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同体”视角看中国传统社会的血缘宗法性特征

与世界文明比较,血缘宗法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个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从"共同体"的视角看,氏族"共同体"及其残余由于没有充分解构而在阶级社会的继续存在是中国传统社会呈现血缘宗法性特征的深刻历史根源.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普遍的商业文明期,缺少和氏族贵族相抗衡的平民和工商业阶层,没有形成氏族"共同体"内部尖锐的对立状态,使得氏族"共同体"没有能够完全解体,建设国家的任务被民族贵族独立承担和达成.因此,中国国家不是按地区而是按照氏族"共同体"建立的,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呈现出血缘宗法性特征的根本原因.从"共同体"视角考察人类社会现象将使我们对诸多社会问题获得一种全新的解释.     

当前我国社会中道德的血缘特质

当前我国社会中道德的血缘特质是指人们往往把血缘关系特别是家庭血缘关系作为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出发点。当前道德的血缘特质与传统道德的血缘特征具有很大的差异:不同的理论表现形态、内容以及经济基础。当前道德的血缘特质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家庭是经济利益共同体、宗教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以及责、权、利共同体,另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有深刻而复杂的经济、社会制度以及文化观念的原因。道德的血缘特质既有加强家庭伦理的积极一面,也存在着不利于真正的道德构建的狭隘性和局限性。     

韩国儒学的发展现状与当代价值

韩国现代社会因存在金钱万能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的风潮,由此引发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和传统文化的崩溃。韩国儒教经历了古代至三国时代、统一新罗至高丽时代、高丽末期到朝鲜初期的新儒学、朝鲜建国到壬辰倭乱、壬辰倭乱之后到朝鲜后期为止以及现代儒学。儒教文化在三个层面表现出现代意义:一是以"追远报本"为基础并进而扩展开来的孝道,二是以韩国的美丽山水为中心而展开的儒教式心性修养的价值,三是国权丧失时期,由救国义兵们所表现出来的忧国意识和忠节精神。所有这一切,皆可以成为现时代克服道德沦丧、化解社会危机的重要资源。这也是儒教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美妙制度”的“异化”与“复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治理观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描摹了国家产生前氏族社会的治理体系,指出它建立在血缘共同体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了民主原则,虽然规范化制度化程度很低,但被看作自由平等、没有压迫的"美妙的制度"。随着生产的发展,氏族解体,国家产生,血缘共同体转变为地域共同体,建立了公共权力机关,产生了以维护所有制为根本目的的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是公共治理的异化,作为阶级统治的国家治理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必将为更高级的治理体系——"自由人的联合体"所取代,实现古代氏族制度的"更高级的复活"。恩格斯的治理观对我们深入思考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具有重要启示。     

论东汉“儒教国教化”的形成

由于在东汉形成了"儒教国家","儒教的国教化"得以完成。"儒教国家"形成的指标应包括四点:1.作为正统思想的儒教体制的形成;2.儒教一尊体制的确立;3.儒教渗透到中央及地方官僚阶层并为他们所接受;4.儒教统治的形成。在这四个指标中,第一个和第四个指标是在章帝时期举行的白虎观会议上确立的;第二和第三个指标,则是在东汉初期就已经确立的。换言之,东汉时期"儒教国家"的形成可以从章帝时期的白虎观会议上找到答案。"儒教国家"通过重新解释其所依据的经义来适应时代的变化,皇帝由儒教得到其支配正统性,并利用具有儒教教养的文人官僚和与他们同样出身的在地势力来进行统治,这种传统中国固有的国家支配体制,一直延续至道教、佛教隆盛之后。东汉"儒教国家"的支配体制与儒教的关系,是传统中国国家支配的理念基础。     

英国近代政治哲学中的"家"与"国"——以儒家和现代新儒家的"家国关系论"为参照

对"家"与"国"之间的亲和关系和根本一致性的强调,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原则之一.而"家"与"国"或"泛血缘的家庭共同体"与"政治社会"的关系问题,对于近代英国的政治哲学而言,也是一个前提性和基础性的问题.但是,近代英国政治哲学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论述,却与儒家的相关思想存在根本性的差异甚或对立.比较透视近代英国政治哲学与儒家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看法之歧异,简要梳理和回顾现代新儒家对儒家"家国一体论"的重新诠释和现代反思,对于我们思考和解答这一依然有其现实性的政治哲学问题,具有参考的价值和启发的意义.     

宗教情怀与人文理性——论许地山的儒教观

许地山是20世纪初期较早从现代意义上对"儒"及儒教进行宏观审视的学者之一。依许地山,儒在源起上不应止于所谓的"殷民宗教者"而应推设到更为久远的史前时期。原初的儒,本身具有进一步转化成教门的潜能,社会的光景、师儒之职、加之"《书》的理想"促使儒的名号自孔子之后逐渐演变为一种特殊的教义,而儒教正统地位的确立、神学化儒教的生成也有其自身的情势和客观的缘由;作为"伦教运动"的儒教比作为"神教运动"的儒教更合乎情理,故儒教在未来若欲成为一"新宗教",必定要有"社会灵魂",能切实抓住生活的根源,也还要在人群上寻求"更高的联络";现代儒家若能"谋诸宗教的沟通",用"宋儒的精神"以整理儒教的旧教义,就能使之成为一"高尚的宗教"。许地山的儒教观是其宗教情怀与人文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对于儒学的现代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提示意义。     

英美"特殊关系"中的血缘文化情结因素

英美"特殊关系"这一概念强调英美关系的特殊性,强调两国间的关系有别于与第三国的关系.本文的镜头焦点将聚集在英美血缘文化情结这一潜在文化意识形态因素上,认为两国之间的种族血缘纽带、价值观念、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等因素对英美"特殊关系"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家”的法哲学建构何以可能？

家庭关系、伦理、结构、秩序、仪式、位阶等共同构成“家”的法哲学的基本内涵。由于人文底蕴的迥异,“家”在中西方语境中的价值表达也各有不同。传统儒教国家既把家庭视为人类认知文明与实践良知的终极场所,又把家庭作为遵从公共规则与实现政治理想的源发地。这意味着,“家”既蕴含着个体身位所需践履的“名分之守、爱敬之实”的家内礼法秩序,同时又得以将这种拟制、扩大的秩序上升为国家社会治理的制度需求。这造就了中国传统家庭法哲学中强烈的家族主义“泛家化”的特征。但是,由于迭经现代化的“毁家”运动,中国人对于“家内礼法”的理解已经在形式上全然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现代社会的发展依靠的是家庭之外的公共领域,家庭被边缘化,重家的合法性也遭到排斥。在整合国家社会价值观时,我们不得不面临“家”的法哲学何以建构的难题。     

共同体的式微与现代人的生存

在传统社会,以血缘、地缘等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共同体",借助其未经分化的、直接性的社会关系使个体获得了精神依托.工业主义打破了共同体的封闭结构,将一个变幻莫测、神奇万象的大都市生活带到了现代社会之中.在货币支配下的都市中,人们进行着非个人的、表面的、短暂的,因而也是部分性的接触.大都市生活产生了原子化的人际关系,导致了人们内心的骚动和连续感的丧失.现代人需要在工业主义逻辑和骚动的都市生活中寻求稳固的"阿基米德点",以便克服精神上的不安,进而获得稳固的归属感.     

“网络社会”概念辨析

"网络社会"具有网络化社会、互联网社会和互联网社群三个不同的层次.其中,网络化社会指的是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网络社会;互联网社会指的是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并存在于互联网空间中的网络社会;互联网社群指的是存在于互联网空间中的一个个具体的网络社群.     

儒家自由主义对“新儒教”的批判

李明辉所批评的"大陆新儒家",应该叫"新儒教";同时,"新儒教"还应包括另外一些号称"儒学"的思潮。在政治上,"新儒教"是极权主义、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混合物。因此,"新儒教"是打着"儒家传统"的旗号反儒家传统,其本质是抗拒现代文明价值。真正的儒家传统,要求顺应社会历史的时代转换,根据博爱精神(仁)和正义原则(义)来重建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制)。"新儒教"的对立面是儒家自由主义,主张根据真正的儒家传统,承认并发展出八大现代文明价值:个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宪政、法治。     

自由至上主义:“左”与“右”

人们通常将自由至上主义与右翼的政党或思潮联系在一起,然而,这是一种不恰当的分类。首先,自由至上主义对现存的制度往往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因此不能等同于"保守派"意义上的"右翼"。其次,在很多政治社会议题上,自由至上主义实际上与通常被归为"左翼"的政党和运动有着更为类似的立场。最后,即使是在经济分配政策问题上,也存在着"左翼"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即支持国家干预和再分配行为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因此,把自由至上主义定性为右翼思想,是一种过分简单化所导致的误解。     

信任文化与农村经济行为——基于浙江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研究

中国人的传统信任,是建立在亲缘关系或准亲缘式的个人关系上面的,是一种凭借血缘共同体的家族关系和宗族纽带而形成和维续的特殊信任。在这一方面,浙江区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特殊主义信任模式也像普遍主义信任模式一样,具有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可以使一个人的行为具备更大的确定性,并在社会互动网络中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浙江区域经济活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特殊主义的信任文化传统模式。本文以实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绩效为例,对此进行论述。     

从“地域”到“世界”:“一带一路”倡议的东方语境创设

民族交往与世界交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命题。资本逻辑主张并推进的"异质趋同"博弈于文明主体声称并坚守的"排他斥异",引发了东西方文明交锋的结构性演绎,摹画和编织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场景。作为从"地域"走向"世界"进程的产物,"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东方语境以多元互补、相互依存、平等对话的协同进步,诠释于世界交往文明互鉴的应然态势。在现实性上,语境创设的话语表达生发于文化意蕴的结构谱系,不仅关涉政治实体的文化软实力,而且指涉经济实体的物质硬实力。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东方语境创设的历史承载,传统丝路精神的当代发展阐释于合作共赢、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东方特质。从范式的理论模型和结构图式出发,"一带一路"的空间延展体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交互、目标性与系统性的相织,并在本源上形塑了东方语境创设的共生关系和发展向度。其"共商、共建、共享"的范式建构凸显了"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价值归旨。     

亚里士多德“城邦优先于个体论”的共同体主义阐释

城邦是否先于个体和家庭,这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他认为,城邦在本性上优先于个体,并给出了相应的论证。但是,这个主张却引起后世许多学者的争论和批评。当代研究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两位重要学者大卫·凯耶特和弗雷德·米勒分别对这个主张做出阐释,但他们的解释也存在诸多问题。根据共同体主义的解释,我们不仅可以恰当理解亚里士多德"城邦在本性上优先于个体"的深刻含义,而且可以认识到个体是由他们所属的共同体创造的,每个人都被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所塑造,个人依赖共同体获得道德、自我同一性以及自我价值。     

马克思“共同体”概念的政治哲学诠释

马克思的共同体概念是一种政治哲学叙事,影响着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走向,但是,马克思的共同体概念并未在政治哲学的维度上得到充分研究,人们总是过多地关注共同体概念的社会学的论断。共同体的概念在马克思哲学和历史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但是,"真正共同体"在马克思的思想当中是"此岸的"还是"彼岸的",却没有明确的论述,因此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概念,就成为正确地诠释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核心。马克思共同体概念意涵着货币共同体、资本共同体、虚幻共同体、异化共同体。无论是资本主义共同体还是社会主义共同体,两种共同体都受着必然性的支配,都是人类社会的此岸性的存在。所不同的是社会主义真实共同体是对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的扬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真正共同体"的价值观,是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经阶段的价值选择。     

狄尔泰历史哲学中的“生命”、“理解”和“意义”概念解析

在狄尔泰的历史哲学中,"生命"是指处于相互联系中构成社会历史文化中的个体生命,这样的生命与人类历史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理解"是对历史的理解,是连接生命和意义的中间环节,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意义"是内在于生命和历史中的意义,是在时间的过程中不断对历史进行理解所形成的意义.     

氏族与中国社会

氏族,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组织单位,是一个具有特殊性质的社会组织。对于它作为社会组织的特征,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都作了专门研究,在他们的有关著作中都有专门的论述。氏族作为原始社会时期的一个人们共同体,它与其他的人们共同体,例如,它与原始群共同体有什么区别?与民族共同体又有什么区别?其中一个本质的、主要的区别,就是氏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而原始群是以游动群居,男女杂交为主要特征,民族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所以,共同的血缘是氏族共伺体的一个特征。马克思就说过,“氏族是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具有同一个氏族名称并以血统关系相结合的血缘亲族的总和。”正因为氏族有这样一个特征,所以不管世系按女系计     

关于“共同体”生成要素的历史考察及当代思考

当今时代依旧是资本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资本逻辑控制下的全球经济不可避免地衍生出诸多问题,人类究竟何去何从,引发思考热潮。科学研究"共同体"的生成要素,挖掘"共同体"的本质目的,才能拨开重重迷雾,走向马克思实现人的幸福的"真正共同体",探索出实现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共同体。通过对"共同体"生成要素的历史考察,可概括为自然血缘亲近要素、文化信仰趋同要素、政治权力创制要素、经济利益共生要素、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素等五个方面,并对这些因素进行深入剖析,不仅能揭露其他"共同体"的虚假性,更能为当今世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理性作出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