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正气、廉明清正的朱熹

婺源茶院朱氏第九世孙朱熹（1130—1200），是我国南宋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其一生为官五十年，历事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在这不算长的仕途生涯中，朱熹当官为民，不仅劝农桑，救灾荒，关心民间疾苦，自己常常“豆饭藜羹”；而且为官清廉，兴利除弊，惩办豪强，曾为反对横征暴敛多次上疏直谏而“触怒龙颜”，体现了其祟高的气节操守。     

毛泽东评点朱熹

婺源茶院朱氏第九世孙朱熹(1130-1200)，不仅是我国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和理学之集大成者，而且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彼所完成之理学，操纵我国哲学、教育、礼制等凡七百年；支配日、朝之文化，亦数百载。”对于朱熹，毛泽东早在长沙求学时，就认真研读过朱子书籍，对朱熹主张抗金图存、恢复中原的爱国思想甚为赞扬推崇，对他的理学思想也相当钦服。     

论朱熹哲学体系诸范畴的理论价值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博大恢宏的哲学思想，包含着一个系统的范畴体系。只有了解朱熹如何阐发诸范畴的内涵，才能对朱熹哲学思想做出客观的评价。本文仅从朱熹的范畴体系中，选择理、气、性、欲四个范畴作为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方家。“理”的本义，在中国哲学史上通常指条理、准则。如《说文》释“理”为“治玉也”。孟子则从伦理学的角度将“理”与“义”并联，作为评判价值的标准。他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①但不具有哲学范畴的意义。苟况、韩非讲“理”，既有条理的意思又有规律的含义。苟况说：“凡以知，人之…     

知府方体

宋代大儒婺源朱熹在宋绍兴以后，历任福建泉州同安主簿、武学博士、江西南康知军、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江西刑提、荆源南路安抚使、焕章阁侍制兼侍讲、漳州知州等等，当了九年地方官，四十多天的帝王师。朱熹为官，努力贯彻其儒学理念，不倦地向皇帝灌输“正心诚意、正心克己”之论。当地方官时勤于职守，努力赈恤，治理荒政，曾多次轻车简从，深入民间，了解灾情，劾罢了一批昏贪污吏，连上六道弹劾奏章，罢了丞相姻亲唐仲友的官。朱熹廉洁自守，     

朱熹署称、祖籍及其哲学思想

朱熹在其论著和序跋中除署称"婺源朱熹"、"新安朱熹"、"紫阳朱熹"外,还出现"邹訢"、"吴郡朱熹"、"丹阳朱熹"、"平陵朱熹"等署称.一九八三年第六期《齐鲁学刊》发表的高令印、阵其芳《朱熹籍贯由鲁至闽考》一文认为,从朱熹的署称研究其祖籍的变迁,不但可以弄清署称的来源,而且对研究朱熹的哲学思想具有重大意义.朱熹的始祖邾子在先秦时居住在今山东南部.朱熹第九世孙明人朱稳曰:"朱氏出自曹姓高辛之后陆终,有第五子曰子安,周武王封其苗曹侠于邾,为鲁附庸,其地鲁国县是也."     

朱熹思想之与陆象山

朱熹思想之与陆象山金春峰陆象山哲学思想是心学思想。和王阳明一样，其哲学的基本命师题是“心即理”。朱熹讲“性即理”，不讲“心即理”，故学术界常认为朱陆为理学中两大对立的学派。“朱陆异同”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门题目。实际上，朱熹的基本观点是心学，不过心学...     

“黎民”本义考

“黎民”一词最早见于《诗经》，主要有三种解说。第一种，《诗·云汉》郑玄笺“黎，众也。”第二种，黑发的人。《孟子·梁惠王》朱熹注：“黎，黑色。黎民，黑发之人，犹秦言黔首世。”第三种，黎族人民，杨筠如《尚书诂》：“黎民当即九黎之民。”上述三说，乃循《诗》、《书》、《孟子》三书行文作解，故歧义纷出。今人释“黎民”一词，大凡因循上述三说，未察其本原。弄清“黎民”一词的本义，“黎”字是关键。就目前而言，甲骨文和金文中尚未确认是否有“黎”字。因此，最权威的解释莫过于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云：“…     

朱熹的德性伦理思想

朱熹的德性伦理思想是建立在“理”的基础之上的。朱熹主张重德轻欲，在治国德性上他提倡“仁者爱人”。朱熹还特别重视道德修养，认为“私欲净尽，天理流行”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便是圣人。人们应当以圣人作为修养的模范、标准。他的德性伦理思想对于当今社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要汲取其中的有益成分，为当代伦理建设做出贡献。     

朱熹陈亮论战的文化意义

陈亮与朱熹于淳熙九年（１１８２）在明招堂见面后开始他们的学术论战。以后,两人通过书信往返进行学术争辩,使这场轰动学界的学术论战得以深入开展。从现存陈亮致朱熹的八次书信和朱熹致陈亮的十五次书信中,可以看到这场论战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十分明显,他们之间论战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持有不同的价值态度,正如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所说：“夫朱子以事功卑龙川,龙川正不讳言事功,所以终不能服龙川之心。”正由于朱熹、陈亮对道德与事功、即内圣与外王的态度严重分歧,故而才引起王霸义利等一系列学术问题的论战。一、“王道”与“霸…     

朱熹理学与禅学的家族相似性

朱熹理学与禅学思想从哲学上来看,在多方面表现出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本体论上朱熹的“理”与禅学所说的“性”或“自性”、辩证法观点上朱熹的“心统性情”说与禅学推崇的“一心二门”论、认识论或工夫论方面朱熹的“正心诚意”与禅学提倡的“明心见性”都有诸多方面的家族相似性。与禅学思想互鉴,可以更好地理解、把握朱熹理学的思想实质。从思想史发展的逻辑角度看,朱熹理学思想是儒家思想和禅学等思想各自发展、融通合流的产物。     

朱熹的《通鉴纲目》及史学思想的新阐发──读汤勤福新著《朱熹的史学思想》

汤勤福的博士论文《朱熹的史学思想》（齐鲁书社２０００年１月出版，下简称汤著），拜读之后有一些感想，必欲一吐而快之。一汤著在史学史研究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对朱熹《通鉴纲目》的考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通鉴纲目》“凡例”是朱熹所撰，他还撰写了部分的“钢”，而“分注”则是朱熹托其学生赵师渊撰写完成的，即认为《通鉴纲目》的主要作者不是朱熹而是赵师渊。这一观点影响极大，几成定论。对此汤著作了说细的考辨，得出了全然不同的新论断。作者考证，元朝贺善曾指出当时有人怀疑《通鉴纲目》非朱熹所作；全祖望、王梓…     

论朱熹思想在徽州的流传和影响

朱熹祖籍为徽州府婺源县(原属安徽，今属江西)。据朱熹高足黄干《朱子行状》载：朱熹的家世为“婺源著姓，以儒名家。”清代所修《婺源县志·朱子世家》则说道：     

朱熹经学之渊源

朱嘉吸取汉唐训诂注疏之学的优长 ,批评其流弊 ,将训诂注疏之学与义理之学相结合 ,使义理的阐发建立在较为可靠的材料基础上 ;他不囿于成说 ,而是大胆怀疑 ,加以创新 ,这种思维方式乃发端于唐宋之际的疑经惑传思潮 ;作为“四书”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的思想与唐宋时的“四书”之学也存在密切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 ,朱熹不仅是宋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而且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故而北宋以来的理学也是朱熹经学思想的重要渊源     

中和新旧说剖析

中和新旧说剖析金春峰（人民出版社）乾道五年己丑，朱熹对“旧说”觉其非是，作《已发未发说》、《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提出了“新说”，学术界称“己丑之悟”、“中和新说”。“中和新旧说”是朱熹建立自己思想体系的起点，分析它的实质及两说区别之所在，对于弄...     

朱熹解《大学》“亲民”为“新民”之新证——从孟子讲“亲亲而仁民”入手

不同于唐孔颖达解《礼记·大学》“亲民”为“亲爱于民”,宋朱熹依照程颐将“亲民”解为“新民”;明代王阳明不赞同朱熹“新民”说,而认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主张“亲民”说。后世不少学者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并提出新证,主要有三：其一,以孟子讲“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及其所言“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为据,反对王阳明“亲民”说;其二,以“亲”“新”古字通用为据,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其三,通过对《大学》思想内容的分析,而赞同朱熹“新民”说。这些论证,对于现今理解朱熹“新民”说,仍具有不少新意和启发。     

朱熹《诗经》解释方法新探

朱熹的《诗集传》是《诗经》研究史上的“第三座里程碑”。过去，学者们研究朱熹的《诗》学，多侧重于淫诗、美刺之说，雅正邪郑之辨，《诗》“六义”等方面。对他的解《诗》方法，指出能用文学家的眼光看待《诗经》，而对其具体内涵尚缺乏系统、详实、深入的研究。本文拟从新的角度初步探讨朱熹的解《诗》方法，聊作引玉之砖，请同行专家指正。一、驳以史证《诗》有来一代，疑古学风大炽。自唐初由官方颁布，盛行几百年的《毛诗正义》及其定本的权威地位，自然也受到学者们的辨疑。欧阳修、苏辙首先发难，他们通过考证文字训治，辨说毛传笔…     

中国文学"士不遇"主题的文化审美阐释

“士不遇”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主题。社会的封建性决定了“不遇”是古代作家的必然 命运，但中国古代作家却又主动地不断的去重演前人的命运，其原因在于古代作家的心理结 构是悲剧性的。“士不遇”主题不仅包含着“士”的命运悲剧，而且也包含着人格的悲剧。 在传统政治人伦文化的影响下，古代文士对于仕途之“遇”的普遍追求，仕途“不遇”的共 同命运，文学创作的排泄、补偿，就成为“士不遇”主题之所以普遍产生的基本规律和基本 事实。     

对朱熹“罕言命”的思考

朱熹认为死生有定命,是宿命论者,但是朱熹又主张“罕言命”,其原因是他认为“人欲避祸,终不能避”;“气之命”无法操控、“理之命”人可以把握;“若尽言命,恐人皆委之于命,而人事废矣”。朱熹“罕言命”虽然存在瑕疵,但是当今对我们仍有启迪。朱熹的“罕言命”启示我们不畏命,把握“理之命”,相信自己,只要我们有上进心,有勇气、有信心、有恒心,就会不断战胜困难,不断进步,努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另外,朱熹“罕言命”对当今破除迷信也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南宋晚期“道统”谱系再构建——以真德秀的“道统”观为中心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提出“道统”传承问题后,“道统”论述成为朱子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黄榦、陈淳、蔡沈等朱门弟子中广为流传。南宋晚期重要朱子学者真德秀,一方面从“心法”等理学内容上丰富、发展了朱熹、黄榦、蔡沈等人的“道统”论述,并从“主敬”工夫的角度肯定了二程、朱熹在“道统”传承上的重要地位;但另一方面,真德秀又试图结合“执中”“建中”“敬为修身立政之本”等内容,将国家“治道”也纳入“道统”论述中,并在其“道统谱系”的构建中形成异于朱熹的论述。总体而言,真德秀的“道统”观呈现出根源朱熹、兼顾治道的特点,反映了南宋晚期朱子学理论深化、多元融合的发展态势。     

朱熹对儒家“为己之学”的诠释及当代价值

在朱熹的诠释之下，儒家的“为己之学”具备了较为成熟的形态。朱熹首先继承了儒家的传统，以“得之于己”解释“为己之学”，认为“为己之学”在于提升人的内在德性和人格境界，而不是去取悦于人，这是探究义理、从事学问的首要。“为己之学”强调成己成物，要求在完善自身的同时成就万物，这是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心系天下苍生的德性品质。“为己之学”是圣人之学而非科举之业，这是朱熹对“为己之学”的总结和概括。“为己之学”，是成人成圣之学，而非功名利禄的事功之学，是对正确学风的倡导，是对把为学当作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的不良学风的贬抑，对当今社会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