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与秦代经学

<正> 秦代经学是原始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汉代及其后经学有重大影响,理应认真研究。然而,人们往往拘泥于所谓“焚书坑儒”,认为经学中断于秦代,从而阻碍了对秦代经学的研究。因此,今天有必要破除秦代无经学的成见。一秦人的经学撰述固已荡然无存,但史籍记载表明秦代经学并未中断。(一)经学的研习传授。秦皇说他“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文学,在先秦指《诗》《书》等典籍及其研习者。“悉召”“甚众”说明文学之士为数多而来路广。又,“始皇置     

论两汉经学与文学的合离

经学作为儒学官方化的特殊产物自登上学术霸主宝座后,深刻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代文学深受经学的影响,经常背离文学发展的轨道而与经学融合,到汉末,又伴随经学的解体和文化学术的多元,文学才真正从实用价值观中解脱出来,成为一种迷人的独立的文化形态。400年的文学演进历程,清晰地呈现出经学与文学的整合与背离。表现在:一方面代表皇权政治思想的儒家经学思想不仅成为文学创作建构主题的直接知识来源与真理凭据,更与表现士人心态话语的文学形成文化精神上的同构关系,在经学与文学内在的教化层面和外在的应用层面形成实质性整合;另一方面,文学自身所固有的质的规定性导致了两汉文学对经学的背离。经学的兴衰与文学发展的互动是这时期的一大文化景观。     

“文学自觉”后的经学权力与文学权力：从疏离抗拒到协作耦合

经学在古代的学术文化体系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对其他学术文化部类有持续产生影响的权力。在“文学自觉”后,受着经学权力控驭的文学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在发展中取得成果也滋生弊端。同时,“自觉”后的经学权力虽然凌夷,但也一直捍卫自身并意图对文学予以规约：文学权力与经学权力间出现了疏离甚至是对抗的局势。如何在新的历史实践中激活传统,使包括经学在内的文化学术能对文学发挥适当作用,且不妨害文学更好地存在和发展,遂成时代课题。对此,刘勰给出的理论方案最为系统和全面。其方案的核心在于“宗经”式思维。他的“宗经”并非是学术宗经,而是以重新赋予经学相应文学权力为策略,通过文体谱系来落实,以构建经学与文学间新型耦合关系的方式为实践指向的理论系统。经过刘勰时代及至初唐,文学发展的实践印证了刘勰的理论构想。刘勰给出的协理经学与文学权力关系的方案,在文学史研究中具有深远的理论示范意义。     

论经学与汉代文学的关联

经学对汉代文学发生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学与汉代文学史整体图景的关联,呈现为顺承与逆反两个方向,而经学与文学的基本关系是整合与背离;二是汉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经学主题,这是经学向文学渗透最为显明的表现,而徘徊于“学”“术”两端的士人心态在其中表露无遗;三是经学之于文学的制度性建构,此即由经学观念导致的乐府机构的设立之于汉代文学的顺向性和文化性影响。     

从汉儒评赋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

汉赋以其恢弘的气势、铺张的描写与华丽的辞藻成为有汉一代文学之表征,然而汉代赋论家们对汉赋的认识和研究始终笼罩在经学的巨大阴影之下,他们从经学的角度抬高赋体文学的地位,极力强调赋体文学的讽谏作用,以是否有利于政教风化为准则对赋体作家作品作出价值评判,都是基于儒家狭隘的功利主义立场。因此,汉儒对汉赋的接受纯粹是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这是两汉时期文学接受异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经学思想的嬗变与文学评点的视域生成

自南宋评点的兴起至明清评点的兴盛,文学评点逐步摆脱了经学伦理、政治教化的要求,走上了文学审美与艺术批评的道路,而促成这一转化的恰恰是经学思想的嬗变.梳理经学思想对文学评点的影响,可以发现,经学思想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构成了文学评点的特定境域.在文学评点的发展史上,从理学到心学的变化,影响了文学评点的视域生成,形成了文学评点特有的审美评价标准和审美评价方式.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创作深有影响。古文经学不为章句之学．追求简明的文风,消解了长篇巨制,文学创作也由繁趋简。古文经学不谨守家法师法,讲求兼通,能博采众长,故古文经作家能够出入经史,表现题材也包罗万象,几乎无所不至;而且作家的思想也不为经学所拘,开始表现内心的情感：同时,古文经学反对谶纬,迷信成分极少,这在客观上增强了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这在政论散文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同样的光芒在汉赋和诗歌中也有体现。     

马宗霍及其中国经学史研究

马宗霍是现代著名学者,撰述宏富,其中《文学概论》、《音韵学通论》、《书林藻鉴》久负盛名,在文学、小学、书法学等领域各有造诣。他从学术史立场撰写的《中国经学史》,更是中国第一部经学通史,彻底改变了中国经学史研究落后的局面。他又在《说文解字引经考》中,考明许慎经学的基本面貌,并解决了经学史上诸多重要问题,将小学、经学与史学融贯为一,使中国经学史研究取得一次重大突破。     

王闿运经学著作考述

王闿运(1833—1916),湖南湘潭县人,是近代中国晚清至民初时期罕有的文化名人。他在近代文学、经学、史学、教育等方面都有许多独到见解。尽管他的成就主要在文学方面,但他对于经学的研究自有特色,创获颇多,是影响晚清经学走向和学术转型的一位经学家。王闿运很早就对经学有兴趣     

论魏晋南北朝经学与文学之互动

魏昔南北朝时期,文学与儒家经学之间不仅仅是对抗,二者还有互动.这种互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在批评和创作领域从范畴、理论、题材、表现手法、句式风格以及审美标准等对经学进行借鉴与转换;二是随文学思想的发展,人们对经典又进行着文学的审视与解构.这种互动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的广泛深入传播与文学的巨大发展,以及经学家与文学家身份的合一.     

崇经重史惟真惟实——王若虚文学观与其经学、史学思想的辩证关系

王若虚是金代杰出的文学理论家、经学家、史学家、文献学家,以学术精博、见解独到,见重于当时.本文就王若虚文学思想与其经学、史学之间的关系,从立足经学、审视理学、借鉴史学等方面具体论述,认为经学培养了王若虚的思辨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史学培养其求真精神,作用于文学则形成了王氏重思辨、不盲从,求真务实而又重情性抒发的宏通文学观,使其文论思想在重情、理、诗意的同时,呈现出鲜明的经学思辨色彩,亦带有史学求真惟实的光芒,能够切入文学本体,在金源诗学而独具特色.     

经学观念与汉乐府、大赋的文学生成

通过分析经学与“汉乐府诗歌”及“汉大赋”两者间存在的具体关联 ,笔者认为 ,没有经学的“王官采诗说” ,就没有汉乐府的设立 ;没人去采诗 ,那些饥者、劳者的歌唱也就得不到保存 ,也就难以进入到后人的历史视野中 ;没有经学的“主文而谲谏” ,也就没有汉大赋之所以为汉大赋“劝百讽一”的特定体式 ,文化观念对“文学史”的作用甚至可以大到决定一个时代文学现象的“有”或“无”。一个关乎中国文学史全局的事实是 ,汉代经学直接或间接地培育了中国人对诗歌文学的独特兴趣。     

《汉代经学与文学》简介

侯文学著《汉代经学与文学》一书,凡27万字,作为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资助出版之“高校社科文库”丛书之一种,2010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侯文学根据其博士后出站报告增删而成。汉代是经学“昌明”与“极盛”的时代,欲明汉代文学,不能回避其与汉代经学的关联。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     

秦汉时期巴蜀文学略论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的文化发展特色以经学为核心,然而,巴蜀文化之所以能够在秦汉时期产生重要影响,主要还不是经学,而是文学。特别是司马相如登上文学舞台.揭开了巴蜀文学百年风光的序幕。同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发展也与巴蜀文化密切相关,因为该地文化与巴蜀文人的传授有直接的关系。     

宋濂经学思想初探

宋濂作为金华儒学之代表人物,学出多门,思想驳杂,受浙东事功学派影响,十分重视经学的致用之能,积极发挥经学在为文、教化、个人修身等方面的作用。同时宋濂受陆九渊心学影响,重视心之能动性,提出"六经皆心学",使经学心学化。作为文章大家,宋濂受道学思想影响,强调为文重在明道,以经学作为文学之指导,养气明道以为文,使文学有益世用。     

经学与汉赋的发展

两汉时期，经学成为官方学术和统治思想，辞赋则成为一代文学正宗，成为最主要的文学形式。二者彼此渗透、双向互动，有着一种不解之缘。汉赋的来源、创作主旨、思想内容和发展进程都闪动着经学的影子，而汉赋特别是大赋的消长又透露出经学演变的某种信息。     

经学范式与文学价值生成——经学与文学关系研究需要解决的五个问题

目前关于经学与文学之关系研究需要重新认识五个问题。一是经学与文学的根本关联问题,经学价值论发挥着潜在的语境作用,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古代文人的身份意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及其生命世界,从而为解决文学问题提供了范式遵循。二是经学体系下的中国文学思想特质问题,从大历史观的视野看,时代问题意识支配着经学史的嬗变,而实践精神是经学的灵魂,经学关联域中的古代文学是作为介入社会、代言天下的话语实践存在的。三是经学的阐释学意蕴问题,在汉学语境下,阐释即还原,即证实,即解密,而阐释者充当了经典的翻译者角色。在理学语境下,读书即阐释,即工夫,即本体,阐释者面向经典去开辟新的意义世界。特别是理学的“自得”和“公理”话语,包含了理解与阐释之间的关系,表明了阐释的公共行为性质。四是诗、乐关系与诗经学的建构理路问题,汉儒弃乐言《诗》,建立了义理诗经学的典范形态;宋代郑樵以乐论《诗》,颠覆了汉儒诗教的立论基础;南宋以来的学者以诗统乐,以此化解“主声”之学对诗教的侵害,从而在声歌之诗的背景下重新确立义理诗经学的发展路向。五是《诗经》的文学阐释何以可能?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只有在经义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能够讨论的话题。汉学...     

从经学之传到文学之传——论经学传述行为对传体叙事的推进

“传”是历史久远的叙事文体.早期的“传”只是单纯的记言记事文字.随着经学的兴起,“传”在叙事功能之外又增加了诠释功能,出现了以叙事为手段、以释经为目的经学之传,从叙事理念和叙事技术两方面促进了“传”体叙事的革新,直接启发了后世史学之传的创立,也影响了文学之传的写作,显示了经学传统对文学发展介入.     

明代诗经学的新气象

我国自古至今的诗经学主要可分成两大流派:一派是经学的诗经学,把《诗经》视作道德义理的教科书,突出其兴、观、群、怨的功能.自先秦孔子、孟子与荀子的诗论,两汉的鲁、韩、齐三家诗与《毛诗》,直至明、清、近代,均占主导地位.这一派可称之谓正统的诗经学.另一派是文学的诗经学,认为《诗经》是诗歌的源头,它的文体、创作方法、写作手法及其自然浑厚的诗风,对后世的诗歌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派的诗经学,在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魏晋南北朝开始异军突起,到晚明再度复兴,在清代发展壮大,至“五四”之后便成为诗经学的主流.故本文属于明代文学派的诗经学的断代研究,为文学派《诗经》研究发展史提供一个重要的发展环节.     

文学“革命”经学与中国现代学术分科的形成

中国学术的现代分科大体形成于戊戌至五四之际。其确立的核心在于“经学”被现代学术各科分解,并且作为传统学术之统领的思想祛魅。具体涉及制度、学术、思想三个层面。各分科在经学瓦解中逐渐生成,并在思想层面摆脱中国学术之“以经为纲”这一最为“传统”的特征,是其得以“现代”的前提与标志。该任务的最终完成,得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文学革命以“文学”为手段对经学遗留进行思想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广泛生产针对“政教”和“人生”等领域的思想内容,试图接替经学在传统社会的思想指导地位。尽管这一接替并未真正完成,但在现代学术分科意义上,文学革命仍促成了文学的独立,即建立了不同于传统文学之经学附庸状态的、具有独立思想内核的现代体系;同时也完成了传统学术之“以经为纲”的思想祛魅,为各科的现代独立与生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