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陕西关中书院与科举制度

关中书院是明清两代陕西地方最高学府,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都享有盛誉。明神宗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由陕西著名学者冯从吾创办,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书院改为师范学堂。数百年间,关中书院秉承宋元书院之遗风,先后有冯从吾、孙景烈、李颙等大理学家于此教授,他们以昌明关学为己任,以讲求性理为宗旨,主张＂明体适用＂。同时,科举成就斐然。关中之乡试、府试的考举之士,多为此书院之生员,并培养出清代陕西惟一的状元王杰。此外,西北奇才于右任、关中大儒牛兆濂、教育家刘古愚等也曾就学于关中书院。关中书院为陕西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清关中理学与文学

明清理学与文学的论争主要基于世道人心与文学表达方式能否实现“传道”的功能以及传道应该借助的途径和手段。明代关中士人,诸如李梦阳和康海等人尽管以诗文见长,但都是在理学环境浸润下成长起来的士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传统持有相同观点。清初关中士人基于家国情怀,具有强烈的遗民情结,他们出于对世道人心的焦虑,大都对文学中非理学的成分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     

明清关中书院与文学

为研究明清关中书院与文学之关系,从社会文化史视角对明清关中地区书院的复兴、书院的学术、书院与科举、书院与文人之风气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明清关中书院对明清关中文学发挥着促进作用,为科举人才的培养和文学环境的营造创造了条件,成为明清关中文学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     

唐代关中士人的分布与构成

士人是指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并见之于史乘的各种人士,士大夫是士人中分化出的一个特殊阶层,是官吏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其融知识、身份、道义于一身,视人格完成、文化创造与社会责任为一体,官僚不过是士大夫的"二重角色之一"。唐代关中士人分布的空间结构及其成分结构有其鲜明的特征,精神风貌呈现多样化。唐代关中知识分子士的作为和精神面貌反映并影响着唐朝全国知识群体的众多方面,乃至反映和影响唐朝社会生活、精神、文化多方面的情态。     

明清新安商人与刻书

论述了明清时期新安商人的刻书条件、成就、动力及其对传播文化所起的作用。     

施拉姆传播模式与明清之际基督教传播范式

明清之际约两百年间,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了较为广泛的传教活动。他们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开始将西方文化传进中国。从当代传播学理论出发来审察这一时期的宗教和文化传播,可以看出,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实际上是互为编码者和互为解码者。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互动的,是基本上符合异质文化交流规律的,并对当今的跨文化交流有一定启迪意义,且不失为异质文化传播的一种范式。     

刘秀时期的关中士人及其文学活动

刘秀时期,有大批杰出的关中士人活跃在政治、军事、文化舞台上.他们大多具有儒学背景和廉俭好施、耿直好义的品质.他们不仅以自己卓越的军事才干,为东汉的建立、统一立下了赫赫战功,也以自己出色的政治能力和奉公尽节的精神,为光武中兴局面的出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他们的文学活动促进了东汉初年文学的发展,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进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明清之际西洋画在中国的传播及衰落原因探析

明清之际,西洋画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明末西洋画的初步传入、清初传播的深入发展以及清中叶传播的兴盛与衰落过程。导致西洋画在中国传播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当时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对文化艺术交流的限制和束缚,还有强化的君主专制统治对思想文化的控制、西洋绘画的主要传播者的身份与目的的冲突以及文化艺术的传播规律使然。     

明清八股取士与文学及士人心态

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功令文字,发轫于明初,发展变化于明代中后期,至清代基本定型,直至退出历史舞台.作为一种文体,八股文本不属于文学范畴,仅为考试而设,但明清两代的读书人若欲出仕,就必须钻研其技法,以赢得考官的青睐,争来获隽的荣耀,打通仕途的入口.长期的耳濡目染,必然影响读书人的思维方式,撰文吟诗也无不有八股文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从而令这一考试文体与文学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也影响了两代士人的心态.     

明清士人对佛教轮回观的回应

明清士人对佛教轮回说表现出三种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轮回是信说,可以通过典籍中的记载予以证明;一种认为典籍中出现的轮回事例,是附会佛教之说,不足为凭;还有一种认为轮回事例虽然存在,却只是偶然现象。对于佛教轮回说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支持者认为佛教轮回说可以收拾教化人心,辅助道德教化,稳定社会秩序,辅助国家治理;反对者则认为轮回说并不能实现上述社会功能,反而将助恶抑善。同时,明清士人基于儒学或世俗立场,对佛教轮回说产生种种新议与异见。这种情形既说明了明清诸多士人将现世的人间祸福作为轮回转生主体的世俗视界,也表明了他们对外来宗教采取的扬弃、利用的立场。     

明清时期大陆对台湾农业文化的传播

台湾在明代以前的农业甚不发达,仍然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阶段,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台湾农业经济的发展。直到明朝郑氏时期,随着大量大陆汉族移民的迁入,清朝后期官方允许对台移民以鼓励开垦政策的实施,以及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对台湾短暂而高效的经略,使得大陆的先进农业文化陆续并广泛地引入台湾,致使台湾的农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也为台湾后来较早实现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明清时期《牡丹亭》的闺阁传播

《牡丹亭》在明清时期引起极大轰动,特别是受到了广大闺阁妇女的喜爱,从而风靡闺阁。受时代环境和性别因素的影响,明清时期女性对《牡丹亭》的接受带有卷入性理解的特点,她们以自身的心理期待和感情需求去理解剧中的人物,认同杜丽娘的行为,并以此观照自我的生存状态。在女性对《牡丹亭》的评点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和男性评点者不同的重情特点。     

张载科举观及对关中士人教育观念的影响

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对张载的生平实践进行研究,着重探讨其科举观以及对关中士人教育观念的影响。研究认为,"孰能少置意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否?"是张载关于科举态度和举士观点的集中阐述;张载这种反对以应举为目的和片面追求科第功名的考试思想,不仅对当时关中士人教育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至今也有很强的现实启发意义。     

黄庭坚诗歌在宋代的传播与刊刻

黄庭坚诗文在宋代的传播与刊刻是有关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对解释黄庭坚在宋代的巨大影响和后来江西诗派的确立极为重要。黄庭坚投师于苏轼之前，在诗坛上已颇有声名。成为苏门弟子后，更加速了黄诗的传播过程。南宋以后，黄庭坚诗文集的编纂与注释基本完成，各种刻本流行开来。在黄庭坚文集的编纂、刊刻过程中，家族、姻亲等起了关键作用。     

政府行为与地方水利事业的发展——以明清时期关中地区为例

政府行为对一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明清时期关中地区的农田水利事业较之前代发展缓慢,大型水利工程兴修较少,主要以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为主,同时也是井灌的大发展时期.兴修方式以民办为主.文章试从政府行为的角度出发,从政府的政策制度以及地方官员的行为等方面来论述影响地区水利事业发展的因素.     

明清之际中医在西方的传播

西方人对中医的了解,早在元代中西交往的过程中已经开始,但是对中医的深入研究则是明后期耶稣会士来华之后的事情。传教士在16世纪东来以后,一直将科技作为其在中国站稳脚跟的重要手段,而医学尤为先导。雍正朝禁教后,传教士感到在华行医传教难以进行,便转而研究中医中药。     

鼎革与变迁:明清之际江南士人行为方式的转向

奔竞请托、行为张扬、隐漏钱粮、好持公论、包揽词讼是明后期江南士子的基本社会形象。绅士更结社成帮,党同伐异;干预行政,把持乡里;侵夺小民产业,横行不法;肆意奴役乡民;接受投献,蓄奴成风;奢侈淫佚,醉生梦死。然而经过清朝初年哭庙案、奏销案和亏空钱粮清查案等大案要案的打击,江南士人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纷纷放弃土田经营,深切明白以早完国课为第一要义,平时以足不入公门、不与外事为自处准则,士风软熟化过程加紧发展,不少士子人生进取目标也发生转向。时世不同,士风也随之不同,清代江南士人为官没有明人张扬,其声势没有明代江南仕宦显赫,对于地方官府和地方事务的影响力,较之明代江南乡宦也要小得多,士人的气节和社会责任感比之明人更相去远甚。     

传播学视阈中的明清善书研究

明清时期,善书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与传播技巧的日臻丰富使善书获得了广泛的受众,成为民众道德教化的通俗读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