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纳与继承:百年新诗诗学理论建构

中国新诗的理论建构有两个重要的资源:西方诗学理论和古典诗歌理论.当新诗完成白话语言和自由体形式的“革命性”创造之后,着力进行诗歌艺术方面的规范化建设.象征、暗示、戏剧化、通感、蒙太奇等西方诗歌艺术手段被新诗广泛吸收、借鉴;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境、格律、神韵等诗学理论.新诗在吸收西方诗学资源和继承古典诗歌理论进行自身诗学建构的同时,也保持着对极端“西化”和片面“复古”的警惕.     

新诗要革命

新诗的发展道路问题,是毛主席早已解决了的。毛主席曾一再强调:要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在给陈毅同志的信里,毛主席则又明确指出:“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不为诗人成诗名——论黄遵宪及其诗歌创作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杰出诗人。他忧国忧民 ,抱负远大。但是历史怠慢了他的政治热情 ,拒绝了他的经天纬地之才 ,而不无凄怆地成就了他的诗名。黄遵宪生活于近代中国 ,是故国家园屡遭磨难的见证者。他以诗歌的形式悲愤地记录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事件 ,其诗作有“诗史”之誉。他主张诗歌创作应“复古人比兴之体” ,在对古典诗歌形式的改造中 ,进行了“以单行之神 ,运排偶之体”的可贵探索。黄遵宪喜爱民歌重视民歌 ,他所创制的“新体诗”还接受了来自民歌方面的艺术影响。黄遵宪的诗歌不仅体现了晚清时期诗界革命的实绩 ,而且显示了中国古典诗歌向现代诗歌转化的历史足迹     

略论新诗创作对古典诗歌资源的接受与整合

在学界强烈关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命题的大背景下,新诗创作与古典诗歌资源之间的关系理应引起我们瞩目。新诗创作至少有一只脚是踩在古典诗歌的土壤上的,从古典气味浓厚的戴望舒、余光中等一直到"朦胧诗"及其以后的现代汉诗写作都没有例外。在这一点上,中国古典诗歌的脉络不仅没有在新诗创作中断绝,而且,新诗最终、也必将会成为传统的一部分,最终、也必将会成为民族诗歌血脉潜流的重要构成。     

起点的摆荡:胡适对古典诗歌意象的继承与创造

古典诗歌意象的高度纯熟化从文化上钳制与扼杀了思想的自由发展,从诗歌艺术层面也使注重意象营造的古典诗歌基本丧失了诗歌应有的审美感受性,并危及到诗歌本身的存在。“五四”文学革命在创作实践上是以新诗为突破口,而早期白话诗以胡适的《尝试集》为代表,胡适通过在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对古典诗歌意象的继承与创造,凸现了其在诗歌由旧到新发展史上的意义。     

谈新诗形式问题

我国诗歌有数千年悠久的历史,在它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和流派。自从新诗出现在中国诗坛的第一天起,就引起了对新诗形式问题的争论。毛泽东同志指出:应该在批判地继承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现在的新诗     

诗歌创作之我见

[摘要]新诗如何继承传统与创新发展？作者认为：中国诗人要明白我们是在用宝贵的汉语写诗,因此要珍视丰厚的母语,发扬灿烂的母语。学习新诗是要学习西诗的形式,进而抛弃中国旧体诗的外在形式,更重要的是要注重诗的内动旋律,即意境美、建筑美和音乐美。要认真汲取中国古代诗歌创造意境的艺术特点,借鉴建筑美学的艺术神韵,尤其是要学习音乐艺术所具有的灵动性、抽象性、可塑性以及腾飞力、穿透力、震撼力。在诗歌语言上要向古典诗歌口语化、民歌化以及生动的细节和灵活多变的风格学习。只有这样,新诗才能发挥感动人以情怀、启迪人以智慧、抚慰人以愉悦、鼓舞人以力量的教育作用。     

传统文化与新世纪诗歌的精神重建

传统文化的精神影响在新诗之中仍然内在有力,深入骨髓。诗骚以降的介入情结和史传传统,使新世纪诗歌的“及物”意识逐渐觉醒与强化;“悲悯”情怀与新世纪大悲大喜的事件洗礼遇合,造成新世纪诗歌写作伦理的大面积复苏;受古典文化中存在型诗人的艺术态度和人格建构启迪,新世纪诗歌确立了一种清洁的诗歌精神。     

中国现代新诗的诗体建设问题

中国新诗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诗体建设的形式问题,新诗作者普遍滥用自由,导致新诗文本的浅白、啰唆和枝蔓芜杂。因此,新诗作者应有意识地向中国古典诗歌学习,强化形式意识,注重新诗诗体建设,从而有效地提高新诗的整体艺术质量。     

试论中国诗歌的时间生命主题

对时间生命意识的表现 ,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主题之一 ,它赋予中国古典诗歌最为感人的生命情调。时间生命主题在古典诗歌中 ,展开为及时有为、及时行乐、惜春悲秋、同情悲悯、超越努力等几个方面 ;并在这几个方面 ,对 2 0世纪新诗施以深刻的影响。     

徐志摩诗歌的特征与现代音乐美感

徐志摩的诗歌深受西方诗歌的影响,他对西方诗歌的节奏进行了全面的学习和借鉴,并成功地将这些诗歌技巧化入中国新诗之中,对中国新诗进行了改造和塑型。在概念分析的同时结合他的诗歌创作进行文本细读．深入分析了其诗歌给中国现代诗歌提供的具有现代音乐美感的形式。     

重提新诗的格律问题

在汉语语境里 ,诗歌的格律问题有其特殊的地位。对于新诗格律的倡导者来说 ,新诗只有在具备了自己的形式之后 ,才能与古典诗歌彻底划清界限 ,因而发掘现代汉语的音乐性就成了新诗格律建设者的重要追求 ;与此同时 ,诗人们也尝试着从语言的视觉形象上(如“具象诗”和“意象”)来增加词语的吸引力。但事实上 ,相对于古典汉语而言 ,现代汉语无论在听觉上还是在视觉上的优势都不再明显 ,因而 ,单纯外在形式上的新诗格律势必难以形成定论 ,新诗的格律只能趋于内在化     

“亲切与暗示”：卞之琳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

卞之琳在翻译中对照、回望古典诗传统,发现魏尔伦与象征主义诗歌中的“亲切”与“暗示”这两个最重要的特点正是中国旧诗词的长处,是卞之琳对传统中“亲切”、“暗示”这两种优秀质素的重新发现,这是一种独属于卞之琳话语系统的个人“发现”,形成了他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同时,卞之琳将这两种优秀质素用于自己的诗歌建设,形成独特的诗歌特点,亦成为对新诗自身传统的发现。     

论王学忠的诗歌精神

本文从中国新诗的当代语境和本质特征入手,结合文本细读,具体阐释了诗人王学忠坚执的诗歌理想和诗歌精神,并通过对“平民”、“底层”等概念的独到辨析,彰显了王学忠诗歌情感和诗歌价值的普适性.     

摄影诗歌:诗画传统的变异性传承

在视觉文化转向的崭新语境中,视觉媒介参与塑造中国新诗生态,视觉传播成为新诗传播的重要形态。“语—图”关系的调整,构成了文学发展的重大挑战。文学与摄影本质属性的差异,造成了摄影文学内部两种表意符号的交锋,而图像和文字的张力构成摄影文学艺术探索的内生动力。宽泛地讲,“诗画传统”可以视为诗歌艺术与视觉艺术互动的历史。在诗歌与摄影的密切互动中,可以抽绎出诗画传统变异性演进的潜隐线索,摄影诗歌的“诗意图式”中仍然可以辨认出传统图式嬗变的痕迹。对于现代诗人来说,传统诗画艺术是可资借镜的样式,诗画传统的复活和承续是现代诗人推进新诗视觉传播的主动选择。在借助图像提升诗歌传播效果的同时,要缓解文学与图像之间的对立和矛盾,避免诗意放逐和深度削平等不良后果。     

徘徊于理性与审美之间——谈西方诗歌影响下的中国新诗发展之路

中国新诗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西方诗歌的直接作用下发生的。仔细回顾中国新诗的发展之路,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现代新诗对西方诗歌并非只是一味地认同与追崇,特别是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它既表现出了对西方诗歌在观念上的理性认同,又在审美上常常流露出犹豫与徘徊。这种犹豫和徘徊使得中国新诗不可能踏着西方诗歌的老路大踏步前行,而是经历了异常曲折的发展道路,但同时也保证了中国现代新诗成为“中国的”新诗。     

试论黄遵宪诗歌中“新名词”的运用

黄遵宪是晚清“新派诗”的代表人物。他的诗为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审美领域,其中虽然使用了一些新名词,但这些新名词的使用并没有给他的诗歌格律造成任何影响。分析黄遵宪诗歌中新名词的运用,可以发现,黄遵宪的诗歌创作仍然恪守着中国诗歌传统的美学原则与审美趣味。     

百年新诗之"旧路"——中国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关系的几种模式

本文从长时段的宏观角度考察了百年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模式,结合新诗的诗歌理论主张,主要从新诗创作的实际这一角度,来追寻百年新诗创新历程中的旧路,即由梁启超发轫,胡适、李金发关注语言,卞之琳、穆旦追寻传统精神的根本处,以及从民国初年绵延近百年以郭小川为代表的向民间歌谣学习等模式,进而提出20世纪初以来的旧体诗词写作未能超越梁启超的理论主张。     

自由诗与中国新诗

自由诗是中国新诗的主要体式 ,中国新诗的研究和批评经常使用自由诗这个诗体概念 ,却未加以历史和理论的检讨。本文从中国早期自由诗理论的反思出发 ,联系新诗接受自由诗的过程 ,认为中国新诗在语言与形式“求解放”的进程中 ,精神与内容的考虑显然优先于美学的考虑 ,存在着把自由诗浪漫化和简单化的现象。自由诗有存在的合理性 ,但它仍应遵循诗歌运用语言的基本规律 ,不宜将自由诗看成新诗的至尊形式 ,以至于代替其它形式的探索。必须打破“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绝对观念 ,形成格律诗和自由诗并存、对话与互动的诗歌生态 ,以便在诗歌内部形成竞争机制和参照体系 ,获得自我反思和自我调节的能力。     

从天狗到骆驼——从郭沫若诗歌意象看新诗精神演变的一个周期

以郭沫若为代表,20世纪新诗以"天狗"的雄姿确立了自我主体,并开创出白话自由诗的形式,宣告新诗现代性的获得.中历"水牛"意象过渡,后来诗人转向颂扬"骆驼"精神,自我主体丧失,"我"让位于"我们",自由体转向于古诗体、民歌体,并产生失语症与大话癖等时代症,新诗从诗魂到诗艺都从现代性向古典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