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谪官文化的形成——以黄州为中心

地处江、淮一隅的黄州是历代朝廷命官左迁或流放的安置地之一,由于谪官们的到来,使之具有独到的文化氛围。文章试图通过宋代王禹偁、苏轼、张耒三人在黄州期间的作为,论析以黄州为中心的谪官文化的特点及形成过程。黄州为中心的谪官文化是由王禹偁初步奠定、苏轼真正完成并代表、张耒继承并实践。概括起来有两大特点:尊主泽民、有益于世之节,旷达自适、无愠睡足之道。     

略说中国帝制时代宫廷与宫廷政治的形成及内涵

宫廷政治是中国帝制时代的客观存在,宫廷政治的中心是皇帝与皇帝权力,是围绕皇帝权力而存在的国家中枢政治权力,也是国家中枢政治与中枢政治体制的运作状态,是围绕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运作而存在着的一整套政治结构及其政治体制,是服从、服务于皇帝权力而存在的宫廷内外、朝廷上下的权力系统。在宫廷政治结构中,君臣关系是最常态的一对权力关系,它体现出上下等级结构的划分。构成宫廷政治结构的君臣与君臣关系,并不是单纯指代皇帝与朝廷臣僚,以皇太子为代表的东宫权力系统之亦君亦臣、非君非臣的独特地位,对宫廷政治格局的面貌造成了显著影响。同时,本文还从都城选址与宫廷建筑等讨论了宫廷政治运作的空间概念,即宫廷政治发生的空间舞台。     

从“洛蜀之争”看文、道之争

北宋元祐年间,理学大师、洛阳人程颐与大文学家、四川人苏轼之间发生了一场“洛蜀党争”。《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五述云:程颐为人行事,“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嫉之……二人遂成嫌隙。”双方互相攻讦,矛盾尖锐。表面上看来,这似乎只是一场朝廷上的朋党之争,并不涉及思想政治上的重大原则分歧,所以历来学术界对于程、苏之争甚少关注。但是,苏轼反对理学家程颐,同他作为文学家的思想、性格密切相关;如何看待“人情”,同样也是     

《桂海虞衡志》--南宋时期桂林的旅游百科全书--桂林古代旅游文献述评之二

桂林地处岭南而远离中原,自南北朝以来,直到唐代之际,一直作为朝廷贬官的放逐之地或朝廷争斗失败者、失意者的谪贬、流放之所。在这个历史时期之中,无数“落南”的贬官或落败、失意者们,虽然遭受了他们宦海浮沉中的挫折,饱尝了无尽的辛酸苦楚,有的甚至在桂林这块土地上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桂林秀美的山光水色给他们以心灵的安慰、人生的慰藉或希望的寄托,让他们重新燃起生活的信心、鼓起奋斗的勇气。其中比较著名的贬官,如南北朝时代的颜延之;唐代的宋之问、褚遂良、张九龄等,他们原来都是     

苏轼在岭南的诗歌创作与情感心态

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认为托诗意讥讽朝政被贬至荒蛮落后的岭南惠州,随后被放逐更遥远的儋州。在环境恶劣的贬谪地岭南,处境艰难的苏轼依然创作了大量反映自身情感心态的诗歌。从贬谪初期难以适应的苦楚到怡然自得的融入,从绝望惶恐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豁达从容,这些情感心态的转变在苏轼岭南诗歌中得以充分体现。     

苏轼的岭南贬谪生活与《和陶诗》的境界

考诸苏轼《和陶诗》的创作过程,不难发现,苏轼被贬谪到岭南的惠州、儋州之后,《和陶诗》才开始大量出现。这充分说明了艰苦卓绝的岭南贬谪生活经历不仅是《和陶诗》创作动机的触媒和人生境界的转变,而且也是其人生体验的极致和审美体验的升华,同时还是其宦海生涯的反思与总结。而这一视角却少有论者涉及到。因此,研究苏轼之岭南贬谪生活体验与《和陶诗》之境界的关系也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说郛本《趋朝事类》考略

载于说郛的《趋朝事类》是传世的一个孤本,虽为节录本,但因其中保存了部分宋代官品令等职官典制而弥足珍贵。该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条法事类体的法律汇编,而是书商将上朝必须知晓的法律规范和典制分门别类汇编而成的辞书体笔记。该书成于南宋理宗淳二年之后。书中所载《官品令》当摘自淳二年修订的《淳重修敕令格式》之《官品令》,对于研究南宋官制以及宫廷制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唐代流人与岭南开发研究

流放和贬谪岭南是唐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唐代流人身份复杂,人数众多,对岭南全面开发造成深刻影响。唐前期流人呈现出身份较高和成批流贬的特点,对提高岭南文化品位作用显著;中后期高官贵族的流贬数量减少,中下级官吏和平民百姓的流贬数量相应增加,从而在更广的层面上影响了岭南地区的社会生活。     

唐宋历史地理与诗歌地理中的岭南

在唐宋的历史地理中,岭南包括现今的广东、广西、海南的广大地区和越南的一部分,这时候中原人士对于岭南的认知是偏僻边远、蛮荒贫穷的落后区域,而在政治上,岭南也是罪臣逐客的迁谪流放之地。在诗歌地理中,受荒服之地观念的影响,唐诗地理中的岭南等同于失意人生与生命的沉沦,瘴雨蛮烟是其经典的意象。宋代诗人继承了唐诗对岭南地理的普遍认知,并使瘴雨蛮烟意象蔚为大观,但在儒释道思想融合的影响下,江南意象的比对运用及岭南日常生活的大量描绘,使诗歌中的岭南呈现出一片自适闲逸。岭南遂由瘴乡蛮地有了“大舜隐真之地,达人循迹之乡”的意味。     

关于北宋前期的尚书省

北宋前期的尚书省由于历史原因而成闲散机构,有名无实,但其在宋人心目中地位尊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仍有较大影响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北宋臣僚为恢复尚书省作出了积极努力,为宋神宗元丰官制改革积累了经验,铺平了道路。     

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考论

宋词名篇《江城子·密州出猎》的典故使用问题向来是学者争议热点,考苏轼任职密州前后仕宦背景及其相关诗文可知,本词用汉代冯唐之典自比魏尚无疑。该词抒情性质,亦非表现作者安边之志,而是表达他期待重获朝廷信任,走出政治逆境之情怀。     

苏东坡论

苏轼是一位悲剧人物。生前,他屡遭贬逐、流放、坐牢;死后,又曾被论定为守旧,顽固甚至两面派。其实,放在时代的天平上衡量,苏东坡不但是我国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站在时代前哨的政治家、思想家。这篇论文不可能论说苏轼的全部历史,只是评述几个有争议的问题:一、苏轼的政     

苏轼晚年的科学哲学思想初探

苏轼晚年在被贬儋州时,由于客观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环境所迫,其科学哲学思想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出现了新的变化,特别是面临最艰难的人生困境,苏轼不得不以一种新的哲学态度来重新审视和矫正他的生活坐标.对苏轼来说,那一次次的流放生活和险恶的官场体验,使他逐渐地脱离了封建士大夫的那种腐臭之气,并通过特定的田园式生活而与广大的黎民百姓慢慢地融为了一体.     

论清中期岭南士人的女性观

清中期岭南士人女性观的形成既受个人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的影响,又受到清初岭南士人女性观的影响,既与岭南社会息息相关,又无时不受到朝廷皇权的干预和教化。总体来说,清中期岭南士人重视女性的节义、孝行和才智,同情社会底层女性,鞭挞丑恶,与皇权所倡导的传统儒家的观念相合,亦带有岭南社会的印记。     

唐代臣僚与道教的关系

唐代道教与社会政治紧密结合,除了统治者非常重视研究和利用道家学说及道教方术外,臣僚中的一些政治改革家、社会批判思想家也常从道家或道教中寻找理论武器,借以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产生了一批有成就的道家(道教)学者,他们通过注解老庄,阐发道家哲理,撰写了一批卓越的道家著作,推进了道家理论的发展.道教不仅渗入政治生活,也渗入了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关键词) 道教;唐代臣僚;道举制度     

论宋代文人的谪居心态

宋代为防止文官专权,采用三省分权制衡的体制和台谏监督弹劾制度,朝廷官员被贬谪、流放是其政治生活中如影随形般的常事。但由于宋代实行优渥知识分子的政策,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及儒、释、道三教合一等因素的影响,被贬谪的文人士大夫的谪居心态与前此历代有明显的不同,其谪居心态一般都比较稳定、平和,不走极端,并且总能找到各种方法来消解谪居的苦闷,调节自己这段人生低谷时期的心态和生活。     

唐代岭南地区的贬流之人

贬流,指贬谪与流放。贬谪限于仕宦阶层,秦汉时已见端倪;流放则包括了所有阶层的人犯。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惩罚罪人的强制性手段,二者虽不尽相同,但性质类似,故人们往往将其相提并论。唐代为中国历史上贬流之人产生的高峰时期,而岭南,①则系唐代发遣贬流者的主要地区...     

苏轼在黄州

苏轼(一○三六——一一○一)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他是北宋比较关心民间疾苦,富有爱国精神的著名文学家。他同王安石都主张革新,但在改革什么,如何改革的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他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一些元老重臣因反对新法纷纷离开朝廷,王安石不得不重用一些“新进勇锐之人”,其中也混进了一些野心家、投机派。自熙宁四年(一○七一)起,苏轼离开朝廷,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山东诸城)知州、徐州知州。元丰二年(一○七九),苏轼改知湖州(今浙江吴兴),他在《湖州谢表》中说,神宗“知其(自指)     

论唐代流放制度

翻开唐代历史,有关流放的记载比比皆是,从王公大臣到文人墨客,以至黎民百姓,都不乏被流放者。流放制度对唐代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是唐代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加以研究与讨论。 一、唐代流放的种类与应用 流放在我国古代虽然起源较早,但到北魏方列入五刑,北周始有比较明确的量刑标准,唐代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制度,使之趋于完善与成熟,形成为一套比较系统的刑罚体系。     

论苏轼的生活遭遇对其散文创作的影响

<正> 苏轼是北宋伟大的文学家,他的散文创作代表了北宋散文的最高成就.苏轼的创作活动,前后跨越四十多年,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其时正值北宋政局多变,党争蜂起,苏拭步入仕途不久,就卷入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漩涡.他一生的道路坎坷不平,经历了两次在朝任职——熙宁年初入朝直史馆;元祐初年受高太后器重,骤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又两次被排挤出朝廷任地方官——熙宁四年至元丰二年先后出任杭州通制及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元祐、绍圣年间频繁出入朝廷,先后知杭州、颖州、杨州、定州.他还有两次遭受严酷的政治迫害而被贬斥——元丰贬居黄州、绍圣贬居惠州、儋州.这种大起大落、升沉不定的生活经历,反映在他的创作中,形成了他复杂矛盾而又多变的思想面貌和艺术风格.苏轼一生的足迹,西起巴蜀、东至江淮、北临冀北、南极岭海,几乎遍布大半个中国.其历见之广博、交往之深广,均可谓得天独厚.加上其才识之卓绝、胸怀之旷达、艺术修养之高超、笔耕之勤奋,形成了其创作内容的极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