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志敏的遗稿和密信转送给鲁迅的情况——兼谈《同志的信任》的真实性

绍兴师专《教学参考资料》去年第九、十合期上的有关通信,谈到关于方志敏烈士的遗稿转送给鲁迅的情况和唐弢同志的《同志的信任》的真实性问题,我想对此谈点看法。     

瞿秋白四次到鲁迅家避难史实考

关于瞿秋白到鲁迅家避难的史实,是反映鲁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一个重大方面,不仅是研究鲁迅、瞿秋白的生平中的重要课题,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不可忽略的问题。鉴于当时处在白色恐怖之下,在这方面的史实,几乎都未见于鲁迅日记和书信的记载,现在所知道的情况主要是根据许广平、冯雪峰和杨之华的回忆,分别见于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瞿秋白与鲁迅》,冯雪峰的《回忆鲁迅·关于他和瞿秋白的友谊》和杨之华的《忆秋白》,国内所出版的五、六本鲁迅的传记和《鲁迅年谱》、《瞿秋白年谱》,几乎都采纳了这三位鲁迅亲友各自回忆。近年来在这方面有新的发现,研究也有新的进展。如《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陈云同志以史平笔名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日巴黎《救国时报》上的一篇记述瞿秋白到鲁迅家避难的回忆文章《一个深晚》,同时《光明日报》上又发表了     

冯雪峰从瓦窑堡到达上海的时间考辨

一九三六年四月,冯雪峰同志受党中央派遣,从陕北瓦窑堡到上海去工作。据他在《回忆鲁迅》一书和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写的材料回忆,他四月二十日左右从陕北瓦窑堡起程,于四月二十五日左右到达上海。夏衍同志在《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一文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该文引证周恩来总理的一次谈话,认为冯雪峰同志确是四月二十日从瓦窑堡动身的。但     

鲁迅拟写未写的小说和杂文

鲁迅拟写未写的小说和杂文王尔龄鲁迅拟写而未写的作品，在他的同时代人如许寿裳、孙伏园诸家的回忆里有过一些叙述，特别是冯雪峰在《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①中所记更多，《羊城晚报》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１１日刊登的《鲁迅先生未能实现的写作计划》（署名仁庆），...     

所谓《鲁迅为偕行社同人撰悼刘和珍君<祭文>》质疑

去年十月号《杭州文艺》上,刊登了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鲁迅为偕行社同人撰悼刘和珍君<祭文>》。为了证实这篇“佚文”的真实性,同时发表了原件提供者沈家骏同志的《一点说明》和绍兴地区师范学校谢德铣、王德林同志的《初步考略》。沈、谢、王同志的文章中,虽然也有“榷商”的字样,但实际上已经作了明确的结论。沈家骏同志断言《祭文》是鲁迅“挥笔写就”的,谢、王等同志正式宣布《祭文》为“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祭文》果真是出于鲁迅手笔的鲁迅佚文吗?我们认为不是;为了讨论的方便,先将这篇《祭文》抄录如下,而后从六个方面提出质疑。     

鲁迅致胡今虚信三封简述

胡今虚同志是我国老一辈的鲁迅研究专家,浙江温州人,今年71岁.胡今虚与鲁迅先生见过面,但并未作详细的攀谈·然而他对鲁迅十分崇敬,早在三十年代就与鲁迅多次通信联系,并改编过鲁迅译著.在《鲁迅书信集》中,就收有鲁迅复他的信六封.一九五○年胡今虚在杭州工作时,曾编定《鲁迅作品及其他》一书。许广平特为之写了跋语。后由上海泥土社出版.当时,我国学习鲁迅,宣传鲁迅精神的作品不多,这本书在鲁迅研究界和现代文学研究界有较大影响。曾受到冯雪峰、唐弢等同志的好评.近三十年来,由于“左”的影响,     

也谈冯雪峰的现实主义主张——与支克坚同志商榷

读支克坚同志发表在《文学评论》一九八六年第一期上的《中国现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主义主张——冯雪峰文艺理论研究》一文之后,颇有感想.支文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但对中国的现实主义问题,尤其见对冯雪峰的文艺思想所作的一些基本论     

《同志的信任》说课稿

《同志的信任》一文,是现行初中语文教材第二册的第七课,处于第二单元,为自读课。现就该课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说课:一、教学目标及重点、难点的设计《同志的信任》是继第二册第五课的《一面》之后,又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作者不同,回忆的内容不同,表现的中心不同,决定了它们写作的顺序也有所不同。《同志的信任》突出之处是插叙的运用,因此,我将这一写作特点,定为本文教学的主要目标。《同志的信任》一文,主要是赞扬鲁迅的革命道义,表现鲁迅是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方志敏最可信任的同志。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插叙的是有关方志敏革命品质的内容…     

瞿秋白杂感纵横谈

鲁迅曾这样评论瞿秋白同志的杂感:尖锐,明白,真有才华。(冯雪峰《回忆鲁迅·关于他和瞿秋白同志的友谊》) 尖锐有力,是秋白杂感的一个重要特色。     

鲁迅散文诗《雪》作意辨正

对鲁迅散文诗《雪》,迄今为止,人们的分析大同小异,观点基本一致。冯雪峰同志在《论<野草>》一书中说: 这篇作品告诉我们,虽在冷酷的“冬天”,作者的心地中是存在着春天和光明的。李何林同志《鲁迅<野草>注解》中说: 作者虽处在冷酷的“冬天”,心中却存在着“春天”的理想。而且也有所象征,春天和冬天都不仅仅指着自然界。复旦大学、上海师大两校中文系合编的《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中说: 本篇通过对南方和北方飞雪的描写,表示了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缅怀,对冷酷     

《波艇》创刊号出版日期考

鲁迅的《厦门通信》最初发表于《波艇》月刊创刊号。由于该期刊物未注出版年月,这篇通信的发表时间也就成为悬案。一九五六年七月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三卷作过注释:“本篇最初发表于《波艇》月刊第一号(原刊未注明出版年月,应为一九二六年末)。”一九五六年十月,俞荻在《文艺月报》上发表的《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一文中说:“十一月间,草绿色封面的、精致可爱的《波艇》月刊创刊号,终于在鲁迅先生的支持下出版了。”一九五八年八月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九卷对此又作注释:“《波艇》……一九二六年冬出版两期后即因鲁迅和负责撰稿的学生陆续离开厦门而停刊。”(《两地书·七三》的《波艇》注)此后,这问题似乎就没有人再探讨了。一九七六年九月,内部印行的《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第一集)中的《培育两株文艺幼苗——<鼓浪><波艇>》(以下简称《幼苗》)一文,重新考证出《波艇》的出版日期:“创刊号出版是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左右。”以后,内部印行的《两地书》(征求意见本),《鲁迅手册》(试编本)中的《鲁迅著译系年》,丁言昭同志的《鲁迅和<波     

试论冯雪峰早期的诗作

冯雪峰同志(1903—1976)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者之一,是重要的鲁迅研究者,是著名的作家和文艺评论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然而,冯雪峰的名字最早却是出现在诗坛上,他是作为一名青年诗人,踏上文学道路的。有人评价他的诗是“真实的诗,真正的诗,革命的诗,美的诗”,“已经成为中国现代诗史上一块磨灭不掉的路碑”。雪峰的诗作,据冯夏熊等编辑的《雪峰的诗》所载,共计七十七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评四十年代中期国统区的一场文艺论争——王戎与邵荃麟、何其芳争辩新识

1945年—1947年,由《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的讨论,引发了王戎、冯雪峰同志与邵荃麟、何其芳同志关于文艺的政治性与艺术性、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论争。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场重要论战.这次讨论,当时以邵、何观点获胜,王、冯观点受挫而告终。建国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是贬王、冯而褒邵、何.这是不     

冯雪峰的鲁迅研究

冯雪峰是鲁迅亲密的战友和学生。他以毕生精力尽瘁于祖国的革命文化事业,建树颇多,尤其是在宣传和捍卫鲁迅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关著述甚丰,深得鲁迅夫人许广平的好评,曾被她誉为研究鲁迅的“通人”,在鲁迅研究史上留有光辉的一页。冯雪峰的鲁迅研究工作肇始于二十年代末期。至建国前夕为止,他写下的这方面的文字,其最重要者主要有三篇。一篇是一九二八年五月所写的《革命与知识阶级》。当时正值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的高潮期,鲁迅遭到创造社、太阳社的“笔尖的围剿”,被他们作为建立革命文学的主要障碍而大加挞伐。冯雪峰此文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它保持冷静的头     

《关于方志敏的遗稿和密信转送给鲁迅的情况》的重要补正

《绍兴师专学报》1981年第一期,发表了我的《关于方志敏的遗稿和密信转送给鲁迅的情况——兼谈<同志的信任>的真实性》一文。此文写于1979年底,当时,我还没有征询过胡子婴同志的意见,对她为我提供的资料不便作具体叙述,又由于对某些问题还来不及调查,有些地方说得不清楚。现在,经     

鲁迅与方志敏

一九三五年,一个漆黑的秋夜,鲁迅把一束文稿细细翻阅。这是方志敏在狱中的遗著,烈士已被敌人残暴处决。他被囚禁在敌人的牢狱里,始终不忘人民的解放,阶级的事业。革命的教训需要记取,斗争的经验需要总结。写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写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孽。写万里长征必然胜利,写星火燎原永不熄灭。写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写红军队伍的英雄豪杰。写革命战士的清贫,写我们可爱的中国。……革命豪情销融漫天风雪,斗争意志铸就崭新的世界。鲁迅的双眼湿润了,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烈士坚信鲁迅是他最信任的同志,接受他的重托一定果决。…     

布拉格学派的领军人普实克

稍微熟悉鲁迅作品的人，都会知道捷克著名汉学家雅罗斯拉夫&#183;普实克的名字。1936年7月20日上午，上海内山书店转来一封寄自日本的信件。写信人即刚离开中国在日本作短暂逗留的普实克。他希望将鲁迅的《呐喊》（尤其是《阿Q正传》）译成捷克文出版，请鲁迅提供照片、评介文字，并询问付酬办法。鲁迅于23日复信，24日寄出，同意普实克“随意翻译”，不取报酬；如果一定要表示谢意，回赠一点捷文书籍或介绍捷克作家的画像复制品或版画即可。     

有关鲁迅先生去大夏大学演讲的考证

读单演义同志《郑伯奇与鲁迅的友谊及其他》一文(载《西北大学学报》一九七九第二期),感到写得很好。作者用具体材料,把鲁迅先生和郑伯奇同志的友谊,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出来,读之使人感动。但是,文中“同到大夏大学宣传讲演”一节,使用的史料不够翔实,影响了文章的科学性。因为,郑伯奇同志回忆的那次演讲,并不在大夏大学,而在中国公学分院。     

郭沫若致田中庆太郎的书简及说明

一、内山完造与田中庆太郎 解放前,在上海生活的文化人士,大概都会记得上海有家著名的“内山书店”,是专营日本出版的各类书籍的。书店的主人内山完造系日本人,1913年因失业来沪,初以贩卖中日药品为生,1917年开始创力、内山书店。他与鲁迅、郭沫若和其他进步文化人士都有交情,对他们有过很多帮助。例如“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郭沫若逃到上海,就曾住在内山书店避难,东渡日本时,内山完造也到石马头送行;寓居日本后,每有写作寄回国内,亦常由内山先生代理。 与上海的“内山书店”相对应,日本东京也有一家专营中国古籍的著名书店“文求堂”。而且,令人惊异的是,“文求堂”的主人田中庆太郎和内山完造一样,也与我国一些著名的进步文化人士有着密切的交往。     

出版文化、民族主义与上海文化场域——鲁迅与内山完造的交往史

内山完造及其内山书店,在鲁迅文学地图上有着重要的位置,为鲁迅和左翼文化界的沟通起到了媒介作用。鲁迅设定的职业底线造就了与"魔都"上海城市空间的遇合。租界在上海文化场域中有着天然的政治优势,而以出版文化为中心的生产力量促成了鲁迅的身份转型,也为他的民族主义意识的嬗变提供了契机。以内山书店为中心的社区空间,为鲁迅获取最新的左翼文化信息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文化条件。鲁迅遵循着自我对民族主义的认知、体验,凭借着《语丝》、北新书局,尤其是内山书店等文化空间的力量,成功突围了与"革命文学家"的论战,进而成为中共的"同路人"。鲁迅与内山完造的交往史,向我们演示了"人"与"城"的互动图景,但也成为1930年代以来激进民族主义者批评鲁迅民族主义意识的话题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