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出版

《史记·留侯世家》司马迁的论赞中有“盖孔子日:‘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一句,主伯祥先生在《史记选》的注释中说: “子羽,孔子弟子澹台灭明之字,状貌甚恶,而有贤德。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着重号     

释《论语·子路》“鲁卫之政兄弟也”

《汉书·儒林传》说司马迁曾经向孔安国“问故”,可见司马迁原来是孔安国的弟子。孔安国做过《论语》的训说(见何晏《论语集解序》),因而司马迁对于孔安国《论语》的训说,照理未尝没有所闻。至今看来,司马迁所有叙述到《论语》的地方,就很可珍贵,可供采取的胜义确实有的。兹举一例如下: 《论语·子路》说: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单从《论语》的简单字面上,我们完全看不出孔子当时在怎样的情况下讲这话的。读了《史记·孔子世家》,才明白孔子说这话是在卫国的时候。《世家》说:     

司马迁列孔子于《世家》而列老子于《列传》思想抉微

探讨司马迁列孔子于《世家》而列老子于《列传》的问题，目的在弄清其与司马迁思想归属之关系。关于司马迁的思想归属问题，学术界曾进行过较长时间的讨论，但迄今莫衷一是。然而就其大体言之，说法不外乎三种，即：道家论者，儒家论者与儒道兼备论者。实际上，司马迁作为封建时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其思想是复杂的，并不能用当时已有的各家学说来加以规范。无论说司马迁的思想属于当时已有的什么家，或主要属于当时已有的什么家，都是偏颇的、不全面的。下面笔者仅就司马迁列孔子于《世家》而列老子于《列传》的原因及其与《论六家要旨》之关…     

孔子·屈原·司马迁——他们奠定中国知识分子立德、立功、立言的优秀传统

司马迁在《孔子世家》最后一段,有这样几句话: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辶)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在《屈原列传》最后一段,司马迁又写了这样几名话:     

“六艺”出自巫史考——兼论孔子与《六经》之关系

《诗》、《书》、《礼》、《乐》、《易》、《春秋》原称“六艺”,在孔子之前和孔子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并不称作《六经》,直到《庄子·天下篇》出来后,才将“六艺”称作《六经》。孔子创立儒学、兴办私学,以“六艺”教人,这个“六艺”不是指《周礼》中的礼、乐、射、御、书、数,而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直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仍然称这六部典籍为“六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典籍,自人之学习言之,谓之“六艺”;自其书言之,谓之《六经》。本文所论之“六艺”或《六经》者,均指以上的六部典籍。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建立、儒家学派的形成与孔子对于这六部典籍的编纂、诠解、传授是分不开的。     

也谈“束脩”不是学费

<正> 孔子,举世闻名的大教育家,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私人办学最有成就的人。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三千”之数,虽不无夸大,但孔子学生很多却是无可置疑的。私人办学,规模初具,其教育经费是从哪里来的呢?这确是研究孔子教育事业极关重要的问题。许多研究者,因《论语·述而》有“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一句话,就把“束脩”当作孔子收纳的学费。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上说:“他是‘有教无类’。     

《史记》体例与褒贬

《史记》一百三十篇,共分五体: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体均为人物传记。但这三种体例之间的区分界限是什么?太史公依据什么标准,分别对人物加以编排?譬如说,秦、秦始皇、吕太后为什么立本纪?孔子、陈涉、外戚为什么入世家?吴王濞、淮南、衡山王为什么编列传?等等,历来聚讼纷纭。或认为《史记》为体不纯,自坏家门;或认为作者在体例安排上自存褒贬,寓意深刻。两种意见,实际上都是对《史记》体例的否定。我们认为,《史记》体例的安排是有其客观标准的;其中对人物固然有褒有贬,但与体例编排无关,列于本     

道家与《中庸》

（一）《中庸》的作者与成书司马迁说：“子思……作《中庸》。”（《史记·孔子世家》）《汉书·艺文志》礼类著录《中庸说》二篇,未题撰者。《礼记》中有《中庸》篇,是否即子思所作之《中庸》,木明确。唐人孔颖达《礼记正义》于《中庸》篇题之下引郑玄《目录》云：“孔子之孙子思极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可以看出,汉代学者郑玄,唐代学者孔颖达、陆德明均认为《礼记》中之《中庸》为子思所著。至宋代,理学家以构建儒学纯哲学和儒学本体论的需要,特别推崇《中庸》。朱熹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     

“全国首届杞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杞，在先秦史中是一个小国，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小国，有其自身的文化特点，故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其记述，列入《世家》之中。《史记·陈杞世家》有杞国国君的世系，对其事迹则认为：“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而根据出土的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青铜器铭文，以及其他先秦文献记载，杞国历史文化并非“不足称述”。自清朝末期以来，在今山东新泰市境内出土一批有关杞国的青铜器，其中有铭文者皆有“杞伯”之记载。于是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前辈学者虽然对其铭文作过一些考释，但未作过全面研究。为了更好地研究杞国历史文化，同时也为了促进区域…     

老子新考

老子,相传是春秋末期的老聃,其姓名和生卒年已难详考。较早记载关于老子事迹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但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居然出现了三个老子:一个是和孔子同时的老聃,一个是老莱子,一个是周太史儋。他还连用“或曰”、“莫知其所终”,“世莫知其然”等词句。令人莫知所从。老子到底是老聃(李耳)?是老莱子?还是太史儋?实际上,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隐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印太傅,因家于齐焉。”此外,《史记·老子韩非列     

子贡形象的重塑与司马迁的道德追求

子贡是孔子的高足。据《论语》、《左传》载 ,子贡立世行政恪守儒家思想和道德要求。司马迁却在《史记》的《货殖列传》、《仲尼弟子列传》中 ,将子贡塑造为著名商人和纵横家。这不仅与《论语》《左传》相悖 ,也与《史记》其他篇目中有关子贡的描写也相抵触。本文试图从较深层面分析个中原因 ,并由此揭示子贡形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亦屈亦宋论《招魂》

楚辞《招魂》的作者是谁？所招之魂又是谁？千百年来众说纷坛，至今仍然是一个疑案。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字里行间，分明确认《招魂》是屈原的作品。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毅然决然的语气，表明王逸对宋玉作《招魂》深信不疑。王递当然知道司马迁认为《招魂》是屈原所作的，然而未敢苟同。王逸与宋玉同乡共土，知之抢而悼之深。至于王逸不去批驳司马迁，则可能是因为他心仪昔贤的高风。这不禁使笔者联想到孔子与老子大致同时，…     

《史记·日者列传》作者质疑

通过对《史记·日者列传》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分析对比,可以看出二传在对贾谊的称渭、对贾谊的评价以及二传的学术思想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作者是司马迁,而《史记·日者列传》的作者是司马谈。     

《史记》的文学价值——《史记》不是官书,而是私人著述

司马迁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也是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不仅在史学范畴创造了通史、正史的先例,被称为史书的“极则”,也在文学领域中,创造了纪传体散文的典范。兹仅就其文学方面的价值。略述于下: (一)《史记》纪传文学的宝贵根据 《史记》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列传”和一些“本纪”、“世家”中。考其根据,应有三个方面,都是极其宝贵的。 其一,在思想方面,主要导源于儒家,其次也受道家和法、墨诸家的影响,既有继承,又有改造,这在当时显然是进步的。司马迁十分尊重孔子和六经,《史记》之作,就是标榜《春秋》而又有所发展改造的。班固说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先黄     

孝道新解

<正>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曾参……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明确地指出《孝经》乃曾子所作。《汉书·艺文志》之《六艺略》记:“《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是说孔子向曾子陈述孝道后所作。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他陈述后,由曾子记下来,亦可证明《孝经》的作者是曾子。从《论语》记曾子“慎终追远”等论述看,曾子本人尽孝道、讲孝道,确有一套孝的理论和主张。     

论《史记》的基本特征——兼论鲁迅对《史记》的评价

现代研究《史记》的人都爱引用鲁迅先生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两句话。笔者认为它高度概括了《史记》的基本特征和司马迁的著书态度。细论之有如下五个方面: (一)《史记》是司马迁受宫刑之后,“退论书策,以舒其愤”的发愤之作; (二)《史记》是“谬于儒术”的异端之学; (三)《史记》是效法孔子作《春秋》,即通过著书来寄托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的著作;     

评裴传永的《论语外编》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以汉书·艺文志》）但是，孔子聚徒讲学数十年，“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性记乳子世家》），而忧语》全书不过一万五千言，显然不是他“应答弟子、时人”的全部言论。检诸历代要籍，确有不少孔子之语而为《论语》所未载者。于是，南北朝以降，历代多有纂辑散见于各要籍中的孔子言论的有识之士。有所成就者，如梁武帝萧衍之《孔子正言》、唐王勃之《次论语》，来杨简之铁圣大训》、薛据之《孔子集语》，明李武之《论语外编》、潘土达之《增订论语外编…     

《史记·货殖列传》散论

《史记·货殖列传》表现了司马迁异军突起似的经济思想和货殖主张,招致了历史上不少正统学者的非议。班固父子读后,贬之曰:“崇势利而羞贱贫”(《汉书·司马迁传》);北宋李觏作诗责司马迁“闻道寡”,而盛赞班固之“驳议何洋洋”(《盱江全集·读史》);金代王若虚更疾之若仇,惊呼“迁之罪不容诛矣！”(《滹南遗老集》卷十二)由此可见,《货殖列传》决非等闲之作,值得深入探讨。     

孔子先世考

<正>对孔子的出身,大抵有三种说法。一曰"布衣",二曰"圣人之后",三曰"奴隶主贵族"。"布衣"即平民。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附记的感言中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这是比     

稷下先生内有无墨者

战国时,田齐设立稷下学宫,各派学者鹿麅集稷下。“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田齐世家》)齐王对稷下先生“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史记·孟荀列传》)。稷下先生的顶峰数字相当惊人。司马迁说:“(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田齐世家》)上面说的驺衍等七十六人是其中的佼佼者。据今人钩稽辨析,“稷下学宫的学者分别属于儒、道、黄老、阴阳、名辨、纵横、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