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联盟集体安全中的集体行动困境

国际联盟以集体安全思想为基础建立的安全保障机制具有集体行动的特征。其目的是为了提供国际秩序与安全保障这一公共物品,但是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集体安全下的安全保障难以持久获得,这便形成了集体安全的困境。集体行动困境可以从组织结构、选择性激励和大国贡献等三种途径破解。然而国际联盟安全机制不仅未能在这三方面进行机制上的构建布置,反而由于其错误的安排,使国际联盟在维护安全与秩序方面屡屡失败,并最终解体。     

集体行动中的意识形态——以大路前村公共环境卫生建设为例

奥尔森提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自身也存在“困境”,意识形态对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实际上是从影响个人的效用函数出发,改变其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结果。本文通过大路前村公共环境卫生建设的案例介绍,分析在公共环境卫生建设的过程中,该村村民的意识形态在集体行动中发挥的作用,初步检验了意识形态可以促进集体行动,从而使集体行动走出困境。大路前村长期形成的包括村民集体主义观念在内的意识形态,有效地影响了村民的成本-收益比较,较好地解决了合作的问题。     

论人类集体行动困境中的伦理超越

针对行政管理过程中常出现的"搭便车"行为所造成的"集体行动的困境",结合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著名观点"集体行动的逻辑",认为出现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是: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的公共性以及"经济人"的本能追求阻碍了集体行动的顺利实现。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通过分析"经济人"的社会属性,挖掘人类的"伦理"需求,建立集体成员间的信任以及激励集体成员可以实现集体行动困境的伦理超越。     

集体行动的逻辑及其困境

奥尔森是集体行动理论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集体行动的逻辑,论述了集团规模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在奥氏看来,集体行动的逻辑是指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它说明了共同利益并非集体行动的充分条件。由于没有明确地论述集体物品的非竞争性对集体行动的影响,集体行动的逻辑陷入了困境。     

集体行动的逻辑及其困境

奥尔森是集体行动理论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集体行动的逻辑,论述了集团规模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在奥氏看来,集体行动的逻辑是指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它说明了共同利益并非集体行动的充分条件.由于没有明确地论述集体物品的非竞争性对集体行动的影响,集体行动的逻辑陷入了困境.     

南海共同开发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与克服

集体行动的理论为理解南海共同开发存在的困境提供了新的视角。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是集体行动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南海共同开发困境产生的根源。南海共同开发的困境主要表现在结构困境、功能困境与进程困境上。选择性激励、结构优化和大国的作用是克服南海共同开发的困境的三条有效途径。南海共同开发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集体行动困境的化解。     

奥尔森的民主生成理论

民主的关键在于政府的控制权由定期的自由竞争性的选举决定,从而阻止了专制统治,而非普选。民主比专制倾向于更少的税收及更多的公共物品。专制是一种私人物品,而民主则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其生成的障碍在于集体行动的困境。原生型民主的出现在于暴力资源的偶然分散配置妨碍了专制形成,及有助于民主的集体行动的成功达成。     

论政府在环境保护集体行动中的责任——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理论的启示

良好的环境是全社会的公共物品,需要社会中的全体成员采取集体行动来获得。但是,如果没有选择性激励机制,集体行动往往会陷入困境,即所有成员都搭便车等待他人行动,结果集体物品得不到满足。我国当前在环境保护过程中,正存在这种困境。社会大众、企业组织、各级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都存在着较为普遍的搭便车现象,在选择性激励机制不健全的情势下,使得环境公共物品得不到有效地供给。政府的责任便在于加强环境管理职能,为各类成员提供有效的选择性激励制度。     

理性契约与公权他用的悖论及其启示——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分析视角

古典社会契约理论认为，理性的个体基于自愿同意，互相订立契约进入政治社会，是一个正和博弈的理性选择过程。但这一集体行为的结果都是个人理性造成了集体的非理性，因为人们让渡的公权的他用导致了非合作博弈下集体行动的困境。因此，现代民主国家要做的，应是设计出一种权力多中心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模式，进一步壮大公民社会的力量，发扬协商民主精神与公共精神，藉以减少公权他用的现象。     

理性契约与公权他用的悖论及其启示——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分析视角

古典社会契约理论认为，理性的个体基于自愿同意，互相订立契约进入政治社会，是一个正和博弈的理性选择过程。但这一集体行为的结果都是个人理性造成了集体的非理性，因为人们让渡的公权的他用导致了非合作博弈下集体行动的困境。因此，现代民主国家要做的，应是设计出一种权力多中心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模式，进一步壮大公民社会的力量，发扬协商民主精神与公共精神，藉以减少公权他用的现象。     

业主集体维权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分析

伴随着城市基层治理的发展,城市业主维权行动已成为一种新形式的社会运动,是业主自治的良好体现,但是在集体维权行动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困境。本文通过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分析了城市业主集体维权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并提出选择性激励等合理的解决办法,以保证业主的整体权益得到维护,推动集体行动的进程。     

国际合作中的集体行动问题

集体行动问题是指集体行动中因为个体的理性选择而导致集体选择的结果无法达到集体(或社会)效用最优,主要表现为"囚徒困境"、"集体行动的逻辑"和"阿罗悖论"三个定式.国际交往中的集体行动问题源于两个因素:不确定性和国际政治市场失灵,它们严重制约着国际合作的发生和持续.建立国际制度有助于克服集体行动问题,促进国际合作的顺利进行.     

集体行动困境的产生与化解

集体行动的困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西方学者根据生活世界的反映,建构了集体行动困境产生的的三种理论模型: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的逻辑。针对如何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难题,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可以将之归纳为四种方案:霍布斯的第三方强制力即政府方案、市场方案、社会资本与综合自主治理的方案。通过对这四种方案优缺点的分析,建议把经济学和社会学方法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普遍道德、公共领导力与小农水集体治理

集体治理是破解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治理主体缺位难题,实现设施有人用、有人管良性循环的重要方式。利用黄河灌区宁夏、山西及山东723个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考虑普遍道德和公共领导力因素,结合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及所处省份,选取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小农水集体治理。结果表明,普遍道德和公共领导力能显著促进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和治理绩效,集体行动能显著提升小农水集体治理绩效,公共领导力与普遍道德能显著相互促进。多群组分析表明,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及所处省份能显著调节小农水治理集体行动和绩效。因此,政府可以结合不同地区农户农业收入情况,通过深化普遍道德培育、培训村庄领导者和鼓励村庄精英治村等方式促进小农水集体治理。     

论集体腐败的经济学根源

集体腐败是当今社会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根据公共选择与集体行动理论,人们的利己主义动机与经济租金相结合,促使公共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互相交换,并通过小集体活动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导致集体腐败的根本原因。因此,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各种监督机制,加快反集体腐败的立法,强化道德约束等等,是当前遏制集体腐败的有效对策举措。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质量不高,效率也比较低下,存在这些问题,其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不合理,政府供给中的行为缺失和农民自身提供公共产品的集体行动困境。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责,实现财权与事权相统一;实行城乡一体化的供给体制,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实行供给主体多元化和供给方式的多样化;完善农民的需求和利益表达机制;加强对改革农村产品供给的制度约束和法律监督。     

从经济学到政治学: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启示

从公共物品、集体行动目标、集体行动困境方面梳理奥尔森理论的逻辑线索,从集团规模和选择性激励这两个关键变量出发,对奥尔森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重点分析,尤其从经济学视域到政治学视域的转换角度剖析这一开创性研究给予我们的启示,同时指出该理论的不足之处.     

农村公共物品自主供给机制的经济学分析

在政府与市场之外,农村公共物品由农村社区内农户自主供给不失为一种有效率的方式.农村公共物品自主供给机制的内在机理在于社会资本促使农户一致行动能力的形成,从而有效破解集体行动的困境.通过构建农村公共物品自主供给模型,探讨在相关约束条件下自主供给机制形成的均衡条件,并分析农村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数量和参与农户的最优规模.     

意识形态与集体理性——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意识形态

理性人假设无法解释集体行动的困境及其克服。在制度经济学看来,集体行动的促成有赖于共容利益与选择性激励,意识形态是促使人们从个人理性走向集体理性,实现集体利益的工具,但对个人而言,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非理性特征。意识形态的演进具有帕累托优化的性质。     

情感与效能:集体行动中群体认同的理论与实践视阈

大量实践研究表明,"群体情感"和"群体效能"已经成为集体行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而"群体效能"对集体行动具有一种正向预测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集体行动尤其是利益主导型抗争即是基于特定目标的实现采取的一种特定行为,在这一集体行动实施过程中,群体对自身行为有一定的认知和评估——表现为一种"集体效能"指标,尤其是对行为结果有效性和达成性会有基本的认知和判断,成为影响集体行动趋势的重要因素。面对集体行动中的认同干预,执政者应对这一过程的重点不仅要从情绪舒缓的层面帮助他们排解淤积的不良情绪,隔断其负性消极认知,同时更要从思维、行为等层面介入集体行为,干预其行为过程,通过信息公开、空间物理隔离和问题解决等层面切实提升他们对事件本身的积极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