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列极限概念的教学与认识

高等数学的研究对象是函数，研究工具是极限，在理工科《高等数学》和数学专业《数学分析》教学中极限理论非常重要，其数学思想和方法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一方面极限理论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极限概念的抽象又成了困扰师生的一道难题．要学好极限，首先要理解并掌握极限概念．极限概念包括数列极限与函数极限，因为数列极限比函数极限简单并更具直观性，因此教学中首先要介绍的是数列极限的概念．     

谈初等函数的判定方法

初等函数，虽然是《数学分析》和《高等数学》中的一个极为普通的概念，但是能准确、迅速判定一个函数为初等函数，对研究函数的连续性等内容甚为重要．文章论述了将一道习题伸展为YanZu引理，并运用它能简易解答一类函数为初等函数这一问题．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元代的蒙汉双轨修史：《太祖实录》小字注解探微

《圣武亲征录》《元史》和《史集》是元史研究的基础文献，相互之间的传抄关系尚无定论。《圣武亲征录》和《元史》,在正文之外还有小字注解。二者的小字注解有重合之处，内容包括人物指代、汉语翻译、并行纪年。相关内容在《史集》和元末史书《通鉴续编》中都有体现。上述史籍的共同史源可以追溯到《太祖实录》。小字体例和内容表明，《太祖实录》应是先用汉文写成的，随后翻译成蒙古文，进而为《史集》所参考。     

《礼记·乐记》作者及其与《荀子·乐论》之关系

〗《礼记·乐记》作者历来众说纷纭，有子夏、公孙尼子、刘德、刘向诸说，近代以来争论尤为激烈。《乐记》部分章节与《荀子·乐论》高度相似，于是又有《乐记》抄袭《乐论》和《乐论》抄袭《乐记》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而就现有文献考察，汉人《礼记》绝非《大戴记》和《小戴记》两种，今传本《乐记》则是《小戴记》中所保留之《乐记》，而非刘德等所撰24卷本《王禹记》或刘向校定23卷中秘书本《乐记》一部分。《荀子》之书为刘向所编定，《小戴记》也为刘向所校定，均依据原始文献，未曾篡改。大、小戴之师后仓乃“荀卿之支与余裔”，《乐论》并非荀子手著专论，而是荀子后学记述荀子论乐之语，包括古事与古言，以批判墨子的非乐思想；《乐记》也是荀子后学所记先师论乐之语，以阐述儒家乐学理论，同样包括古事与古言，它们之间同源异流，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后人是此非彼，强分轩轾，并无必要。还原《乐论》和《乐记》的成书情况，战国末年的荀子当为始作俑者，而文本写定则是荀子后学所为。将儒家形成系统的乐学理论归功于荀子学派，符合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实际。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诞生记

军歌的原型是《八路军进行曲》 2010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词创作者公木的百年诞辰纪念。公木本名张松如，曾任吉林大学副校长，是著名诗人、学者。公木曾参与修订《东方红》歌词，创作电影《桥》、《白毛女》、《英雄儿女》的主题歌歌词。     

《旧唐书》《新唐书》租庸调数额考

《旧唐书》与《新唐书》中关于租庸调数额的记载各不相同，当以何家为正，后世诸说纷呈，本文以记载相同的他种史籍、两书的编撰先后、前人的考辨与多种历史文献资料为据，论述了当以《旧唐书》之说为确，并就后人为何重《新唐书》轻《旧唐书》，误以《新唐书》之说为正作出了解释。     

贡格尔草原掠影

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这名字你或许陌生，但《还珠格格》、《三国演义》、《康熙王朝》、《汉武大帝》、《昭君出塞》，这几部电视剧中总会有你熟悉的一部。而克什克腾旗贡格尔草原，曾是这几部电视剧的外景拍摄地。今年7月，我慕名来到天蓝水蓝、牛羊成群、草青树绿的克什克腾旗贡格尔草原，用镜头定格这里的美丽风光。     

胡适眼中的鲁迅及其他

各地中学语文教材从今年新学期开始纷纷做出调整，有网友列举了20多篇“被踢出去”的课文，有《药》、《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雷雨》、《背影》、《狼牙山五壮士》等，其中涉及鲁迅的作品多篇，遂名之为“鲁迅大撤退”。此说一出，舆论哗然。     

诗骚与“文言”

在先秦，文言不但发生在散文领域，亦发生在诗歌领域。《诗经》中的作品均经过文言，在组句上采用复叠手法是《诗经》文言上的一大特点。《楚辞》中的作品有更鲜明的文言特征，句式上的对偶和辞藻上的求丽是《楚辞》文言上的两大特点。《诗经》、《楚辞》，尤其是后者，对吾世之文言有深远的影响。     

《古书之美》序

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里写下一篇文字。唐子西诗云：“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苍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随意读《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从容步山径，抚松竹，与扈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坐弄流泉，漱齿濯足。既归竹窗下，则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     

邵逸夫：百岁影视大亨的慈善人生

《江山美人》、《独臂刀》，他的邵氏电影曾垄断香港电影工业；《上海滩》、《霍元甲》、《射雕英雄传》，他的TVB仍是屹立不倒的电视巨无霸；逸夫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他的名字同慈善事业紧密相连，“逸夫楼”成为中国校园的一大特色；他是一个时代的传奇，他是邵逸夫。     

《国策》、《史》、《汉》语词札记(二)

本文对《国策》、《史》、《汉》中２２个语词进行考释，其中有的是新说，有的是正误，有的是补证，有的是溯源     

《左传》用《诗》初探

春秋史书《左传》，记载了大量的时人引《诗》赋《诗》的实例，由此揭示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１）用《诗》之风起始兴衰的流变过程；（２）用《诗》之风广布深入的社会渗透；（３）断章取义用《诗》方法在春秋之际得到极大的发挥：不仅断章随意，而且取义灵活；（４）《诗》在春秋的社会功用，除去人们熟知的作为表情达意的语言工具外，更多的是把《诗》作为治国之道、衡量人们道德行为的准则、先王的法令制度来使用，即以《诗》为史，以《诗》为礼，甚至以《诗》为法的运用     

《文心雕龙》是一部子书

《文心雕龙》在《隋志》及以后的目录里多归在集部。尽管也有认为《文心》是子书的，但这种说法影响甚微，不足以改变《隋志》影响所致而形成的普遍看法。由《序志》和《诸子》两篇的对照可见，两文对作者著述用心和《文心》著作性质的表述高度一致，这就证明，刘勰本人是将《文心》当作子书来写的。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认识刘勰撰写《文心》的态度，也有助于理解该书的特点。     

中国电影大片批判：奥斯卡与商业化追逐中的中国大片

中国大片忽视了影片的伦理色彩、人文精神、思想深度，华丽的形式与苍白内容形成了巨大反差，奥斯卡情结、商业化追求和编剧的弱化是导致中国大片如此状况的原因；影片《英雄》摄取了众多中国传统元素，在暴力成为影片的突出场号时却难觅人性人文精神，它混淆了秦王统一霸业与人民和平愿望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刺秦”历史观；电影作为一门综合的视听艺术，应该是诗、画、情、思的有机结合，而《十面埋伏》中的爱情恰恰缺乏人性的高贵和情感的深刻；过于强调娱乐性，过于追求风格的华丽与美艳，过度强调感官冲击力，导致《无极》忽略了对善良心灵的建构与升华，丢失了大片语义骨架之精深，没能成就大片的艺术精神境界；作为本土电影，《夜宴》“中国味道”甚淡，“东洋风味的汉文化表达”让观者有种找不到北的诧异，而对传统文化艺术精髓的隔膜和把握上的失控，限定了《夜宴》艺术品格的高度，商业票房意识的无限张扬，终使影片沦入整体空洞和庸俗命运；《满城尽带黄金甲》将精力财力都置于形式的豪奢、场面的恢弘、色彩的绚烂上，却缺乏对于剧本的精心构思，从剧情构思、人物性格到细节台词等，都采取从《雷雨》中“拿来”的拷贝方式，缺乏创造。     

论《列子》书先于《吕氏春秋》－－马叙伦《列子伪书考》匡正之一

马叙伦《列子伪书考》认为《列子》是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了包括《吕氏春秋》在内的诸家之言而成。然而当对《列子》与《吕氏春秋》基本相同，一部分相同，只是极少部分相同者，实事求是地逐一进行比较研究之后，就可以匡正马叙伦的这一论点，得出《列子》书先于《吕氏春秋》的结论。     

《墨子·经上》原经探

创作《经上》的目的是什么？《经上》是干什么用的？目前的“课本说”“百科全书说”“哲学体系说”以及“字典说”都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通过对道藏本《墨子》的《经上》和《经说上》做新的断句和分段，发现《经上》中藏有《原经》。《原经》正好１００字，共２０句，每５字一句，易于背诵。这种“《原经》说”还认为：最初版本的《经上》就是由对《原经》中所有的 词逐个进行阐释而形成的。它较好地解释了《经上》的形成原因。这一发现为研究《墨经》提供了新的思路，甚至为理解《墨经》提供了新的线索、新的视角。此外，我们还给出了一份《原经》的现代汉语译文。     

《楚辞·九章》中的非屈原作品

本文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有些字词或其意义出现在战国以后，部分诗句语无伦次、思维混乱、不符合屈原的实际情况等方面，论证了《楚辞·九章》中的《思美人》、《悲回风》和《惜往日》3篇非屈原所作。     

《说苑》引《诗》特点及其修辞作用

西汉经史文献学家刘向《说苑》一书旁征博引典籍之多可谓引人注目，其中引《诗》又独具特色。如对史料原有引《诗》进行录、增、删、改，且绝大多数为直接引用，以全书多达91处，这反映了《诗经》在先秦的至尊地位。也体现了刘向个人的《诗》学观。从修辞角度对《说苑》引《诗》的修辞作用进行分析，认为刘向大量引《诗》是为了以《诗》证事、以《诗》为喻、以《诗》作评，目的是为了达到较好的进言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