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脉络的早期思考——费孝通与顾颉刚的人生交谊及学术论争

顾颉刚与费孝通是中国历史学界、人类学界两座学术高峰,但关于二人之间关系,惜乎一直没有引起学界关注。笔者以20世纪30、40年代“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争入手,基于《顾颉刚日记》对论争前后顾颉刚与费孝通交往的记载,考察二人关系,试图以“人生史”的视角重建顾颉刚与费孝通生活世界之关系脉络。通过梳理《顾颉刚日记》中有关费孝通与顾颉刚私下交往的记载,最大限度地靠近历史现场,还原彼时学术论争的本来面目。面临民族危难,顾颉刚深感急需凝聚国民精神以共赴国难,时势驱使他完成了“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建构,这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本土家国情怀。面对复杂时势,费孝通也选择以国家情怀为上。此次论争很可能是二人默契配合的结果,也即一种基于国家大义的“善意的共谋”,堪为构建“中华民族”观念的早期思考之一,不但可以从中窥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最初的身影,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古史辨》辨名

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     

顾颉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正> “顾颉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于1993年5月7日至9日在苏州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日本、香港、台湾的近15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近90篇。与会学者对顾颉刚一生的学术成就、学术思想和方法等问题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第一,“古史辨派”的成就及其对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顾颉刚先生的疑古辨伪之学根植于清人崔述、姚际恒等人的经学考辨,导致了顾对经传的最初怀疑;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传来的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特别是历史进化论学说,直接推动了顾颉刚的疑古辨伪     

《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中的鲁迅与顾颉刚

鲁迅研究领域不乏公众感兴趣而长期未曾深入研究的问题，这主要因本领域只关注宏大叙事的思维习惯所致，有些论者却归因于“神化”鲁迅的政治需要而为贤者讳的护短。《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和鲁迅与顾颉刚的交恶就属此类，世纪之交由顾颉刚著作出版再度提起并引起关注。实际上就事件发生、发展到事实上结束的过程看，“抄袭”案在其发生之时就已结案：顾颉刚和陈西滢尽管私下、公开都断定鲁迅抄袭，但他们自始至终只有“剽窃”“蓝本”之类含糊说词，拿不出充分必要的证据。如此，当时的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小说研究领域自然会有公论。“抄袭案”之所以发生，表面是私人事件，实则是“女师大风潮”中支持和反对学生运动的两派斗争。将其看作个人恩怨，从顾颉刚和陈西滢一面的确如此，顾颉刚之“告陈通伯”鲁迅“剿袭盐谷温”,目的不是维护学术道德、严肃学术规范，而是帮朋友攻击论敌；陈西滢对鲁迅的人身攻击，是为暗护凌叔华。从鲁迅一面则更多体现公心：鲁迅是从私人事件观察社会人心黑暗，将论敌射来的暗箭用作反击利器，帮同一战阵中的伙伴打赢一场硬仗，同时洗刷冤枉、维护了个人名誉。鲁迅的反击，其动机、目的和效果都非仅限于私人恩怨，而是社会批判。     

从孟姜女故事研究看顾颉刚的古史观念

孟姜女故事研究不是“层累”说的促成因素,而是顾颉刚在提出“层累”说以后,为深化其“故事眼光”以更好地解释古史演变,才展开的个案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确实深化了顾颉刚的“故事眼光”,并对其古史观念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是推动其研究旨趣在“辨真伪”和“穷流变”之间,进一步偏向了后者;二是让顾颉刚认识到在古史演变中,还存在由共时性多元地域文化向历时性一元叙事转化的现象。     

傅斯年、顾颉刚中山大学语史所时期矛盾考论

学界多认为,学术见解的歧异是傅斯年与顾颉刚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期产生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治学异趣在这一冲突中的“份量”究竟有多大,却值得考析。从北大国学门到中山大学语史所再到中研院史语所,其旨趣是一脉相承的,疑古思潮并非这些研究机构的集众旨趣,而“疑古”的顾颉刚却多参与其中。同时,后来竖起“史料学派”大旗的傅斯年,其早年学术性格恰在“疑古”与“考信”之间,他由疑古转向考信,可以说是其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不必有意与顾颉刚立异,更何况顾颉刚学术思想之发展也是“始于疑,终于信”。     

顾颉刚的边疆史地研究:个人情爱与民族情感的交汇

九一八事变之后,顾颉刚的学术生涯出现了一个新的面向,从之前专注上古历史的考证、辨伪转而从事研究中国的历史疆域和边疆民族。1934年《禹贡半月刊》的出版和禹贡学会的成立,便是一个标志。顾颉刚本人指出此乃中日关系恶化、民族危机深重所致,但从他当时留下的日记和书信,又可以看出他之从事边疆史地的研究,与他长期爱慕谭慕愚（又名谭惕吾）有着密切的关系。谭慕愚的爱国热忱和行动是促使顾颉刚学术兴趣转向的重要契机,而且顾颉刚与谭慕愚的来往还间接地影响了顾颉刚的古史研究。探讨顾颉刚、谭慕愚及殷履安（顾颉刚妻子）之间的三角关系不仅呈现了顾颉刚学术生涯中民族情感和个人情爱的交互作用,而且有助于展现五四学人婚恋和情感生活的复杂和多面,为从情感史的角度考察中国近代学术变迁提供了一个实例。     

“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生成与转向：顾颉刚的思路及困难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建立了20世纪传说故事研究的范式。1924年《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与1927年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显示了其研究由生成到转向的过程。1927年后，“地域因素”成为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的重点，这一转向背后隐藏着观念的转变，传说之流传方式及文学审美给顾颉刚造成的困难使他的学术宏愿落了空。     

顾颉刚：新中国建立后的学术定位及其最后遗憾

顾颉刚先生创建“古史辨派”，从20到40年代经历了由实验主义到今文家言，由经学到史料学，再由史料学到神话学的转变过程。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作为学术主流的“古史辨派”已经消失，但顾颉刚个人的疑古辨伪方向始终未变。从中国考古学的角度观察，顾颉刚对考古学的过于熟知，导致了他对考古学的冷漠态度，并最终导致了他古史研究的重要缺憾。     

"中部神话群"的"地域"解读

在昆仑神话与蓬莱神话之间,还存续着一个“中部神话群”,它有着自己鲜明的地域特点,折射出浓郁的人性之光与盆地意识,与昆仑、蓬莱神话又保持着某种特定的链接。发现和整合“中部神话群”,是对顾颉刚先生“两个神话系统”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     

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兼论中国古史学的理论发展问题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为卓越的古代史研究中,顾颉刚先生的“典籍科学考据学”成就尤为突出。顾先生在史学研究中始终一贯地坚持一种彻底的理性主义态度,而他的史学实践的方式和目标,更奠定了此后中国古史学与世界主流历史理论进行深入沟通的基础,并与今日体现在历史符号学领域内的诸多要求颇多契合。历史符号学的主要目的是对原始文本进行意义和功能的分解与组合,其重要分支之一正是史学材料学的分析研究,顾颉刚先生毕生的事业可以说都属于这一方向。在此基础上,中国古史学还将进一步积极参与到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建事业当中去。     

顾颉刚先生与考古学

古书辨伪工作是顾颉刚先生毕生致力的事业,他的最终目的则是重建真实的上古史。他并且认识到重建上古史的根本出路在于考古学,只是未及从事相关工作。而时至今日,已出土了大量五帝传说时代的考古资料,通过考古学来重建真实的上古史也已有实质性的开展了。     

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为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而作

顾颉刚先生所编《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包括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古史辨》所从事和倡导的“疑古”工作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是试图为建立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寻求合格的史料学基础。但主要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古史辨”学者们当年对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复杂性尚不能有充分的了解,因而在对古书真伪、成书年代、作者,乃至其中某些特定内容的史料价值以及各宗古书资料之间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简单化的缺陷。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古史史料学基础问题的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领域之一,是对于新出土文献的研究。在大量新出土文献资料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有可能获得某些较之以往更合理的古史史料学概念,建立现代古史史料学概念的整个工作也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近代中国“边疆学”概念提出与传播的历史考察

就目前所见,"边疆学"一词作为学术概念最早见于1933年6月出版的《殖边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1936年1月,顾颉刚先生据冯家昇先生旧作修订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所用之"边疆学",是该词作为学术概念在论著中出现的最早记录。因顾先生的关系,这一概念还在燕京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成立宣言》、《我国边疆学之内外研究略史》、《中国边疆学会丛书总序》中多次出现。1939年3月至6月,杨成志先生拟定《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边疆学系组织计划纲要》,首次建议在我国高校设置边疆学系,希望把边疆学建成一个学科,但未获批准。顾先生的"边疆学"概念与杨先生的有区别也有联系,共同点之一是都与外患紧迫密切相关。不过,时人对"边疆学"一词兴趣不大,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是"边政学","边疆学"一词于是长期淡出了国人的视野。     

“无为而治”思想的一种隐喻性言说——再释《易经》“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周易·系辞》中的“垂衣裳”解释,有两种影响较大：一是指衣裳作为管理者的标志;二是指对“无为而治”思想的一种含蓄表达。不过,第一种观点已经偏离了“垂衣裳”所要传达的根本意指。该观点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陈传席先生。把“垂衣裳”作为管理者之标志的解读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商榷的必其一,悬置“盖取诸乾坤”的解读行为缺乏充分的、直接的历史史料支撑;其二,忽视了“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产生的时代背景及思想文化语境;其三,未注意到“衣、裳”分制的历史发展逻辑和衣裳并置背后所潜在的语境玄机。其实,“垂衣裳”句不过是后人假托黄帝尧舜宣扬无为而治的思想罢了。而“垂衣裳”之所以是“无为”思想的隐喻性言说,主要在于与“非垂衣裳”所关涉的有为行为相比较,“垂衣裳”所呈现出的是“守静”的意义,它是“垂衣裳”与“无为”思想相联系的拱顶石。     

略评顾颉刚的古史批判与《老子》研究

顾颉刚对古史的批判,以质疑传统的道统观为逻辑前提。顾颉刚认为,中国的古史是按照道统的体系编排演绎出来的,传统说法中的老子虽非道统中人,但老子及《老子》书由编造而成,是道统说的派生物,因而要一并推翻。这种对古史系统的存疑态度,为研究中国传说古史开阔了学术视野,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然而,顾颉刚的疑古由于对某些传说缺乏分析,对于古史中包括有关《老子》的一些论断也失之主观,值得反思。     

海岱龙山文化与尧舜之乡考辨

自古以来,关于尧舜的传说、记载不胜枚举,至于他们的出生地和主要活动区域,更是迷雾重重,迄无定论。将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可对尧舜的出生地和主要活动区域进行初步定位。可以推断,山东省菏泽地区才是真正的尧舜之乡。     

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还是“真正的实证科学”——答俞吾金教授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相关论述中把哲学等同于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思辨的唯心主义哲学,并用真正的实证科学指称从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出发去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考察方法,因而他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而是真正的实证科学。至于我们现在能否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这取决于我们对哲学概念本身的界定。俞吾金教授以海德格尔对于哲学研究对象和实证科学研究对象的看法为依据,将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一种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哲学,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曲解,这种说法无论从文本依据上讲还是从逻辑上讲,都是不能成立的。俞吾金教授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对中央编译局《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相关译文作了修改,但他对译文的五处改译要么是画蛇添足,要么是错误的。     

论《穆天子传》的史料价值

因为对《穆天子传》成书年代及真伪的不同看法 ,该书的史料价值从明清以来便颇有争议。近代学者中 ,顾实以历法立论 ,认为《穆天子传》用周正 ,自当为周书 ;顾颉刚以战国形势和中西交通立论 ,认为该书成于战国。以北方气候的实际情况而言 ,顾实持论极为坚实。顾颉刚对战国中西交通的推论则与事实不符。借助传统文献与金文研究成果 ,可知战国说者对《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的几处主要质疑均不能成立。历法之外 ,《穆天子传》中“毛班”见于铭文 ;“穆满”为美称亦有金文可确证 ;《穆天子传》中称穆王为“天子”,更与《诗经》《逸周书》及众多彝器铭文相合。因此 ,《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 ,具有极高史料价值 ,是无可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