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法律思想初探

<正> 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立法论争中,无论是刑法、民法,或者是约法、宪法,都曾提出以三民主义为立法的根据和最高原则,而把三民主义作为立法的根据和最高原则,讲得最具体而有系统的,是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任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所以,探讨胡汉民的法律思想,应当先从他的以三民主义作为立法的最高原则和思想根据开始。     

南京国民政府民事调解制度考论

调解息讼是中国固有法所崇尚的重要法律原则,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法院在解决民事纠纷时也贯彻了这一法律原则.并且,国民政府通过立法使民事调解制度成为当时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南京国民政府二十余年的民事司法实践中,法院民事调解制度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显著的作用.可以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法院通过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较好地避免了争端当事人的尴尬境地,保持了日后人际关系的和谐,维护了社会关系的稳定,从而有利于社会凝聚力的发挥.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事调解制度是值得肯定的.     

传统资源与移植资源的对话——以近代民事立法为视角

近代中国的演变,从政治制度的转换、经济结构的调整,到法律制度的变革,均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列强入侵,为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中国社会被推上近代化的轨道.就法律变革而言,收回领事裁判权是中国制定各项法典的政治动因,民法典亦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由于民法与一国之社会文化、习俗密切相关,因此在近代化的过程中,移植资源与本土资源的碰撞、冲突也最为显著.清末、民国政府在民事立法过程中对待两种资源的不同态度,使两个时期的民事立法也存在本质的区别.     

我国民事立法的反思与前瞻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事立法走过了曲折的发展历程,颁布了<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等一大批重要民事法律,积累了宝贵的民事立法经验,为实现我国民法法典化奠定了基础.在我国实现民法法典化,应当着重解决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民法典的编纂体例、制定民法典的工作机构等问题.     

胡汉民法律思想述论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是中国法律近代化和近代法律体系形成的重要阶段,在这一进程中,国民政府第一任立法院长胡汉民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但主持了民法典等一系列重要法典的制定,而且阐述了国民政府立法的基本原则、国民党与立法机构的关系、立法与法治国家的建立及立法技术等一系列法律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民事审判制度何以发达——基于时代背景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事审判制度的发展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将中国法律的近代化推到了旧中国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何以如此?它是基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制度设计,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它是以当时的时代背景为依托,对当时社会需求在制度上的回应.     

居正对中国旧律和近代新法的意见及重建中国法系的主张

居正(1876—1951)是老同盟会会员,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立法院副院长、中华民国法学会理事长、监察院委员等职。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著名法律家。他曾起草过共进会章程,参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当选为立法院副院长后,全力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活动。如30年代简化法律程序和法院制度;32年公布法院组织法;35年编成刑事新法典和民事新法典;43年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十一次全会对国民组织法作修改:是与居正的作为与主张密切相关。因此,他对近代立法,不仅是耳闻目睹,而且是亲身参加的。而对中国旧律也研究有素。现就此作一简要概述与探讨。     

法律近代化视野下的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婚姻法

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婚姻法是我国婚姻法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然而学术界和法律实务界对其存有诸多观点相左的评论.若将其纳入法律近代化的视野下考察,不仅可以得到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而且对于推进现代中国依法治国的进程尤其是完善婚姻家庭立法也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试论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确立与创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正式确立了我国的善意取得制度.作为物权法乃至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该善意取得制度是我国民事立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依该条规定,对我国物权法所确立的善意取得制度应作广义的理解,其作为我国民事立法中制度创新的积极成果,较传统民法意义上的善意取得制度有了开拓性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民法性质的新认识

民法的性质是民法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过去由于前苏联的影响，民法理论上将民法纳入公法领域，导致国家过多干预社会经济，国家民事立法匾乏，公民的民事权益很难得到充分保护。随着《民法通则》的颁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我们对民法的性质应有深刻的、准确的、符合我国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认识。这对于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实践，对充分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以及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民法的性质。一、民法为市民社会的法从“民法”一词的历史来源来…     

论民事立法在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作用

我国宪法规定中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法治化建设中首要应当解决的问题是国家和公民对私权的确认和充分保护,而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长久以来民法理念的普遍缺乏.目前正积极开展的民事立法工作,可以很好地促进民法理念的产生,从而加快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南京国民政府立法社会化述评——以土地法与劳工法为例

20世纪30年代,受西方社会化思潮影响,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立法社会化的原则和方向,并通过制定土地法与劳工法予以落实。立法院以民生主义为圭臬,充分借鉴与融合西方的立法体例及技术,制定的法律文本代表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但是,立法社会化游离于中国的传统之外,超越了近代中国的实际发展状况,并异化为统治阶层推行专制的工具,因而并未在实践中取得应有的成效。     

论民事习惯在我国民法中的合理定位

民事习惯在我国民法中的地位是一个分歧很大的问题.从习惯法的通常定义,我们发现习惯是比习惯法更宽泛的概念.民事习惯在各国的立法中的地位是不断变化的.在近代的某些时段,民事习惯曾经遭到漠视,但当代世界,各国都很重视民事习惯在法律中的地位.现在我国由于对民事习惯研究不够,民事习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应该加强民事习惯研究,使民事习惯在民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移植苏联民法模式考

本文以新中国第一次民法典草案为研究文本 ,对新中国民法移植 1 92 2年《苏俄民法典》模式的内容做了具体的考证。研究表明 ,新中国一些重要的民法制度和原则———民法主要调整财产关系、规定公民为民事主体、强调国家财产的不可流转性、注重保障国家财产所有权、计划合同占据重要地位、强调债的实际履行原则———都是移植苏联民事立法和民法理论的结果 ;同时 ,法定继承人范围及被继承人配偶的继承顺位的确定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新中国第一次民法草案并没有全盘照搬苏联模式 ,也并没有即刻形成正式的民法典 ,但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论权利保护上的自助行为

我国由于民事立法上自助行为的空缺,使某些民事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为此,本文借助了我国古代及现代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关自助行为的规定,对我国民法上设立自助行为制度进行了探讨.     

移植与借鉴:南京国民政府民事审判制度溯源

作为一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事审判制度的发展演变深受该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清末中国开始移植与借鉴大陆法系的民事审判制度,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继承原有部分民事审判制度的基础上,继续广泛移植与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审判制度,从而推动了该制度的发展.通过对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民事审判制度的移植与借鉴,我国民国时期的民事审判制度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段历史对我国修改现行民事诉讼法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抗战前孙科的人际关系网络与对立法院的人事控制

人际关系在中国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这种文化被应用到政治上 ,便形成了政府中的派系。在抗战前的南京国民政府中 ,派系斗争此起彼伏。孙科担任立法院院长后 ,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 ,加强了对立法院的人事控制 ,从而也使自己在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试论建立与完善我国房地产物权制度

“物权”一词是中世纪的注释法学家提出的。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首次将物权在法律上予以了确定。此后,几乎各国民事立法都对物权制度作了详尽的规定,成为传统民法重要的基本制度之一。然而,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完整的民法体系,在民事立法中也未使用过“物权”一词,因而,许多有关物权方面的规定还是空白,尤其是房地产物权与     

传统观念与民法结构:再论中国古代民法的价值

中国古代由于受到社会经济等方面基础条件的制约,完全以惩罚性的思维立法,采用了"刑事兼理民事"的治理模式,加上以道德治国为最终的价值追求,所以当代西方式的民法观念及其民法体系难以见容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此种差异与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和中国古代对法的谦抑性认知密切相关。中国古代民法结构的这种独特性体现了中国传统"不能与不为"的智慧哲理,正是中国古代民法这样的结构模式才凸显出了中国法律的自主性。     

中国未来民法典价值初论

中国民法典是调整我国民商事关系的基本法典。其价值应体现现代民法精神,指导我国民法典编纂(民事立法)、民事司法和民商事活动的全过程。本文初步论证了中国民法典的秩序—安全、平等—公平、自由—效益价值,旨在对中国未来民法典价值进行科学求证,以为我国民商事法治实践提供价值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