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人新移民与华人社会

华人移居美国始于19世纪30年代,初期移居美国的华人主要来自中国的广东。1965年美国修改移民法后,移居美国的华人数量迅速增加。新移民的到来改变了美国华人社会以粤侨为主的状况,并导致了传统华人社会的变迁。     

论华族--从世界史与民族史的角度所作的探讨

本文认为,所有生活在中国(含大陆及台、港、澳)以外的具有中华民族血统和中国文化特征的人,就是"华族",并认为"华族"包括仍保持中国国籍的"华侨"、已取得外国国籍的原华侨及其后裔所构成的"华人",以及泛指华侨、华人的后裔的"华裔".文中尤以19世纪中叶以来一批批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历史,论证了华族的形成与发展,并力图说明,血统成分与文化传统乃是华族的本质特征.     

论加拿大华人移民人口结构的变化

自从加拿大联邦政府于20世纪70年代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以来,华人开始大规模移居该国。本文以加拿大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从定居城市的选择、移民身份和年龄的差异、受教育程度以及掌握加拿大官方语言的能力等方面,对加拿大华人移民的三个群体(大陆移民,香港移民以及台湾移民)的人口结构的变化进行阐述,并对加拿大政府如何改进移民政策以及华人移民如何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提出建议。     

明清时期华人向暹罗的移民

15世纪初,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居民开始移居暹罗。到20世纪初,华人移居暹罗的规模越来越大,逐渐形成历史上华人向暹罗移民的高潮。不少华人与暹罗妇女通婚,定居于此,并遵从暹罗的习俗、文化,逐渐被暹罗人同化。     

华人移民与20世纪亚洲海港城市的兴起——以中国厦门、菲律宾宿务为例

兴起于20世纪的两个亚洲海港城市中国厦门和菲律宾宿务都与华人移民密切相关。厦门的兴起与华侨出入国并回馈家乡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宿务的兴起与华侨移入、定居并推动其经济发展亦密不可分。宿务的许多华人移民来自厦门,使两市由移民链条连接了起来。这为港市之间的联系与比较提供了条件,也为寻找移民背景下的亚洲港市互动模式提供了可能性。     

非传统移民国家少数族群及其生活的微观研究：在俄华人移民适应问题——以伊尔库茨克华商为中心

进入全球化时代,世界范围内人口流动日趋频繁,伴随人口流动而出现的适应问题也成为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共同探讨的焦点议题。本文以活跃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市场中的华商成长历程为个案,对当今非传统移民国家少数族群的适应问题进行初步探讨。面对非移民传统国家“有限宽容”的生存环境,作为跨国经营活动的行动主体的华商依托特有的关系网络与社会结构,形成了由家庭式经营与“同乡同业”策略支持起来的群体经济,并采取“积极融入又保持距离”的策略与市场内外的活动主体展开交往。研究发现,虽然永久定居俄罗斯较为困难,但是“旅居”中的华商已成为当地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华商的行动不仅挑战了旧有的“落叶归根”与“落地生根”的适应模式,还凭借中国商品将中国引入世界、推动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经济连接与文化交流,并为审视中俄关系的发展走向提供了另一个角度。     

浅析缅甸华人的公民资格问题

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特别是移民的增加,民族国家的边界日益受到挑战。东道主国家在考虑外来移民归化入籍的诉求时,并不总是做出接纳或拒绝的二元选择。一些国家赋予外来移民公民资格,但只给予其"半公民资格"或"差别公民资格"。华人、印度人等外来移民虽然被缅甸政府接纳归化入籍,但并不被给予"完全的成员资格"。缅甸公民法规定,华人是缅甸的"二等或三等"公民,其在政治权利、公民社会权利和公民权利等方面均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作为外来移民,华人享有的"差异公民资格"不仅是对华人个人或群体的不公平,更阻碍了缅甸民族国家的建构和公民国家认同的形成。     

华人新移民与后工业美国社会——兼论“模范少数族裔理论”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进入后工业社会.近三十年来美国华人新移民的经历证明,他们不仅能够依靠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坚韧和毅力在新的国度生存,并取得显著成就,而且为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模范少数族裔理论”掩盖了包括华人在内的亚裔美国人在美国面临的社会压力、种族歧视等现实问题,忽视了华人在取得成功背后的艰辛、苦涩和面对不公正时的孤立无援.“模范少数族裔”之说不仅误导美国公众,而且是对华人及其他亚裔美国人的变相歧视.     

族裔特性、社会资本与美国华人中文学校--从美国华人中文学校和华裔辅助性教育体系的发展看美国华人移民的社会适应

本文通过对美国华人中文学校和华裔辅助性教育体系的研究,论述族裔特性如何创造社会资本,使族群在一个有利的环境中形成积极的态度、采取有效的策略对抗不利的社会环境,并解释族裔特性以及由此派生的社区力、社会资本对华人移民的社会适应及后代教育的影响方式和溢出效应.本文的重点在于揭示族裔组织对华人移民后代教育的功能,这种功能不但在于推崇教育价值观,还在于使这种价值观得以实现.笔者认为对族裔特性不应只从结构或文化方面去探讨,而应围绕族裔特性、族裔社区的内在因素以及主流社会的结构性因素之间的互动过程和结果去探讨.     

当代加拿大华人参政分析

随着人口快速增长、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和社会经济地位显著提升,当代加拿大华人的参政意识日渐觉醒,华人精英通过参加竞选和被委任等方式担任政府各级公职,普通华人民众通过参与选举投票、游行示威等方式积极参政,华人社团则积极从事选民教育,鼓励华人参政,为华人谋利益。展望未来,加拿大华人的参政前景广阔。     

柏林中国移民调查与研究

以柏林中国移民为对象,深入研究其生存状态、组织状况、移民目的及意愿,展现中国移民在柏林的历史与现状。结合对德国移民政策与管理的分析,发现政策的严格与管理的不合理使中国人很难将德国视为理想的移民目标国。在丰富欧洲与德国华人移民研究的同时,指出还应当突破传统欧洲华侨华人的研究范畴。此外,认为中国应在移民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移民政策,促进移民与移民国的共同发展。     

机遇与适应:青海生态移民生存与原居地草场关系

生态移民作为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措施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已被政府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内容。2003年,作为全国四个重点区域之一的青海省开始在牧区实施退牧还草工程,退牧还草工程的生态移民先后在2004年下半年搬迁到第一批试点的四个集中安置地。2005年开始,国家又在青海省境内的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江源头的汇水区即“三江源区”实施“三江源地区生态建设与保护工程”,该工程涉及青海省4州16县l镇,行政区划包括青海省的玉树、果洛两个藏族自治州全境,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兴海、同德两县,黄南藏族自治州的河南、泽库两县以及格尔木市的唐古拉山镇。三江源生态建设与保护工程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进行生态移民。与退牧还草工程一样,三江源工程生态移民采取两种安置方式,一种是集中安置,由国家按照一定标准统一建成移民安置房,采取国家补贴、牧民部分购买的方式安置;另一种是自主安置,国家把补贴直接发放给牧民,由牧民自己选择投亲靠友或者自行建房的形式搬离牧场。青海先后在乡镇或县城附近建成了80多个集中安置点,安置5万多移出草场的牧民。按照生态移民政策,这些牧民处理掉牲畜,移出草场,上交10年的草场承包使用权,在聚居点度过10年过渡期。期间,享受国家按照每户每年6000元（拥有草场承包证的牧户）或3000元（没有草场承包证的牧户或新立户）的饲料粮补助（从2008年起,为了解决生态移民的冬季取暖问题,国家另外对每户补助1000元取暖费）。同时,通过培训、劳务输出等方式,引导移民发展后续产业,解决过度期间的生存问题。     

我国陆疆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及其未受重视的原因

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的属性,海外华侨华人实质上也存在着"多元一体"属性,海外华侨华人中包含着汉族也包含着为祖国建设做出杰出贡献的少数民族,缺少少数民族的华侨华人的研究并不完整.经过改革开放之后的提倡与努力,学术界对海外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确认知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对做好海外少数民族侨胞的侨务工作,团结海外少数民族侨胞,共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图都具有重大意义.     

日本华侨华人二、三代的民族认同管窥--以神户的台湾籍华侨、华人为例

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民族认同的要素入手进行分析,说明神户台湾籍华侨、华人与日本的其他华侨、华人一样,仍然坚持着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作者认为,日本对华侨、华人的区别对待或歧视,是日本华侨、华人仍然坚持民族认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广西水库移民与生态移民比较研究

广西是我国的移民大省(区)。生态移民和水库移民是广西两种最主要的移民类型。其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存在诸多共同点。正确地分析和认识这种区别与共同点,进而揭示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对于今后进一步做好广西的移民工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移民与城镇化——以云南白盐井为例

伴随盐业资源开发,云南白盐井呈现移民集聚效应的城镇化。移民的居住格局以井区为中心不断外扩,与周边族群交错杂居,实现文化的共享共融。白盐井呈现典型的移民社会特征:移民带来的各地饮食在此呈现;基于多元信仰形成多样宗教空间与宗教活动;风俗观念的杂糅。从移民的聚集,到移民的外扩,再到移民社会的形成,白盐井的移民要素与城镇化之间形成耦合关系,移民正是城镇化的应有之意。     

二战后澳大利亚华人的参政历程

二战以前,在“白澳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下,澳大利亚华人基本上被剥夺了参政的权利;二战以后,随着中澳建交、“白澳政策”的废除、特别是华人自身整体知识水平和参政意识的提高,澳大利亚华人的参政权利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系统地阐述了澳大利亚华人的参政历程及其特点,指出了澳大利亚华人参政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大国博弈背景下的美对华移民政策变化之探析

2020年以来,在“美国优先”理念的本土主义内核、大国竞争的外交逻辑和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跨境移民社会治理模式转变三重因素作用下,美国通过对中国的“全政府-全社会”的弹压将其对华移民政策进一步推入复杂深水区。从内因看,美国社会的移民承载力与包容度持续下行;从中美互动的情况看,双边关系尚未理顺,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继续紧扣自由、规则与竞争。故而身处两国关键竞争领域的中国移民很难快速脱离“瓶颈期”。现有研究通常将美国移民政策及其调整的考察限定在美国社会层面,较少置于中美博弈的大框架下讨论,有鉴于此,本文聚焦美对华移民政策调整的国内-国际双重维度,首先以探讨美国将移民新政打造为撬动中美关系的杠杆的理论为起点,在此基础上概述当前美国对华移民政策的波动及转向,进而结合中美大局变迁和美国内移民承载力收缩的现实,阐释美对华移民政策波动的基本动因以及美国未来借移民政策改革扰动双边关系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