商

明清时期是徽州商人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活动范围“几遍禹内”,尤其在江南各地,更有“无徽不成镇”之谚。南京地处吴头楚尾,作为江南一大都会,更是徽商经常出入之地。本文试就明清时期徽商在南京的商业活动作一简要考察。     

明清时期山东的山陕商人

在商品流通空前活跃的明清时期 ,崛起于西北的山陕商人 ,迅速将势力渗透到山东城乡。鲁西一带由于运河交通的便利 ,成为山陕商人的密集之地 ,鲁西南、鲁西北及鲁中地区也多有山陕商人的足迹 ;他们或设坊开店 ,或长途转贩 ,或建立会馆 ,或设立票庄 ,经营广泛 ,财力雄厚 ,乃至垄断了某些地方的食盐、粮食、棉布、典当、钱庄等行业。山陕商人的经营活动 ,有力地促进了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     

晋商王文素及其《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

晋商王文素及其《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张正明，高春平晋商是明清时期雄踞国内商界长达五百年之久的强大商业集团。他们不仅以善于经营，资本雄厚，执金融界之牛耳著称于世，而且在中华民族科技发展史上做出过一定的贡献。明代晋籍商人中有不少人由于经商活动的需要而粗...     

浙商精神给黄山人带来的反思

一、古“徽商”与新“浙商”的区别及共同点 “徽商”是旧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活动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清时代徽商达到鼎盛时期，“无徽不成商”传遍天下。在明嘉靖以降至清末民初，渐趋衰落。     

试论明清社会的变迁及其商业伦理的发育

本文试图揭示作为历史形态的“儒商伦理”的发生是根植于其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历史变迁过程中 ,以至于明清时期的社会变迁出现商品经济的独立化倾向 ;商人阶层活动的独立化倾向 ;传统社会的等级性结构的松动 ,以及明清启蒙思想家自觉对商品经济活动辩护等总体性特征。这对明清时期的商业伦理 (“儒商伦理”)的问世提供了较为成熟的历史契机 ,而这一时期发育的商业伦理也不可避免地烙上当时的历史性格。     

地域商人与明清时期浙北区域经济发展

明清时期,各地域商人特别是外地商人在浙北地区相当活跃,对以蚕桑丝织业为代表的特色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是明清时期浙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外地商人在浙北地区经贸活动的开展,促进了浙北地区与周边、全国乃至世界经济的交流,推动了浙北地区市镇经济的繁荣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和巩固了浙北地区的全国丝业经济中心地位。明清时期浙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招商引资对地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搞好招商引资必须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完善市场基础,不断增强产品竞争力。     

明清时期福建商人在国内活动探略

明清时期福建商人积极从事国内贸易活动,并取得了一定成就。明清两代封建社会商品经济都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地方市场和区域大市场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东南沿海一带的手工业还零星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粮食翩花、蚕丝等农产品以及棉布、丝绸、蔗糖、茶叶、烟草等手工业产品的大量投放市场,为商人的兴贩准备了充足的物资,而地区生产原料与消费资料生产的不平衡,又为商人的兴贩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如明清湖广、江浙等地粮产丰富,但福建却严重缺粮、同时也缺乏棉花、蚕丝等纺织原料,不得不仰赖于外地供给。“故漳泉贩之惠潮;兴化贩之温台…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布号与布庄

布号与布庄,是明清时期江南城镇中的棉布业商人组织。就布号与布庄的活动进行考察,将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于徽州商人、山陕商人、洞庭商人等商人集团在明清江南市镇活动的认识。     

试析明清徽州盐商独特的文化人格现象

地处明山秀水、钟灵毓秀的新安江流域万山丛中的徽州地区,曾经孕育了一个独特的商人群体,其活动范围“几遍宇内”,所谓“山陬海涯无所不至”。当时,沿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然而这支活跃于明清经济舞台的徽州商帮,真正称雄于世,且对明清社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首推徽州盐商。这些“治盐荚,家渐起”的徽州盐商在三百余年的荣辱兴衰发展史上,留下了独特的文化人格现象。笔者意欲对其剖析,从文化侧面对徽州盐商提出新的看法。     

理性的驱驰与义利的兼容——宋明理学与东南家族社会经济变迁简论

宋元以来 ,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的南移 ,浙闽粤等东南区域的社会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明清时期 ,这些地区已执中国商品经济之牛耳。与此相适应的是 ,该地区的民间家族组织也获得快速的发展。东南家族制度的形成与完善 ,是与宋明理学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渗透分不开的。随着理学宗法伦理观念的庶民化(民间化)及其文化规范的程序化及可操作化 ,东南的家族社会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活用理学的文化象征资源 ,将之内化为一种并非纯粹功利主义的经济伦理精神 ,用于指导家族成员的工商业实践。明清以来东南“儒商”的经济活动 ,呈现出一种义利兼容的“文化经济”形态。在正视理学对东南家族中的个体禁锢的一面的同时 ,我们应看到 ,理学也借用其业经民间整合过的文化话语力量 ,良性地影响着东南的基层社会经济变迁。本文尝试以社会史的视角 ,初步探讨理学对东南家族文化的整合 ,及其在家族文化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     

试论明清时期的佛山商人资本

<正> 明清时期的佛山商人,是中国商界一个重要的商人集团,在它存在发展的数百年间,曾经对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它的产生原因和历史发展状况,笔者曾作过一些粗浅的研究.本文拟进一步剖析明清时期佛山商人资本的来源和形式,探讨其发展的趋势和历史作用.不当之处,敬祈史学界同志们指正.     

明清山陕商人在湖北的活动及其会馆建设

本文分析了明清山陕商人在湖北的商贸活动及其会馆建设概况,论证了明清山陕商人在湖北的活动,对于推动明清以来湖北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加强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从《闽都别记》看古代福州商人的活动

自五代两宋起,福州即为我国东南著名的商业城市之一,宋人咏福州:“百货随潮舡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清代福州城区北至屏山,南极南台,城区人口“不下数十万家,”商业十分繁荣.据各种记载看,古代福州人是善于经商的,明代张瀚论福州:“民多仰机利而食,俗杂好事,多贾治生,不待危身而取给,若岁无丰食饮,被服不足自通,虽贵官巨室,闾里耻之,故其民贱啬而贵侈.”然而,福州商人的经营活动有什么特点呢?由于史籍留下来的材料如凤毛麟角,人们对福州商人的历史情况至今不甚了解.     

关于徽商起源于东晋的外因论与内因论——徽商起源札记(二)

将“新安歌舞”与徽商联系起来的研讨,我们所见的有《知新录》和《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下简称《佃仆制》)它们都认定:“新安歌舞”便是东晋时期新安商人的离别之辞。《佃仆制》于此写道:“徽商的兴起早在东晋时期”,“他们外出经商的离情别意被编入歌辞供娼妓演唱,说明新安商人的经商活动已为时人所知。”     

徽州商人与芜湖

明清时期，长江流域是徽州商人在商业上称雄的地区，当时往来于大江之上，转贾于吴楚之间的富商大贾主要就是徽商。清人梁启让说：“安徽沿江南岸六县，皆舟舣停泊之所，而芜湖尤当其冲。”芜湖地处“皖南门户”。自然成了徽商成云际会之所。徽商经常往返于芜湖和徽州之间，也有相当多的人移居落籍芜湖。他们在芜湖的活动，不仅反映了明     

明清晋商对外贸易地理方向选择原因分析

近年来,晋商这一历史课题引起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目光远大志存高远,在将整个中国版图纳入视野之内时,积极从事外向型经营,不失时机地和外国人做买卖。从政治、经济、社会和自然地理等方面多角度地分析,明清晋商对外贸易伙伴主要集中于蒙、俄。     

明清徽商在杭州的活动

明清时期,寓居杭州的徽州商人活跃于商品流通领域,一方面加强了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则对杭州城市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一明清时期的杭州与苏州并称为江南二大都会。以杭州为中心,把太湖南端的杭嘉湖平     

明清时期闽东、浙南地区的畲族经济

明清时期,大批畲民从闽粤赣边区徙居闽东、浙南地区,经过他们的辛勤垦辟,大力发展多种经济,其经济得到持续发展,并促使该地区经济结构改变,民族融合。本文从明清时期畲区经济类型、经济结构方式等入手,对这一时期畲族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历史考察,并揭示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