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元代户籍分类制度研究

元代的户籍分类管理制度即“诸色户计”,等同于汉朝的“编户齐民”。元朝廷将全国的人户以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户计,分别立籍进行管理。在各种不同的户计中,以民户、军户、匠户三种户计人数最多,覆盖面最广,基本上涵盖了元代各种不同的户计分类标准。民户是所有户计中数量最大,赋役最为沉重的户计,也是其他不同户计的来源;军户是具有特殊地位的一种户计,历来被元朝廷所看重,但是普通户计却并不愿意被签为军户;匠户作为满足王公贵族奢侈需要的特殊户计而受到特殊的待遇,虽然匠户的生活也较为艰苦,但是相对于其他劳动者还是要稍胜一筹的。     

元代云南政区土官土司的设置及相关问题再考察

元朝政府通过在云南政区进行相应行政设置和管理,结束了自南诏大理国开始的地方割据情况,使云南纳入全国统一的行政体系中,真正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元代在云南的设置中,土官土司制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土官土司制由常规行政体系中任命土官和专门为少数民族首领设置官职体系,即宣慰司体系两条主线构成.这两条主线既有交叉又有重合,重合部分就是对少数民族首领的任用.云南政区的土官土司制在元代开始形成,并不断变化,不仅对云南的地方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更为明清时的土官土司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元代“史记诗”的学科意义和历史地位

元代"史记诗"是元代史学史和"史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元代文学史、批评史及其《史记》接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史记诗"作为独特的文学、史学文体形式,其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研究元代"史记诗"要有鲜明的辨体意识。元代"史记诗"文献丰富,通过分类统计和总结分析,可以从多维度视域来观照元人如何以"史记诗"来接受和阐释《史记》的,进而透视出元人的文学观和史学观,这既可以弥补元代"史记学"研究的不足,也可以拓展元代史学研究的学术领域。元代史记诗具有"以史为鉴,经世致用"、"名为咏史,实为咏怀"、"立意必奇,贵在翻案"和"王道德治,治乱兴衰"等多重内涵特征。     

元代宫廷服饰制度形成的经济因素

元代宫廷服饰制度的形成除了有政治推动力以外,还需具备一定的物质经济条件。元代官手工业、商业、朝贡贸易等的发展,科差岁课赋税制度的推行,为元代宫廷服饰制度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李鸿章与北洋"官系"网的形成和发展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自1870年起李鸿章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职,他利用自身权势,以北洋地域为依托,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北洋官系网.北洋官系网的形成与发展对李鸿章淮系集团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元代广西社会经济发展论纲

元政府的重农政策和措施、人口的增长以及土地占有形式的变化等因素 ,促使元代广西社会经济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屯田为主要措施的农业开发 ,手工业、商业贸易和交通的发展 ,构筑了元代广西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和社会变迁的轨迹。边界问题和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使得元代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仍然呈现出不平衡性和迟滞性的总体态势。     

宋代的官监酒务与官酤法

官设酒务,派监官管理,实行官酤法,是宋代榷酒的主要方式.官监酒务设在州县和部分村镇,其下属乡村道店称"支坊"或"坊场".官酤法仍许私家卖酒,但私家酒店无酿酒权,要从官监酒务批发酒零售,成为官酒务的"脚店"和"拍户".官酒务的工役人员,宋初以民夫为主,宋真宗以后以魔兵为主.官酒务赢利有定额,完成者监官有赏,完不成有罚.官监酒务把定额分摊给下属拍户,拍户逃亡或死亡,要由亲属子孙或其他民户充替.     

元代官方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体系

元代官方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体系主要包括赈恤制度、收养制度、刑律优免制度、医疗救助制度、法律保护制度和赋役免除制度等。其救助范围大大超过了前代,成效比较显著,体现了蒙古统治者的文治手段的加强和汉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为明清时期社会救助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元代冗官述论

元代冗官,不仅普遍存在,还以官府名目繁多重叠、多员制泛滥和高官剧增肆虐于政坛,从而成为继两宋以后又一个官府冗滥甚为突出的时期。蒙、汉政治文化二元体制下的汉地官与蒙古游牧官的拼加混合,直接导致了官府叠床架屋。蒙古忽里台贵族会议旧俗和统治者视官爵如赏赐的放纵政策,又为多员制泛滥和高官剧增推波助澜。蒙古皇室贵族及怯薛近侍等在冗官浪潮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宋元明三朝香山的地方官和士大夫——一种基于观念史角度的地域历史考察

本文以宋、元、明三朝在香山任职的地方官和香山籍的士大夫的主要活动作为研究的母体材料和观察视野,采用观念史的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力图以一种新的观念史的角度构筑这一时段的地域思想史。主要探讨宋代香山行政升格过程中他们起到的作用以及元朝时期深藏在香山民众心目中的汉民族情结,最后探讨明朝黄氏三代在学术思想上的贡献。     

赵孟頫仕元问题三论

以书、画、诗、文闻名于世的赵孟頫,因以宋室王孙的身份出仕元朝而备受争议,关于仕元也一直是其研究的焦点。本文结合赵孟頫《松雪斋集》及其经历,对学界有关这一问题的某些看法提出异议:赵孟頫是贰臣抑或逆子?赵孟頫是主动出仕还是被动出仕?赵孟頫力求外任是甘于淡泊还是无奈的选择?     

北朝末期的萨保品位

本文将石刻史料中萨保任官的资料与北朝末年的官品制度以及其他部族首领的任官情况加以对比, 分别对北周、北齐的萨保品位进行了考察, 提出此一时期的萨保品位大致相当于县级长官。此外, 本文还从官品变迁、萨保继承、人员任命等角度, 揭示了中原政权利用官僚品级秩序增强粟特贵族的社会流动性, 并进而统合粟特聚落社会资源的历史进程。     

元《至元杂令》发覆

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年)翻刻本《事林广记》所收元《至元杂令》不是完整地录自当时法典中的《杂令》篇目,而是杂抄元至元前期在行的各种法令、制度而成。因此不能将其视作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法典。其编撰刊行时间,当在前元至元十二年至十四年(1275—1277)之间,是书商商业运作的产物。《至元杂令》明显地烙有金朝法律的印迹,它的编撰刊行,反映了元朝法律由使用借鉴金朝法律向元朝制定法过渡的时代特征。     

清朝官服补子研究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官员的官服补子是等级社会秩序区分官阶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志,富有鲜明的时代性。官服补子的历史起源和界定是有据可查的,文武官员官服补子的纹就是官位的最主要的内容,从中阐释补子所蕴涵的艺术特点与人文思想。清代补子历史与文化的传承是我们了解和认知清代满族民俗的特有途径,也是满汉文化融合的体现。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和丰富的象征寓意,更是艺术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再现。正是在此基础上,清朝官服补子在艺术审美领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元代财赋运转机构——转运司的变迁

转运司设置于五代时期。其主管官吏称转运使,始见于唐。转运司的权力在宋代发展至顶峰,兼管民事、司法、监察、财政及军事等职。至元代,转运司开始走向下坡路,权力范围明显缩小,只负责财政事务,如催征赋税、办理上供、转输物资等。目前史学界对宋代转运司的研究颇多,而对元代转运司研究较少。笔者认为此时正是转运司变迁的关健时期,通过考证元世祖朝转运司的沿革过程,可以探究出元初转运司不能稳定确立并从此走向衰落的原因。     

元朝的养老政策

进入中原的蒙古统治者在接受儒学和借鉴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策略后,一改草原游牧民族贵壮贱老的风俗,在元朝上下大力倡导尊老敬老养老的良好风尚,制定实施了多种救助和优待老人的政策和措施,如物质救助和赏赐、赋役减免、刑律优免、国家收养、官员养老和精神表彰等等,渗透着鲜明的阶级差异、民族差异和政治区位差异,反映了元朝封建等级制度的实质,其中民族等级差异是元朝的一大特色。     

元杂剧中的丧葬文化

元杂剧中蕴含着丰富的丧葬文化。从元杂剧可以看出元代汉族的葬式主要有土葬、火葬,无论居丧墓葬还是扫墓祭祀都彰显出特定的风俗礼仪。举凡入殓、停柩、下葬、遗嘱、奔丧、吊孝及其服丧守孝、挂纸烧钱、培修坟墓、酒饭祭奠,从多个侧面反映出了元杂剧丰富多彩而又鲜活的文化底蕴,于此丧葬风俗不难窥视中国孝文化的具体承传与表现。     

元大都戏剧艺人略论

元大都辉煌的戏剧文化是杂剧家和戏剧艺人共同创造的。大都的戏剧艺人的演艺水平很高,一大批演员都具有角色行当上的专长。在大都梨园中不乏夫妻或父母子女同为艺人的,由此形成了一些艺人之家或艺人世家,元代戏剧艺人演艺水平之高,与此种现象有内在联系。此外,大都一些戏剧艺人在文学创作上也有令人瞩目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