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构建奥斯曼帝国石油体系及其影响(1914-1920)

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1920年巴黎和会结束,英国对奥斯曼帝国实施了石油开发政策。在大战中英国利用军事手段垄断了奥斯曼帝国的石油开发权和开采权,并因此在国际关系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巴黎和会期间,英国和法国签署了《圣莫雷协定》,和美国经过协商达成了"石油工程合作"的协议,经过调整英国占据了主导地位。英国逐步构建了在奥斯曼帝国范围内的石油开发体系。     

大国“治权”与特殊行省——奥斯曼帝国行省管理的“埃及难题”

奥斯曼帝国晚期对埃及行省的统治,前七十七年(1805—1882)拥有名义上的主权而没有治权,后二十七年(1882—1909)得到了虚幻的“治权”。埃及实质上是独立政体,政治机构的设立具备“国家”的规模,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子孙是世袭君主,独立开展外交。1882年英国在埃及驻军之后,奥斯曼帝国政府派遣一名专员到埃及,既保持了对埃及的名义主权,也得到了对埃及行省的“治权”。为了对付埃及,奥斯曼政府多次求助于英、法、俄等国的帮助。埃及统治者能否对抗并挑战奥斯曼帝国政府,也取决于欧洲大国的态度。“外国干涉内政”成为奥斯曼帝国和埃及行省的共同需求。英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宣称“埃及仍是奥斯曼帝国的行省”,和奥斯曼政府共同制造埃及“回归”帝国的假象。     

欧洲体系变革与“东方问题”的欧洲化

"东方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土耳其怎么办"的问题。19世纪以来,欧洲强国面临着如何处置不断衰落的奥斯曼帝国的难题。"东方问题"成为欧洲国际体系的一个黑洞,最终成为引爆欧洲体系"内战",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东方问题"并不是到了19世纪才产生的,奥斯曼帝国从15世纪就嵌入到了欧洲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之中,是欧洲最先面对的"他者"之一。18世纪中后期,西欧、北欧以及东欧次区域体系相互融合与挤压,欧洲大陆体系与海外殖民体系相互博弈,奥斯曼帝国恰恰处于这种体系挤压的切面上,被动地卷入到了欧洲体系之中。然而,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维也纳体系并没有将"东方问题"纳入其中,从地缘文明的角度,奥斯曼帝国并非欧洲一员,在主观意识上,维也纳体系的设计者也"忽视"了奥斯曼帝国。欧洲体系的变迁改变了"东方问题"的内涵,而"东方问题"也挑战了维也纳体系的僵化与狭隘。希腊革命之后,依靠维也纳体系确立的通过会议体制解决争端的方式就难以奏效了。     

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的历史考察及评析

通过历史考察及评析的方法,拟就奥斯曼帝国社会改革深刻与复杂的历史含义,以及对其近代以来历史发展进程路径取向的影响,作以初步的研究探讨。从而令我们以更客观和实际的心态来了解、比较奥斯曼帝国与世界其他文化、政治体系、经济形态和民族的互动关系     

1566:历史拐点

在世界史上,1566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很多将影响未来世界格局的事件都发生于这一年:在亚欧之间,奥斯曼帝国的苏里曼一世在进行多次扩张后,把这个古老的帝国带到鼎盛时期。但因为苏里曼一世本人在这一年的去世,失去了他强大的个人权威,奥斯曼帝国开始走下坡路。     

土耳其伊斯兰教育的传统与改革

土耳其伊斯兰教育的传统与改革孙振玉除了凯末尔主义共和国这一特殊时期外，土耳其的伊斯兰教育在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教育中，始终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它不仅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以其普及发展程度，推动着世界伊斯兰教育的发展，还在奥斯曼帝国后期、青年土耳其时代、二战后...     

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国家交往的特点

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国家交往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平等,具体表现为:宗教与改革层面的冲突与融合;"挑战-应战"的相互关系;既合作又斗争的复杂性.但文明交往的力量向度与影响取向是双层次的:一方面,作为一场博弈游戏,西方文明变为一种强势文明,而奥斯曼-伊斯兰文明逐渐走向附属地位;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也从西方文明得到不少物质与精神层面的馈赠,如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先进理念.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与欧洲的交往在规模、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此后的土耳其共和国加强与西方交往、并极力推行"脱亚入欧"战略埋下伏笔.     

19世纪前半期埃及的政治与经济

１９世纪前半期埃及的政治与经济王春良马克思在《俄土纠纷─—东印度问题》中指出：埃及成为“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唯一有生命力部分”①。这就是说，如果与亚非诸国横向比较，当时埃及的政治、经济动向，不仅比奥斯曼帝国的中心地区伊斯坦布尔和小亚细亚要进步，而且比同时...     

略论奥斯曼帝国晚期社会文化领域的现代化改革——以文明交往为视角

奥斯曼帝国晚期在社会文化领域的现代化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它不仅触发了奥斯曼帝国的民族意识,推动了民族建构,而且进一步实现了政治上的世俗化、行政机构的专业化和宪政制度,同时也逐步推动了教育部门的世俗化、本土化以及妇女地位的提高等。这些改革的成就为土耳其共和国所继承,而民族认同的困境、西方现代性与伊斯兰传统的矛盾等也困扰着国家的现代治理。土耳其现代化离不开东西方的文明交往,更离不开土耳其的文明自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英国对库尔德斯坦政策的嬗变(1914—1918)

一战前,为了维护英国在奥斯曼帝国的政治与商业利益,英国政府致力于维持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稳定与领土完整,对库尔德人独立的政治要求采取了不支持政策。一战爆发后,英国对库尔德人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向。英国不但要求分割奥斯曼帝国,而且于1918年直接出兵占领了南库尔德斯坦。英国政策的转变,除了与国际地缘政治环境的剧变、石油的战略价值有直接的关联以外,一定程度上也是库尔德人主观政治诉求的结果。从本质上来说,从一战前不支持库尔德人独立到战时直接占领南库尔德斯坦,英国对库尔德人的未来发展并没有明确的政策导向,这种转变仅仅是维护其战时战略、政治与经济利益的权益之计,对战后英国的中东外交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也为战后库尔德人悲惨历史命运的开启埋下了伏笔。     

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基本范畴研究（一）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应用研究的基本范畴或基本命题,是理论学习的重要切入点。立场、观点和方法都属于哲学体系、理论体系的范畴,而且都各具特点:立场具有前提性、根本性、彻底性、具体性、普遍性、原则性、价值性特征;观点具有理性认识、原理性、阐释性、真理性、创新性的特点;方法具有实践性、多样性、层次性、操作性、范式性、群众性的特点。     

“安老怀少”:构建高质量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在低生育率和老龄化背景下,要实现老有所安和关怀少年的成长,国家体系化的高质量养老公共服务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分析“一老一小”人口形势、生育意愿下降背后的原因,研究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的路径。研究认为,构建高质量公共服务体系要强调“一个中心”:敬老爱幼、安老怀少;“两翼互动”,打造老年友好型社会和生育友好型社会;“四轮驱动”,即高质量取决于服务的福利性、有效性、可及性和及时性。研究还认为,对高龄老人、独居老人、空巢老人和失能老人群体的服务是养老服务业的重点人群,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养老责任包括对这些人群的兜底养老、普惠养老、公平养老和品质养老的责任,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包括老年的价值友好、文化友好、政策友好、环境友好和服务友好;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生育责任包括适度生育、优化生育、生育服务和生育保障的责任,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则要体现生育的价值(文化)友好、福利友好、婚姻友好和服务友好。研究表明,在全方位构建现代化“安老怀少”统一的政策、制度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中,社区是关键环节,需要顶层设计和分类推进相协调,才能实现人口均衡发展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双重目标。     

中国人的情绪性人格特点

情绪性人格维度反映的是个体在做事和人际交往中表现急躁和直爽的程度。本研究依据本土化的中国人人格量表对中国人的情绪性人格维度及其两个次级因素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发现个体的性别、年龄、职业和婚姻状况均对情绪性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总体上看,女性比男性的情绪性倾向更高,年龄越大,情绪性程度越低,工人农民与行政管理者和教科文卫人员相比情绪性更明显,而婚姻状况也与年龄和性别一起影响个体的情绪性倾向,而急躁(耐性)和爽直特点的"双高者"和"双低者"也有明显的年龄、职业和婚姻状况差异。     

周原甲骨文的书法艺术

对周原甲骨文的审美特征进行了归结,提出了其爽劲奔放类、严整劲挺类、萧散简远类、烂漫恣肆类、写意流便类的五个艺术分期;认为周原甲骨文应出自于周人之手且横跨了殷商、周两个朝代,而萧散简远类则可能成为殷商甲骨文与西周甲骨文的分水岭;从契刻工具,书、刻的关系与涂朱、涂墨,契刻刀法与契刻笔画次序等方面探讨了周原甲骨文的契刻技法,并对周原甲骨文的用字与结字、章法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了周原甲骨文在"自然书法观"的确立、"草甲骨文"的创造、萧散简远、烂漫恣肆、写意流便新的审美范式和微雕艺术的开创等方面的历史贡献与其应有的中国书法史地位。     

“微时代”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研究——一种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随着媒介革命的纵深发展,中国新媒体发展已经进入了“微时代”。与之相应的是,网络谣言层出不穷,使得网络成为媒体危机甚至诸多突发事件恶化的媒介,导致社会风险扩大化、恶性化发展。网络谣言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在义愤心理、信息流瀑、从众效应、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的作用下,本身即形成了一定的自我强化机制。因此,针对新媒体时代网络社会的新常态,必须强化网络社会制度规范,创新网络社会治理模式,切实提高网络谣言的治理能力,发挥网络积极正面的功能,使之趋利避害。     

观念竞合与国际体系的变迁

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及重要性已是不言而喻。在过去的四百多年里，国家主义和保守主义分别主导、塑造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及维也纳体系，而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虽然塑造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但主导该时期的却是激进主义。直到雅尔塔体系时期，民族主义才终于打败了帝国主义，自由主义则成功战胜了极权主义。因此，国际体系确立的背后是观念分配竞合的结果，是主流观念取向在竞合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观念作为深层次因素，始终是影响、塑造国际体系的更新与变迁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文明吸收中的他国化创新与叛逆——《五卷书》的异域流传与变异

印度寓言故事集《五卷书》以它出色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以阿拉伯译本《卡里来和笛木乃》《一千零一夜》及印度教、佛教为载体,《五卷书》辗转流传到亚洲、欧洲的多个国家,译本数量仅次于基督教的《新约》《旧约》。在东方与东方、东方与西方的文明交流中,《五卷书》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为世界文学的发展贡献了卓越力量。由于社会风情、民族性格、宗教信仰和翻译者风格等差异,以及时代跨度、文化过滤与文化误读等因素,《五卷书》在各国形成了“创造性叛逆”的变异,甚至有了更深层次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方式上的改变,即发生文学他国化变化。变异现象发生于文明交流活动的始终,根本上还是要通过对异质文明的比较推进到异质文明的交汇上来,以开放、多元、包容的眼光看待各种文明的碰撞与融合,探索其中的本质规律。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公共决策特征研究

当今世界,环境日趋多变,经济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各国公共管理面临极大的风险和挑战,仅凭传统的决策模式已无法有效应对日趋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时代挑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为智慧公共决策范式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智慧公共决策以大数据为基础,利用新一代数据分析技术与方法,在复杂的环境和海量的数据中,解释数据之间及数据与环境之间的广泛联系,准确了解过去、把握现在、预测未来,实时连续地为决策的制定提供支持。从本质上讲,智慧公共决策是以大数据驱动为核心,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具有全面感知、客观透明、实时连续、自主预置和多元共治等特征的一种全新的公共决策模式。     

课堂实践中的课程理解与文本诠释

现代意义的课程整合了美学、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认知,教师课程理解的生成性与批判性在本质上体现了教与学的意义。对教科书文本及其之外的教学参考文本、教具、补充教材的诠释,起到了复制与传承文本的意义。在课堂实践中,教师是课程文本与学生的中介角色,课程的理解与文本的诠释是对知识和价值的探索、争论、传承,内在地包含着解放的方向,这既是教育的目的,也是教育的归宿。     

现代性构建与现代三大文化思潮

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虽为三个鼎立的价值系统,但均属“现代”思潮,三者在要不要实现现代化转型、要不要接纳现代性的认知上是共同的,在体现现代性的“当下性”、“世界性”、“个体性”与“世俗性”等四个重要向度上不难体会其共性;但三者对现代化道路的追寻、对现代性诉求的表达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展示为“保守的现代性诉求——儒家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东亚现代化模式)”、“温和的现代性诉求——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和“激进的现代性诉求——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等三种不同类型;还可从现代化与反现代化、“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坐标上分析三大思潮现代性诉求的区隔,文化保守主义是以“前现代”的美好凸现“现代”的弊端,激进主义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思路可视为现代性的创新、也可视为“后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