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北宋政治的准宪政特征

宪政之基本精神是以根本大法限制最高政治权力。宋代中国政治已经具有若干接近于宪政的准宪政特征：宋太祖、太宗的家法,实际上是宋代政权的组织原则,在约束皇权方面,相当于一部高级法在发挥作用;北宋皇权、相权、台谏三权并立,是有效防止权力滥用的制度敷设;北宋的文官制度,以科举考试、业绩考核、高薪养官等制度为中心,已具有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雏形;北宋的党争,以政见之不同为主要争论中心,可谓政党政治的雏形。北宋的准宪政政治对宋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代相权的兴盛

宋初在权力结构的调整中对相权进行了分割,但考察宋代实际的权力运作,宋代的相权自始至终处于兴盛状态,对相权所采取的几项措施都没有对相权产生实质性的削弱作用。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宋代所奉行的基本国策是“以儒治国”,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同时,相权兴盛也是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亦是当时频繁的军事活动所需。     

《宋代台谏制度研究》

我校历史文化学院古籍所副研究员刁忠民著述的《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一书，系“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项目”，已由巴蜀书社于１９９９年５月出版，全书约２０万字。 宋代的台谏制度是我国中古时期的一特殊政治制度。它将秦汉以来的御史制度和谏官制度合而为一，并形成了御史和谏官的集团势力，成为与宰辅并列的两大政治势力，是宋代皇权与相权这种天平上最重的砝码。而既往的研究往往将其列入监察制度的范畴，这显然是有局限的。在《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一书中，作者从“建置”、“事权”、“选任”三个方面，分三章十六节对宋代…     

试论战国王权的几个问题

战国国君不断改变称号直至最终称王体现了战国王权的形成过程.国王通过赋税征收制度、符节制度、官僚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并辅以神权来加强王权.王权的强化与相权产生了矛盾,因而国王利用俸禄选士、严刑峻法和设置大将宠臣等手段来分化控制相权.与诸侯的君权、周代王权及秦代皇权相对照,战国王权具有自身的时代特点.战国王权是诸侯君权的扩张,其专制性与西周王权有本质区别,其不成熟性则是与秦代皇权的主要差异.     

试论北魏前期尚书制度的特点

尚书制度,从两汉到隋唐,经历了长达六、七百年的形成发展过程。众所周知,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权和相权始终存在着矛盾。在秦统一以后的两千多年中,这一矛盾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着。从总的趋势看,皇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削弱;而尚书制度的发展变化,正是这一矛盾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正是以皇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削弱为前提的。例如:汉武帝有感于西汉前期相权太重,排斥丞相,任用亲信,让秦朝和西汉前期仅仅为皇帝掌管文书的尚书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光武帝有感于西汉末年权臣擅政,又“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后汉书·仲长统传》);魏晋以后的君主们有感于尚书省权力过重,改而重用中书、门下二省,以分其权,尚书失去出令纳奏之任,仅为行政事务的执行机构。总之,尚书制度的发展变化,从根本上说,是由加强皇权造成的。     

宋代监察体制述论

宋代的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监察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具有承上启下的特征。中央监察系统通过强化皇权、削弱相权和御史台权、扩大御史监察范围、精简谏官人数、扩大监察职能、御史机构与行政机构相互监督、封驳官与台谏共享监察权 ,将秦汉以来的御史纠弹百官与言官谏诤君主合二而一 ,形成台谏合一体制。在地方建立了监司与通判两级监察体制 ,使监察体制更为严密 ,并为其后的元、明、清代多层次的地方监察体制奠定了基础。     

论中晚唐宰相制度

中晚唐时期的宰相制度，是在唐玄宗时期建立的宰相独断制的基础上演变的，其演变方向，主要有二：一是皇权通过健全宰相内部互相制约的功能，主要是建立了延英殿议政制度，来避免相权太重的弊病，二是主要在宦官系统中建立对行政系统直接干预和控制的枢密使制度，来达到控御相权的目的。结果是使得中晚唐时期的相权日益陷入不健全和不完整的境地，导致中央政府统治权威的丧失和国力的日渐衰颓。     

南宋国用司与中央财政

国用司是南宋时期宰执兼领中央财政,以筹措军资的京局.作为在尚书省户部之上设立的理财机构,它是中央财政机构的主要决策部门.通过对其设置背景、机构组织和具体职责的研究,可以窥见当时中央财政运作状况,发现南宋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微妙关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真实性问题形象思维问题论争与苏俄文学传播中的《文艺报》

20世纪50年代国内就真实性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文艺报》积极介入论争。在真实性问题的论争中，《文艺报》通过译介苏俄文章为国内论争找到关于真实性理论的合法权威根据，进一步使国内认可真实性问题。在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中，《文艺报》通过构筑知识背景，引导国内的论争朝着五十年代文学规范的路子上发展。20世纪50年代《文艺报》通过传播苏俄文学、文论对真实性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论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中国外戚政治的起源及形成的历史条件

中国最早的外戚干政始于战国后期的秦国.外戚政治是封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政治现象,其形成的历史条件有五:在贵族政治向君主集权专制的转化过程中产生,君主专制条件下政治与权力价值观念的转变,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与冲突加剧,皇室内为了防止皇族同姓近亲利用亲族身份篡夺皇位导致的权力争夺与冲突,作为解决文官制度对封建专制制度离心力的补充手段.     

浅议辽朝的中书省职官

旨在考证辽朝的中书省职官 ,认为大丞相 ,左、右丞相 ,参知政事等都是实职官 ;同平章事分为两类 ,其中兼中书侍郎或门下侍郎者是实职官 ,其他则为虚衔 ;中书令和中书侍郎完全是虚衔。辽朝的中书省职官制度既有对唐、五代、宋初宰相制度的借鉴 ,又体现了在“因俗而治”的原则指导下南面官的自身特点。另外 ,也兼及中书省与南枢密院的关系问题     

唐代宰相与科举关系研究

通过对唐代宰相与科举关系的论述,揭示出唐代科举制的主要内容以及唐代宰相对科举录取的影响:科举制是唐代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也是唐代选官的重要方式之一; 唐代科举制的内容丰富、复杂,而且有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 唐代许多宰相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因为学识德行、出身、政见等原因对科举的态度不尽相同,但许多人都直接或间接参与、干预科举的录取。     

试论史弥远对其执政合法性的塑造——以嘉定宝玺事件为中心

嘉定年间,蒙古的崛起改变了原先宋、金、西夏三国并立的稳定格局,令未来局势走向变幻莫测。为寻求因应之道,南宋朝野上下围绕着内外政策展开了激烈争论,作为宰相的史弥远及其所奉行的“安静”之政,不断遭受抨击。嘉定十五年,他利用蒙古归还徽宗宝玺的契机,策划了一场隆重的受宝典礼,意图借此改变人们对于南宋处境的认知,弥合朝野分歧,维护政局稳定,进而塑造其长期执政的合理性。     

宋室南渡初期的政局变化与词坛风气

宋室南渡初30年,政坛一波三折,词风亦随之迭宕起伏。绍兴和议以前,在进元而退政宣的政治背景下,词坛通过对政宣风流的清算来完成崇雅黜浮的词学使命,借助于再续元学术来完成苏轼词风的重振。与此同时,在北宋党争余波的冲击下,南渡词人实现了合理重组。绍兴和议以后,随着秦桧的上台与专政,在文化高压政策的影响下,南渡词坛的风气又转向了谀颂与委靡。     

明代传奉官研究

公元1368年太祖朱元璋于金陵建立明朝,累世近三百年的大明王朝在历史上产生了。朱元璋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效法汉唐,继于宋元,开天辟地,自成一统。中央废丞相,设内阁;地方上废行省,设三司,集决策大权于一身。丞相用人大权也被剥夺殆尽,吏、兵二部虽然管理大小官员的任用,但仅能掌握中下层官员的管理任用,更使君主专制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明中叶以后吏部这仅有的权力也遭受到挑战,由皇帝直接任命的而非经过正常的吏部铨选的传奉官的出现就是其特点之一。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及其实质分析

秦朝正式确立宰相制度。两汉时尚书台职权大增 ,逐渐取代三公。魏晋南北朝时 ,三省制初步形成 ,经隋朝的发展 ,在唐初走向了成熟。经五代十国至北宋 ,二府三司制最终确立。元朝实行中书省一省制。明初废丞相 ,不久设内阁辅政。明清内阁有名无实。宰相制度演变具有内朝官向外朝官转化、不断压抑相权以加强皇权、职位的设置由实位转向虚位、分权后又注重事权的相对集中的特点。宰相制度演变的原因在于 :君权与相权的矛盾 ;各种政治力量的变化 ;客观环境的变化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科举政策变化研究

受宋代宗室政策影响,首批大规模登第宗子出现在南宋高宗朝绍兴年间,主要集中于太祖、太宗的第六、七代孙. 宗子登第的人数、甲第、举数逐渐上升,至南宋时形成专门从事举业的宗子族群,并出现三代连续登第的宗室科举家族. 由于应试人群的特殊性与科目开设的临时性,童子科登科者的资料并不集中,较为零散.《宋代登科总录》所收丰富全面的登科人传记资料与数据,使宋代童子科的开停频率、各朝人数变化、地域分布、登科者待遇、入仕情况变化等得以清晰呈现. 日本、美国及中国的宋代科举研究大致有四种取向:科举制度相关内容的研究,宋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科举相关史料的研究,科举人物传记史料的研究.     

张浚与洛学

张浚在南宋高、孝两朝出将入相,对宋代学术起着重要作用。他在南宋初与赵鼎并相,推崇洛学,引擢洛学之士,造就"小元祐"政局,为洛学的复兴吹响了号角;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元祐未必全是、熙丰未必全非,倡行孝悌之说,打压洛学,使洛学的发展受到抑制。秦桧专政后,张浚被贬斥,在困顿谪居期间,张浚终信洛学,著书立说,继承弘扬洛学,并引导其子张栻追随洛学。张浚对洛学的推崇使他在孝宗朝再受重用,流誉于后世,甚至掩盖其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