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汉代语言及关中方言

《史记》作者运用经过加工，提炼的当代《即西汉》活的语言进行创作，主要表一现在司马迁对口语、谚语、歌谣和各地方言词语的采用上。本文主要对《史记》里的汉代关中方言词作了较详细的考究，揭示了它的演变情形。     

《俊夜叉》校释

文章综合多种近代汉语及现代方言等语料,对蒲松龄短篇俚曲《俊夜叉》中“疔疮”（当作“疥疮”）、“得空”“创创”“一窝落”等文字校勘问题及疑难词语解释问题进行辨正分析,为《聊斋俚曲集》及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提供材料。     

《金瓶梅》词语考释订补

近几年有关《金瓶梅》所用方言问题的讨论相当热烈。我们觉得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有待于对现存各有关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的详细调查研究以及对《金瓶梅》写作时代的语言的深入研究。目前这两方面的材料都显不够,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仅从《金瓶梅》中挑选出词语二十余条,指出这些词语及其在书中的意义用法,至今还在河南某些方言中保存着。其意当然不是证明《金瓶梅》所用方言为河南方言,而是想说明不做上述全面研究,仅据少数词语在现代某方言中的有无,难以断定写于十六世纪的《金瓶梅》所用的究为何种方言。     

《醒世姻缘传》词语杂释

遴选《醒世姻缘传》中部分词语如"紧仔""为人""不当家"等,参照其他相关语料及现代方言材料进行深入的考释,就部分大型辞书及相关论著对这些词语的解释缺漏、失误等进行补充辨正,为《醒世姻缘传》词汇研究及辞书编纂提供参考。     

《汉语大词典》失收《史记》双音动词考

《史记》是秦汉时期语言实录的一部宏篇巨著,其词汇在汉语词汇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大型历时性辞书编纂的角度看,《史记》必当是辞书所选秦汉语料之一,如大型辞书《汉语大词典》就大量以《史记》为语料而设定词条及义项,又大量引之为书证。但就该辞书所收词条看,仍存有不少词条失收问题。今就所检《汉语大词典》失收《史记》双音动词数则作一些简要考释,以期对读者阅读、研究《史记》及辞书的再次修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明小说词语今证三例

明代小说中的许多词汇是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宝贵语料。本文以《三言》、《二拍》的几个词语为例 ,拟从方言等角度加以证明、解释     

宁波方言词语溯源

方言词汇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弄清楚方言词汇的来龙去脉,而要弄清楚方言词汇的历史来源,又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就宁波方言而言,考索词源的工作前修时彦已经做了不少,但远远没有穷尽。本文拟以明清白话小说语料为依据,对《宁波方言词典》中未曾溯源的若干词条作些考源。这样做,既有助于宁波方言研究,又有助于汉语词汇史研究。     

《红楼梦》若干词注质疑——与《红楼梦》研究所专家商榷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红楼梦》以及依据此本进一步编写的《红楼梦辞典》中,有些词语的注释,特别是对一些方言口语的注释,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甚至是欠妥的:一是释词时有些词语没有语言意义,只有言语意义;二是忽略了方言记音的特点,释词时望字生义;三是把一个统一完整的方言词语拆开来解释;四是未对词语的使用地域作全面老察,简单地划定词语的地域归属,确定方言词语;五是释义时用词不准确,意义含糊、片面。     

扬雄《方言》词汇与汉代日常生活

扬雄的《方言》作为我国第一部方言词典,记载了众多汉代各地方言词汇,其所收集词语多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 相关。通过整理发现,《方言》一书囊括了有关汉代饮食文化、服饰装扮、病理之学、亲属关系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并且这些都是 整个汉王朝赖以正常运转的基石。研究这些宝贵的史料,为我们研究汉代社会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和更新的视角。     

《喻世明言》中的关中方言词语举要解析

周秦时代的雅言、西汉时期的通语、隋唐时候的官话,都是以当时都城的所在地关中地区的语音、语汇、语法为标准的。而雅言、通语、官话是当时的共同语。关中方言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周、秦、汉、唐等几个朝代的准普通话。所以中国古代的许多典籍都是用关中方言撰写的。因此,中国的古典文学中保留了大量的关中方言的语音、词语、语法。明代小说《喻世明言》也不例外,对《喻世明言》里所能够见到的关中方言词语予以解析,以说明关中方言对古代汉语词语的传承特点。     

从《世说新语》看《史记》在魏晋南北朝被阅读情况

通过对《世说新语》中记载的与《史记》《汉书》有关文字的分析,论证了六朝时期《史记》影响不及《汉书》,同时分析了《史记》不被六朝士流所青睐的原因是:在思想内容上、审美趣味上及语言形式上都不符合六朝人的意趣。     

清代《史记》语言艺术研究简论

《史记》的语言艺术的研究是《史记》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清代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清人继承了宋明以来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并进行了开拓与深入。清代研究者把《史记》的语言艺术作为掌握其文学特质的起点,在精读、细读《史记》文本的基础上,重视字法、句法的研究,并进行了深入仔细地辨析与归纳。这些阐释使清代《史记》的语言研究成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深广地揭示了《史记》的文学艺术性。     

唐前小说对《史记》体例与写作方法的接受

小说与历史有着不解之缘,在中国古代小说演进的过程中,唐前为小说的萌芽和形成期,显示出史说同质的特点。《史记》被比喻为文学与历史的渊海,从接受美学的视角考察唐前小说与《史记》的关系,《史记》所蕴含的丰富的小说因子被小说家所接受和借鉴,同时小说家在创作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完善并逐步转化为小说特有的体例和写作方法,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书写方式推测《史记·乐书》的来源——兼说《乐记》成书的时代

《乐记》现存两个文本,即《礼记·乐记》和《史记·乐书》。通过比较发现,两文本间文字书写多有不同,但《乐书》与《史记》的书写方式却有高度的一致性。由此可推测今本《乐书》虽是由后人补入《史记》的,但其中的《乐记》文本却有可能曾为司马迁所亲见并经手,或为司马迁为撰写《乐书》收集、准备的原始资料。这表明《乐记》应是传自先秦的一种关于礼乐文化的古文献,《乐记》在西汉多本并存、分途传播的事实也可证明此点。     

论《史记》中的音乐文化

《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学著作,其中记载音乐方面的史料异常丰富,因此也可以说《史记》是一部具有音乐文化意义的史书。《史记》中除了两个音乐专篇《乐书》《律书》之外,有70余篇涉及音乐,计220余处。内容涉及乐器,音乐人物及其音乐创作、表演活动,礼乐制度修订,音乐教育、音乐评论、音乐思想等方面。研究《史记》音乐文化,领略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音乐的旨意,厘清《史记》音乐文化的内容概况与特征,剖析《史记》音乐史料所蕴含的丰富的音乐文化信息,全面认知《史记》音乐文化在中国音乐史学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和借鉴价值。     

赵翼的诗和史学

赵翼号瓯北,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著名的文人。生前以诗人名世,与同时之袁枚、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诗家,收于《瓯北诗集》者达4883首之多。身后则以史学家见称,与钱大昕、王鸣盛齐名,其文学著作主要为《廿二史札记》与《陔馀丛考》二书。关于《廿二 史札记》之评价,原在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之下,其后则逐渐提高而列于钱、王二人之书以上。其主要价值在从史法与史事方面,就二十四史原书作具体的分析评论,因而于初读二十四史者有导读的作用,为史学方面特具创造性的成就与贡献。     

《史记》文章风格——俊逸、郁勃略解

司马迁的《史记》,既是一部历史巨著,也是一部优美的散文集。对于《史记》的文章风格,历代学者多有评价、概括,笔者在对《史记》文学语言特征的细致分析基础上,提出《史记》的文章风格,当概括为：俊逸、郁勃。     

试论《史记》的历史之“变”与历史之“常”

司马迁的宏著《史记》在行文中体现了历史发展过程变与常的观念。《史记》所讲的变有两层意思：一是反映事物自身运动趋势的变动,一是一事物改变另一事物的更改;而《史记》所言历史之常则包含了更丰富的内容。先秦时期的德经历了由政权转移的直接决定因素向无足轻重地位的转变,其自身的内涵也在发生着变化,具有阶段性。这便是《史记》变中有常、常中有变的体现。     

司马迁与《春秋》学之关系论

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之间的关系是《史记》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春秋》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文化范本,两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司马迁与《春秋》学的关系;其二,《史记》与“春秋三传”的关系;其三,孔子获麟一事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有启示作用;其四,司马迁与“春秋笔法”的关系。上述四个方面拧结在一起,遂构成了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的关系。     

西汉今文经学对《史记》本纪写作的影响

今文经学在汉武帝时取得了官方思想的地位,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即从《史记》中有关内容出发,揭示了今文经学对《史记》写作的影响,重点论述了《史记》本纪部分所体现出的今文经学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