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笔下的商人

《史记》是司马迁的一部历史巨著。《货殖列传》是其中著名的经济文献。 在司马迁的如椽大笔下,我们既可以领略当时的山川、物产、人口、都市及全国的民情风俗,又可以从中见到各种不同方式发财致富的商人形象。其中,有精于谋算的计然,有弃官经商的范蠡,有以废著(处理库存积压)取胜的子贡,还有巧妙地把兵法运用到经商上来的白圭,等等,堪称一幅“群商图。” 在众多的形象中,计然和白圭是值得特别一提的。计然的贵流通、戒滞停、尚平均的经济理论,为越国的强兵,打败吴王夫差,建立“五霸之业”起了巨大的作用。白圭在讲述致富术时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这些,也许是言过其实,但他提出的经商要善于掌握时机,精确运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法则,对我们今天的经商工作,都还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司马迁笔下的李广形象

司马迁笔下的李广形象,具有人格魅力、传奇色彩,《史记》还进一步揭示李广性格上的优缺点,以及不封侯的原因。这是司马迁在坚持"实录"的基础上注入主观感情所致。     

论司马迁的儒学观

司马迁继承了孔子作《春秋》的基本精神,《春秋》笔法的伦理教化精神规定了司马迁对当代社会的高度关注,作为时代主流思潮的经学、儒学必然在其笔下得到如实反映;他本人的学术储备及家学的影响则使他能够对儒家经学及其他学术流派的剖析有准确把握,从而作用于其整体思想面貌的呈现,在人物时事的评论中透显着儒家思想学说的深刻烙印。这是由其贯彻《春秋》人文精神的立场决定的,也是他尊崇孔子、推重儒学之学术思想理念的落实。     

略论司马迁笔下的礼乐制度

我们通过对《史记》八书的研究表明,司马迁对礼乐制度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提倡礼乐制度,是在黄老道家思想主导下,针对汉武帝后期每况愈下的社会状态和昏暗政治所开具的一剂治世良药     

司马迁治史价值观新探

司马谈临终前谆谆叮嘱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这道出了司马谈建立在“孝”道基础上的“扬名后世”的治史价值观。这种立言扬名的治史价值观,也成为司马迁治史的价值取向,成为他身处厄境而奋进不止的强大动力。本文试对此作一分析。     

司马迁与古代史研究

司马迁撰写古代史时采取了三种做法 :一是在撰写古代史时注意把“略渐”与详写变化统一起来 ;二是“略古”的目的是删繁就简 ,突出“详变” ,以历史变化观来揭示社会运动中富有规律性的内容 ;三是把古代史研究的重点放到春秋、战国时期。司马迁提出“发愤说”与身受李陵之祸相关 ,这一价值评判体系虽然涉及到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 ,但关注的重点却是现实。在叙述古代史的过程中 ,司马迁关心的重点有两个 :一是以帝王为中心改朝换代的情况 ;二是先秦学术思想发生和发展的情况     

论经学史与儒学史的统一

自20世纪初经学的神圣地位被取代,经学研究被西方所创立的学科系统所分割,传统儒学研究成为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其结果导致一部具有丰富内涵和独特传统的儒学史呈现出支离破碎的景象。其实不论先秦子学形态的儒学,还是宋明理学,都可以解释为经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和存在形态。今天我们将经学史与儒学史统一起来,作为现代儒学研究的新视野和新方法,对于把握儒学的本质,探讨儒学复兴之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孔子司马迁治史态度比较

<正> 孔子是我国最早的史家之一。关于他著《春秋》之事,屡见于先秦、两汉人的记载。他的治史态度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史家,司马迁就是其中一个,然而他们毕竟有所差异,今试作比较如下: 一,直。孔子主张“秉笔直书”,他赞美“书法不隐”的董狐,许以为“古之良史”(《左传·宣公二年》)。他的《春秋》也由此而使“乱臣贼子惧”。这一点与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的“直录”(《汉书·司马迁传》)笔法是一致的。但孔子又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就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治史风格,以     

儒学史研究的新成果——读《儒学南传史》

儒学形成于中原 ,而后南北传播 ,化被四海 ,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源泉和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的思想纽带 ,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有重大的作用。南传是儒学传播的重要路向之一。儒学究竟如何南传 ,在南传过程中又有哪些丰富发展 ,以往虽有文章谈及 ,然而尚无系统论述。何成轩研究员多年来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最近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儒学南传史》。该书首次系统地论述了儒学南传的历史 ,堪称填补空白性之作。笔者读过之后 ,觉得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清晰地展现了儒学南传的过程和脉络。作者以中华民族发展史为背景 ,按照…     

史学史研究:儒学与史学的双向考察--以司马迁《史记》为中心

进行儒学与史学的双向考察 ,实则为史学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能使我们更加深入地探求历代史学的发展与传统文化的主干部分儒学的关系 ,探求优秀历史著作的产生与时代思潮的关系 ,开拓新的研究课题 ,丰富我们对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通过儒学与史学的双向考察 ,对于儒学 ,则能进一步认识它的优良精神对中国文化的灌溉作用 ,认识它的思想精华在向近代社会转变时期 ,如何构成吸收西方进步文化的内在基础和内在动力。     

什么是儒学——《简明儒学史》导言

儒学是“为道之学”。道是“主张”、“主义”,道不是规律。道的核心内容是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治国的前提,格物致知又是修身的前提。儒学与经史术艺、天文律历是密不可分的。儒学的发展可分为重视礼仪制度阶段和重视心性理论阶段。     

司马迁笔下的“正直敢言”与“行侠尚义”

题 ;于是一种与“正直敢言”、“执法公正”相对立的现象出现了 ,这就是阿谀奉承 ,一切都看着帝王与上司的脸色行事 ,最甚者可至于天良丧尽 ,出卖灵魂。这种人在《史记》中的突出代表是秦朝的丞相李斯 ,其次是汉武帝时的丞相公孙弘与御史大夫张汤等。李斯是一个严重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者 ,他为了保官保命 ,在关键时刻不惜出卖原则 ,卖身投靠阴谋集团 ;上了贼船后 ,为了保官保命 ,又不惜昧着良心地倒行逆施。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过 :“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 ?其未得之也 ,患得之 ;既得之 ,患失之。苟患失之 ,无所不至矣。”李斯的历史教…     

史、史官与中国早期儒学元典的书写

书写的前提首先要有文字,中国文字的产生绝非始于殷商甲骨文,最初产生的文字恐怕比八千多年前的贾湖契刻还要早,"史"就是参与创制文字者之一。国家建立后,"史"转化为史官,国家成文的书写基本由史官来完成。《尚书》是中国早期史官书写的成文,也是中国早期的儒学元典之一,它含有《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书相比较,《周书》不仅篇幅多内容丰富,而且已经具备了比较成熟的书写模式和相当高的书写技巧,表现出鲜明的儒学意识与相对稳定的民族喜闻乐见的艺术审美风范,对后世成文的书写影响极大。     

司马迁的义利观

西汉时期,“崇本抑末”的传统观念浓重,一般士大夫对于商人及买卖活动是不屑一顾的。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介绍过先秦及西汉时期一些商人的经营活动之后,曾不无感慨地指出,这些商人第一没有领地和俸禄提供收入,第二手中没有权势可以用来玩奸弄法,第三没有去干杀人盗墓?..     

司马迁的人才思想

司马迁的人才思想王守雪司马迁对人才方面的问题没有专论，但他是我国古代的一位文化伟人，他伟大的著作《史记》己载了大批的人才，他生活的时代是号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时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司马迁是怎样看待这些人才的，又是怎样描述他自己的，这就表现了他...     

司马迁的生死观

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草创《史记》,壮志未酬的时候,由于他出自良心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因而触怒了汉武帝,被打入了牢狱,处以腐刑。如此不幸的严峻考验,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人生的意义有了更新的理解,也给他的写作带来了巨大的力量,赋予更为深刻的思想内容。在他的著作中,对人的生死问题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在今天,在正确对待生死问题上,仍不无教育意义。     

另一种整理国故——论“五四”后梁启超对儒学与儒学史的重构

梁启超首倡以"现代"眼光对中国学术思想进行新的系统诠释以重铸"国魂"。"五四"后他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事业,撰写了一系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著,广涉诸子学、佛学和儒学,而尤以儒学为重点。梁启超重新定义儒学的基本性质,重构儒学的思想系谱,对儒家义理体系进行既承接"传统"又适于"现代"的取舍和诠释,力图发明一套"事上磨练"的"新道学",以对治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中的偏弊。而他给出的"整理国故"的另类方案,对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实证主义学风进行了令人深思的针砭。     

元信州路儒学刊本《北史》版本项详考

作为正史之一的《北史》,现存的信州路儒学大德刻本有重要价值。然而其版本项尚存一些需要澄清的问题。经过对史料的分析比较,可知:该书的刊刻时间当为大德九至十年之间;刊刻地是信州路儒学、下属县学,以及辖区内的书院;主持者当为时任信州路儒学教授的戴表元。刻版由元入明,入南监,递有修补。现存印本已残缺。     

儒学的地域化与江南儒学

儒学的发展过程既经历了时间中的历史展开,也涉及空间中的地域分化。随着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心南移,儒学也出现了某种地域上的变化。与经济文化的南移相联系的是江南地区的地位逐渐突显,后者在儒学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之一,是所谓"江南儒学"的出现。江南儒学作为儒学的地域性形态,无疑包含儒学之为儒学的普遍品格,但同时又呈现了自身的发展趋向,并有其具体的个性特点。同时,正如广义的儒学需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取得新的形态一样,江南儒学也并非仅仅是以往的历史陈迹,而是面临在当代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这种发展既基于时代的具体背景,也以不同学术观念和取向之间的互动为前提,后者不仅关乎儒学自身不同取向之间的交融,而且展开为儒学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对话与沟通。     

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的对话

2017年4月25日,应尼山书院邀请,中国儒家学者、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黄玉顺先生与美国儒家学者、维思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哲学系教授安靖如先生共聚济南大明湖畔,以"中美儒学对话: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为题举行对话,共同探讨世界儒学发展方向。安靖如先生是西方儒学代表人物之一,提出"进步儒学"(Progressive Confucianism)理论,以表达对儒学发展方向、理路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他把儒学理解为一个活的、发展中的传统,强调进步儒学最重要的方法论概念是"有根的全球哲学",即儒学的发展必须既是源自儒家传统的(有根的),又是敞开的(全球的)。黄玉顺先生所创立的"生活儒学"理论,意在发掘儒学所蕴涵的某些能够穿越时空、超越历史地域的观念。生活儒学突破"形上→形下"的观念架构,揭示"生活存在→形而上存在者→形而下存在者"的观念层级,强调回归生活本身及其仁爱情感,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和形下学,使儒学能够真正有效地切入当今世界的社会生活。对话过程中,两位儒家分别阐述了各自理论的创构背景、方法架构和核心观念,并且以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为中心进行深入地互动交流,在展现了各自独特的思想个性的同时取得了广泛共识。特别是在儒学发展之"有根的"立场和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上,"进步儒学"与"生活儒学"可谓高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