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志”、“缘情”名异实同论

“诗言志”。朱自清说它是中国诗歌理论“开山的纲领”。由于孔子又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以及“温柔敦厚,诗教也”的话,后人就把儒家这些注重诗的教育意义和社会功用的诗歌理论称为“言志派”;而把“情”视为与政教对立的“私情”,“因而在诗论中常常出现‘言志’和‘缘情’的对立”。(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尚书·尧典》篇“说明”。)     

诗教传统的坚守与背叛——陈三立诗歌的现代性

“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是儒家古典诗歌理论的重要范畴,对我国古典诗歌产生极大影响。近代以来,西方个性解放主义思潮传入我国,诗教传统已不适应社会和诗歌发展的潮流。一些深受文化传统影响的诗人在创作中开始不自觉地冲破“温柔敦厚”的樊篱,中国传统诗歌承载了更多个性解放的时代内容,因而具有了现代意义。陈三立的许多作品中保存并发展了晚明以来诗歌流露出来的那种自我意识急速膨胀但又严重受制于现实的哀伤、敏感与悲愤,尽管由于自身以及时代的局限,陈三立没有在思想上彻底摆脱纲常名教,但在诗歌创作上回应了晚清民初小说界的“哭泣”主题,他的两难处境,实际上也是晚清时期处于新学旧学交界时的文人的两难处境,具有强烈的时代性。     

简析李光地的诗学思想

清人李光地不仅为理学名臣,也是卓有建树的诗歌理论家.在他看来,诗文全关气运、诗贵含蓄蕴藉、诗以道性情、温柔敦厚为诗之教、作诗应从摹仿人手和作诗如做人.他对诗文的论述在逢迎康熙“文治”需要的基础上,继承了儒家“诗言志”、“修辞立其诚”、“温柔敦厚”和“知人论世”等古老诗学话语.这些思想虽非李光地首创,却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直接影响了康熙文艺政策的制订和文学观念的形成,为奠定康乾盛世的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古诗十九首》与中国古代文人用情态度

《古诗十九首》是中国古代抒情诗史上第一次对孔子“温柔敦厚”诗教传统的完整实践。《十九首》用情既不言政治教化，又不歌功颂德，而是言一己之情，表现出与前代截然不同的用情态度。其“含蓄蕴藉”、“怨而不怒”的抒情方式也直接影响了后世中下层人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     

论《毛诗正义》的“诗教”理论

《毛诗正义》广泛继承了先秦两汉的“诗教”思想,并对毛诗派的教化理论做了进一步的严密化和体系化。它将《诗经》视为以教化的积渐为主线、按教化展开的顺序精心编排的体现教化之道的书;认为《诗经》是教百姓“礼义”、传播儒家道德伦理思想的载体;揭示出诗教和乐教发生的机制就是“移人性情”,诗教、乐教归本于情教;诗教的最终目的在于使人民性情中和、温柔敦厚。《毛诗正义》对“诗教”理论的突出贡献是引入了“性情说”,从形而上探讨了教化发生作用的根本原理,这也是理论体系深化的标志性成果。     

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女性意识

女性不仅受到人们的赞美和热爱，中国古典诗歌美学还渗透着强烈的女性意识，本文从其心理机制：文人士大夫的恋女情结；诗教理论：“温柔敦厚”的诗教、审美主客体的女性色彩；外在表现：阴柔之美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其深受道禅影响的哲学根基。     

刘勰发展了“诗言志”与“诗缘情”的理论——初论《文心雕龙》中的情与志

古代文学中的“诗言志”与“诗缘情”是评论诗歌及其创作的基本理论。秦汉以前,在诗歌创作及其评论中大都是沿用“诗言志”的理论,强调文学为政教服务,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就是其中有代表性并对后世有影响的理论。孔子的“温柔敦厚”诗教说,孟子的“知人论世”说,荀子认为诗是阐明“圣道之归”的看法等,都是把诗歌当成经学的附庸。汉代诗论的代表作《毛诗序》在继承儒家诗     

朱自清古典诗学批评初探

对中国诗学理论的研究,是朱自清先生功底和见识的集中表现。他深入探讨研究古典诗学的基本途径．并且提出：“诗言志”是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文人眼中的山水实乃一种境界;温柔敦厚的诗教是诗评的传统标准;乐府精神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主流。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研究课题和颇有启发性的学术成果。     

明嘉靖《全唐诗选》的诗学理念

明嘉靖年间,李默、邹守愚所编《全唐诗选》以儒家传统诗教为宗旨,强调诗歌的教化功用,倡导温柔敦厚、雍睦和平之风,重视诗歌对人性情的归正与涵养作用.其选诗以高棅《唐诗正声》为主要底本而参之以高棅《唐诗品汇》和杨士弘《唐音》,具体选诗体现出以李白五古为正宗,重视李商隐、张籍、王建等中晚唐诗人的鲜明特色.此选给予盛唐以下诗人,特别是晚唐诗人以高度关注,在明中期的诗歌复古思潮中弹出异响,客观上为中晚唐诗的传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王维诗美的适度原则和中节控制

王维诗歌的最大贡献,即是他遵循适度原则和中节控制的合度表现,天才地创造出中国诗史上最合乎"温柔敦厚"之理想尺度的诗歌范型.儒家诗教所要恪守的原则,与其说是诗的内容,不如说是诗的表达.因而形成了中国传统诗美具有长言咏叹的委婉含蓄的表现性,向来以比、兴之表现而见长,强调"而不"的适度控制.而王维最看重和追求"曲而达"的表达,微婉善讽、委曲迭情,其诗歌锋芒内敛,情感隐而不露,形成了"文质彬彬"、"文质参半"的美学形态,成为"中和"审美理想在文学上的一种卓绝表现,也强化了中国诗美的适度表现的传统.     

试论《潜夫论》散文之“潜”

王符《潜夫论》散文之＂潜＂,即为一种含蓄、冷峻的散文风格。具体表现为其冷静理性的陈述句群、张弛有度的论述节奏、辛辣冷峻的嘲讽式叙写、＂曲终奏雅＂的结尾模式。王符这种散文风格的形成,既是其自身遭遇及个性使然,又是其接受儒家诗教温柔敦厚文学观念熏陶的结果,同时也是东汉中后期士人心态的一种折射。     

古代诗歌比兴传统的建立及对诗歌的影响

赋比兴是前人从《诗经》中概括出来的三种表现方法,后世所谓“比兴”在《诗经》中即指比兴合用和通篇用比,使诗歌具有了含蓄凝练的韵味,具备象征的意义。《楚辞》“比兴”发展为以“香草美人”寄托诗人的审美理想,使诗意含蓄曲折,思想隐晦。从此,“比兴”的传统一经确立,对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批评的一大特色。我们在欣赏古代诗歌时,遵循审美的特殊规律,以诗歌的意象为线索去领略含蓄隽永的韵味,尽量避免主观臆测和牵强附会,使欣赏更接近诗歌的本来面目。     

简论范成大景物诗的表现手法

范成大诗歌的创作风格,前人多评述为“清新妩媚”、“奔逸隽伟”(杨万里《石湖诗序》)、“取境雅瘦,力排丰缛,然气韵自腴,故高峭而不寒俭”(陈衍《宋十五家诗选》)、“声调自好,然而浮声多于切响矣。”(《瀛奎律髓刊误》)其实,在范成大现存的一千九百一十六首诗歌中,尤其在大量的景物诗中,委婉含蓄的表现形式也是他诗歌创作中不容忽视的特点。这一点,《四库提要》中虽有论述:“盖追溯苏、黄遗法,而约以婉峭,自为一     

儒家诗教是“政教工具论”吗?——与王启兴同志商榷

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儒家诗教在我国传统诗歌理论中也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弄清儒家诗教的实质及其作用,是关系到如何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大问题。一近阅王启兴同志《论儒家诗教及其影响》(载《文学遗产》1987年第4期)一文,觉得该文对儒家诗教的评论不够公允,而且是浮光掠影式的评论,并没有全面把握儒家诗教的实     

儒家诗教生成的礼乐政治背景

儒家诗教以它凸显政治教化、强调"温柔敦厚"的风格影响着后世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对其被长久奉行的原因进行全面分析的论文尚不多见。拟从礼乐政治与《诗》的关系,"为政以德"的儒家政治诉求对诗教的需求,政教合一的体制下儒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诗教的影响,士大夫政治使得儒学、进而儒家诗教的长期奉行成为可能等方面来分析儒家诗教历代承传的原因,并强调要正确认识儒家诗教及其影响。     

叶嘉莹先生的诗教特色

中华诗教可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春秋至两汉是前一阶段,从魏晋至今是后一阶段。前一阶段是站在用诗的角度,以《诗三百》作为言志、悟理的媒介,产生了孔子"兴观群怨"的诗教和汉儒温柔敦厚的诗教。后一阶段是站在作诗、评诗的角度,而以诗歌的创作、评赏以及诗歌审美理论的探索,也就是以文人诗的传统为诗教。叶嘉莹先生将一生奉献给中国古典诗词,无论在诗词的创作、评赏以及审美理论探索各方面,都取得惊人的成就,故其诗教的性质,似应属第二阶段,即文人诗传统的诗教才是。然而先生的诗教内涵并不以此为限,而是也斟酌吸收了前一阶段汉儒伦理教化的诗教,并且既凸显又深化孔子诗教中"兴"的作用,从孔子侧重于作人、悟理方面的"兴",深入到情意领域的兴发感动之力与美。因此先生的诗教特色,是从孔子的"兴观群怨"提炼出诗歌中兴发感动生生不已生命力量,作为其诗教的核心,并以诗歌的创作、评赏以及美学理论的探索为其诗教展演的舞台,可说是前后两阶段诗教的集大成者。     

“诗教”小诠

“五四”以来,孔子受到片面的否定,他的“诗教”观点,也被认为是违反阶级斗争的文艺观,长期受到“讨伐”,其实是不公平的。 根据《小戴礼记》的记载,孔子曾说:“温柔敦厚,诗教也。”《论语》也记载过孔子的话:“《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诗》……可以怨”。司马迁在《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中引申这     

从曹植的诗歌创作看曹氏父子对古体诗的贡献

建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然而却也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这一时期,不仅在政治上群雄并起,天下纷争,而且在文学上俊才云蒸,作家辈出。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建安诗坛的士子们一反儒家规定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所谓“诗教”传统,以明朗、刚健、慷慨、悲壮的风格在文学上树起了一面全新的诗歌的旗帜。他们不仅以功业思想和英雄意识作用于诗坛,而且将关注的笔触伸     

禅悟对中国诗歌发展的影响

中国古代诗歌从逐渐摆脱儒家传统诗教的束缚，走向唐代的多元与辉煌，禅宗的影响不容忽视．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禅家的顿悟思维方式改变了诗人的艺术思维模式．由于顿悟思维与灵感思维十分相似，所以，禅悟的非功利化、非逻辑化和非客现代特征使诗歌创作在内容上由重再现客体转向重表现主体，风格上由温柔敦厚转向空灵幽远，为中国古代诗歌艺术开辟了一个不同于儒家传统诗教的崭新天地，大大增强了诗的美感。在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从总体看，我国诗歌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在这一时期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内容上，从重再现客体转向重表现主体；风格上，从温柔敦厚转向空灵幽远。这种转变自魏晋始，到盛唐达到高峰。造成我国诗风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怫教的影响是本枣原因之一。     

再论杜甫时政诗的创作必须——由杨义“悟后解诗”法说起

杨义先生的《李杜诗学》以“悟后解诗”法分析杜甫时政诗之一《赠花卿》,认为它在政治层面“并无所指”,并对传统的解杜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杜诗所谓的意在言外其实是“过分牵系儒家经义”。然而从《赠花卿》创作的时代背景如时间、地点等方面入手,同时对诗歌本身进行感情层面的推敲,杨义先生的观点并不能令人信服。此外,杜甫的入世心态、唐代“以诗鉴治”的政治需求决定了杜甫以时政入诗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唐诗以“含蓄”为美的传统又决定了此类诗歌传达主旨时的隐蔽性,因而杜诗是否“意在言外”,有待与杨义先生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